嚴佑民

嚴佑民，1918年4月出生於陝西省澄城縣寺前鎮東街村。幼年喪父，由寡母撫育成人。

1934年入陝西華縣鹹林中學學習，1935年10月在鹹林中學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追求光明和真理，曾因領導學生鬥爭受到敵人追捕。

1937年4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陝西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政宣傳幹事。

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學習。

1939年4月從延安到大別山任中共舒城縣委書記。

此後歷任中共鄂豫皖區黨委、舒城縣委書記，中共津浦路西區黨委定鳳、懷中縣縣委委員兼定遠縣民運部部長，中共鳳陽縣委組織部長，懷遠、合巢縣委書記兼總隊政委等職。期間1940年5月至6月在廣興集一帶開展黨的工作，任中共合肥縣委書記；1941年7月至10月再任合肥縣委書記。

1942年11月起從事公安工作，歷任皖江行署公安局副局長，皖中軍區鋤奸部部長。

1945年抗戰勝利後，嚴佑民奉命到東北開闢新根據地。

解放戰爭期間歷任中共遼寧省第三地委委員兼社會部部長，撫順市公安局局長，中共吉林市委委員兼社會部部長，中共牡丹江省委委員兼社會部部長，牡丹江省公安處處長，中共東北鐵路總局黨委委員，東北鐵路總局公安局局長，東北鐵路總局公安總隊總隊長兼政委、總隊黨委書記等職，為開創鐵路公安保衞工作局面，為東北解放和黨的公安保衞事業建立了特殊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在公安政法戰線擔任領導工作，歷任中央內衞第四師政委兼黨委書記，公安十二師政委兼黨委書記，公安部交通保衞局副局長、局長，公安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中共政法小組成員，中央政法機關黨委書記。為貫徹黨的公安方針政策，加強公安隊伍建設嘔心瀝血。

十年動亂中，曾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入獄七年，但嚴佑民堅信真理，對共產主義事業忠貞不渝。

1975年10月恢復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長。

l976年10月任中央派赴上海工作組成員。

197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後兼任上海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1981年2月，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紀委第一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紀委委員。

1983年任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派駐廣東省委聯絡組組長。

1985年為中央派駐中南五省整黨巡視組組長，後任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等職。嚴佑民一生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等作出了突出貢獻。

嚴佑民同志是黨的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屆人大代表。

嚴佑民為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奮鬥了60多個春秋。

夫人林軒，湖北武昌市人，生於1917年9月，1935年參加革命，與嚴佑民相攜相伴，並肩戰鬥近60載，2002年4月28日病逝，生前繫上海市委督查辦公室副主任，享副市長級待遇。

嚴佑民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1年7月1日13時50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終年83歲。

嚴佑民同志在身患重病期間立下遺囑，將遺體獻給醫學事業。

2001年7月7日，各界人士400多人懷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龍華殯儀館，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嚴佑民同志送別。

嚴佑民同志病重住院和逝世後，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吳邦國、黃菊、曾慶紅、葉選平、胡啓立、陳錦華，以及宋平、薄一波、宋任窮、張勁夫、習仲勳、彭衝、谷牧、倪志福、劉復之等，曾前往醫院看望或用各種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向其家屬表示慰問。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嚴佑民同志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他堅決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耄耋之年仍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為上海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獻計獻策。

嚴佑民同志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人民羣眾滿腔熱忱。他作風民主，光明磊落，生活簡樸，嚴於律己，並嚴格要求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重病期間，他與病魔作頑強鬥爭，立下遺囑，要求身後喪事從簡，將遺體獻給醫學事業。

嚴佑民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事業。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

嚴佑民是中共組建鐵路公安保衞工作的創始人。1948年夏，牡丹江省的建制撤銷，時任省公安處長（也是省委社會部長）的嚴佑民調任新組建的東北鐵路公安局局長。當時，東北鐵路公安局機關有幾十名幹部；幾千公里鐵路線上只齊齊哈爾和牡丹江分別設有公安分處，共有幾十名幹部；少數幾個地區設有鐵路公安特派員。而對於負責幾百個大小車站和上百對客車，每天運送旅客幾十萬計和數以萬計噸位物資的運輸部門，則基本上沒有開展公安保衞工作。大、中城市所在地的車站，則由所在地市縣公安機關派出的公安檢查站維持局面。嚴佑民到職後，於短短的三年內，建立和健全了東北鐵路公安的體制和運行機制，較好地完成了公安保衞工作任務。

1952年，東北鐵路公安局撤銷，其擔負的工作任務，融入公安部交通保衞局（即第十局）。嚴佑民先任副局長，後為局長。在全國解放前後，逃到香港和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的一批人，組成了“大陸鐵路黨務工作委員會”，專門從事對內地鐵路的破壞活動。公安部十局組織有關省市和鐵路公安的偵察部門，開展偵察工作，並定名為“十二號專案”。〖JP2〗在十幾年內，先後捕獲涉及此案的派遣和潛伏的特務分子110名，其中包括專事爆炸鐵路的特工，繳獲電台10部、特務經費一大批。

