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事件

1917年新生蘇維埃政權誕生僅半年多時間，就遭到了十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武裝干涉，與此同時，國內戰爭爆發。為了打贏戰爭，捍衞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新社會，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實行工業國有化，剝奪剝奪者，加強勞動對資本的進攻，由沒收大企業到沒收中小企業；從糧食壟斷、禁止私人買賣糧食到餘糧徵集制，以保證城市居民和紅軍有飯吃；限制市場和私人貿易，實行商業國有化；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實行勞動義務制和勞動軍事化。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佈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額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落實這項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着武器的徵糧隊。徵糧隊常常無視農民的懇求強行將農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特別是將為數不少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給鎮壓或懲處了，這自然激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發了暴動。 ^[3] 

內戰結束後，蘇俄迫切進入正常發展的軌道，然而蘇維埃中央卻採取了空想的態度，將戰爭時期遺留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作為發展戰略。由於不顧條件，強令大中企業全部收歸國有，致使不少企業減產或倒閉，1920年工業總產值下降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貿易後，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沒有相應發展，影響了日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正常供應；工業生產的總管理局體制造成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出現官僚主義滋長、經濟效益低下現象；特別是餘糧收集制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徵收的不僅僅是餘糧，必需的口糧和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徵收，嚴重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

戰時共產主義無視俄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基本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採取純粹軍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急於超階段地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到1920年底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的情況下，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沒有因非常時期結束而收縮，反而進一步加強。如餘糧收集制擴大到棉花、麻類、皮革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國有化有大中企業推廣到廣大小企業，進一步取締一切私人貿易活動等等，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當時俄國社會能夠容納的水平，結果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生產的下降。

1920年，托洛茨基從烏拉爾地區考查，得出結果，戰時共產主義必須終止，必須用糧食税取代餘糧收集制，必須恢復市場。考查歸來，托洛茨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新經濟政策的雛形。然而，這一思想被否定。

接下來，蘇維埃開始掀起長時間的工會問題論戰，無視俄國社會的形勢發展。而此時，即1920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爆發農民起義，工人罷工。動亂再也無法制止。

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來自南俄和烏克蘭農業區的年輕農民。他們或通過休假的方式，或通過書信的方式，始終跟故鄉農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3]  ，對農村、農民以及農業的狀況一清二楚。農民們日益激烈的不滿情緒，廣大農村地區日益加劇的衝突、仇視和反抗，農業的凋敝敗落，無不深刻地刺激並影響着這些水兵們。在關於暴動的調查報告中，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阿格拉諾夫就寫道：“……對一些暴動參加者的審訊表明：海軍和紅軍中的不滿情緒幾乎同農民一樣激烈，難以控制的不滿情緒主要由從家鄉農村傳來的消息而鬱積起來的，這些人一直同農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家鄉常常給他們捎來關於農村經濟危機、地方政府濫用權力、餘糧徵集的不堪重負等等的壞消息……”

喀琅施塔得海軍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先鋒的角色。喀琅施塔得要塞位於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1917年2月，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水兵爆發起義，3月分佈在其他基地的整個波羅的海艦隊水兵起義。11月7日，波羅的海艦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炮擊冬宮，發出了十月革命開始的信號。而這發出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戰艦，正是從喀琅施塔得基地開出的。事實上，早在1905年俄國黑海艦隊戰列艦波特馬金號的水手就發生過起義。 ^[2] 

駐在彼得格勒海域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受彼得格勒騷動的影響，於1921年2月28日發動“叛亂”。3月1日，喀琅施塔得暴動水兵召開全體會議並通過了一個決議，主要提出了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要求，如經濟方面的要求主要有：“對全體勞動者均等供應口糧”，“實行工會和農民聯盟集會自由”，“應給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權，因為他們希望這樣，並希望有以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僱用勞力餵養和使用的牲畜”，“允許以自身的力量進行自由手工業生產”。政治方面的要求主要有：“鑑於現蘇維埃不能代表工人和農民的意志，應立刻通過無記名投票重新選舉蘇維埃，在選舉前應對全體工人和農民進行公開的事先宣傳”，“對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左翼社會黨派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立刻撤除所有阻擊隊”，“撤銷各類政治部，因為任何一個黨都不能享有宣傳自己思想的特權……代之應建立由當地選舉的文化教育委員會，由國家撥給其資金”，“我們要求所有決議廣泛地在報刊上公佈”。3月3日，彼得格勒省肅反委員會呈交給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密電中全文抄錄了這份決議。

喀琅施塔得水兵在3月2日的集會上譴責布爾什維克血腥毀滅的三年。要求舉行新的完全自由的秘密選舉，要求言論自由，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平等分配食物，取消貿易限制，手工業和小工業自由發展，不得限制農民蓄養牲畜，等等。

他們在呼籲書上説，十月革命是在權利和自由的口號下取得的，而現在布爾什維克一黨獨攬大權，把專政的機器凌駕在其它社會主義政黨頭上、凌駕到工農兵頭上，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黨的特權地位，“任何政黨都不能享有特權並從國家領取經費”。一共兩萬六千水兵，其中兩千六百黨員，那種情況下有九百人退黨，就等着俄共（布）十大召開，等着列寧表態。

水兵的要求首先表達了對蘇維埃的嚴重不滿，其次宣佈了對恢復農村經濟和商品經濟的要求，包含着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表明這是一次農民性質的起義。

面對這種形勢，列寧在派加里寧作為政府特使前往勸説水兵停止叛亂無效後，決定採取武力鎮壓措施。他説，“我要讓你們幾十年裏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

1921年3月2日，列寧、托洛茨基聯合署名的《蘇俄勞動國防委員會的號召書》稱： “勞動國防委員會決定”，“宣佈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嚴”。同一天，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宣佈對彼得格勒防區實施戒嚴的命令：“……對於不執行上述命令的犯罪分子，應按戒嚴法予以查辦。如若在街上有人羣聚集，部隊可動用武器。如有抵抗者，一律就地槍決！”3月8日，對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鎮壓行動全面展開。3月14日北方軍隊集羣司令下達了關於強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命令：“在奪取要塞時應嚴厲鎮壓兵變者，處決那裏的士兵不要有絲毫的憐憫。在要塞不要讓士兵耽誤一分鐘，應讓他們儘快去達到戰鬥任務的最終目的。”3月17日，第七集團軍司令圖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軍隊集羣再次下達了關於強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南方軍隊集羣司令今天應最終佔領城市，並在其中實行鐵的紀律”，“在協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隊進行城市中的巷戰”。也正是在這份命令中，圖哈切夫斯基命令：“炮監應下令不晚於明天用窒