1964年，嚴佑民被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當年年底，中共中央命令公安部組建“四清”工作團，以謝富治為團長，嚴佑民、尹肇之為副團長，在北京的鋼鐵企業開展“四清”運動。日常工作由嚴佑民負責。1965年，嚴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是直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聯繫和協調公安部、內務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嚴佑民被誣為“盜竊中央檔案”，蒙冤入獄4年。他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由於上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老巢，黨中央向上海派出以蘇振華、倪志福、彭衝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央工作組。與此同時，中央緊急抽調和集中了國家機關的一批幹部，組成一個強大的中央工作組去協助蘇、倪、彭工作。其中就有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嚴佑民。他是中央工作組的領導成員之一，分工負責上海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和專案工作。沒過多久，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後來蘇振華、倪志福奉調回中央工作，彭衝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嚴佑民任上海市委書記，後來還兼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在中央工作組於10月20日全部抵達上海之前，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餘黨正在醖釀發動一次與中央相對抗的武裝叛亂。他們手中有號稱“百萬”的民兵（絕大多數是受矇蔽的工人羣眾），有4000餘支步槍和380萬發子彈以及其他武器。張春橋在9月28日還派人到上海傳達了他的口諭：“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嚴佑民一到上海，就具體協助蘇、倪、彭三位及時制止了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餘黨的武裝叛亂陰謀。他們依靠當地的幹部羣眾，從幾十人的小會到萬人大會，層層宣傳，曉以利害，講明政策，把百萬民兵中的絕大多數人團結過來。對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餘黨中的骨幹，也是分化瓦解，政策攻心，使他們舉步維艱，不敢輕舉妄動。中央工作組採取的每個舉措都比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餘黨的妄想要快幾個節拍並有力得多，從而弭大禍於未發，不動一兵一卒，未發一槍一彈，化解了這場災難；實際上也是挽救了無數被矇蔽的民兵，保護了廣大羣眾。嚴佑民在上海幾年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死黨的專案。他專心致志，夜以繼日，同協助他工作的“運動辦公室”整天整月整年泡在一起。到1979年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重大事件，摧毀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幫派體系。全市被列入清查範圍的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離、停職、離職的有1683人，包括處理和懲辦了打砸搶分子458人。

在1981年7月舉行的中紀委清查工作會議上，上海市被列為清查工作比較徹底的第一類。上海在清查工作中獲得的“四人幫”（即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證，有98件被選入中央印發的《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中。主持審判“四人幫”的彭真對嚴佑民説：“我管清查‘四人幫’這件事，看的材料這麼多（用手比畫有一人高）。我看的結果表明，只有上海搞的材料最多，情況最清楚。”彭真還説：“上海的清查最徹底，審判‘四人幫’時，上海提供的材料佔三分之一。沒有上海的材料，審判‘四人幫’就無法進行。”

1981年1月，他從上海調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兼省紀委第一書記。到安徽不久，他就和中組部原副部長李步新一起來到當年新四軍七師師部所在地無為縣看望鄉親們。當看到解放那麼多年，鄉親們的生活狀況沒有多大改變時，他心情沉重，好一會兒沒有説話。在回程的路上，他動情地説：“如果我們再不把經濟搞上去，怎麼對得起革命老區的人民？”他到任頭一年，就帶領幹部到安徽比較貧困的阜陽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一個縣一個縣地走，瞭解農民羣眾的生產情況、生活狀況。同農村的幹部座談，同農民一起商議發展生產門路。他支持農民進行家庭聯產承包，鼓勵農民在種好莊稼的同時，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多種經營，發展養殖業，興辦鄉鎮企業。他給農民羣眾出了很多發展經濟的好點子，如建議農村的幹部到上海請一些有技術的退休工人，到當地來幫助辦企業，借用上海的技術力量發展安徽農村的經濟。在安徽工作的兩年多時間，嚴佑民幾乎沒有一個星期天，沒有一個節假日。他常常利用休息時間到郊縣田間地頭，瞭解民情。有一次，在農村調查研究過程中，發現有些農民靠種油菜增加收入，但是銷售出現了問題，大量的油菜籽上市後，卻賣不出去，農民只能將它堆在家裏，造成損失和浪費。嚴佑民瞭解這些情況後，立即讓身邊幹部與上海市分管財貿的副市長裴先白聯繫，請求上海幫助拓展銷路。

1982年6月，正值油菜籽登場、小麥開鐮、中稻栽秧的農忙季節，嚴佑民輕車簡從，來到了當年在全國最早實行“雙包責任制”（包產到户、包乾到户）的滁縣地區。從定遠縣開始，然後是嘉山、滁縣、來安、天長、全椒，每到一縣，嚴佑民與地委、縣委的幹部和來自農村基層的幹部羣眾一起，開座談會，走訪區社、工廠、林場、農户、糧站、農業科技推廣中心和中學，對農村基層工作中的一些重點問題進行了仔細而深刻的調查。他把如何加強基層工作領導，進一步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如何更好地組織農民學習文化知識、提高農民生產致富能力，作為思考的重點。當嚴佑民瞭解到當時滁縣地區的區、公社領導班子平均年齡已高達50歲，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幹部佔80%以上等情況時，他敏鋭地感覺到，當時的農村基層領導班子存在年齡偏大、文化偏低、專業知識缺乏等問題。經過深思熟慮，向安徽省委提出了促進農村基層領導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三大意見：第一，拓寬視野，面向社會，從回鄉知識青年中“求賢取士”。第二，研究政策，營造機制，千方百計培養和吸收各種人才。第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農村基層幹部。從求賢、養賢到留賢，嚴佑民這三大意見，從實現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目的，系統闡述了農村基層領導班子的源頭建設、制度建設和體制建設，可操作性強，非常富有針對性和人情味。這些意見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的重視。1982年8月14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用較大篇幅摘刊了嚴佑民的這三條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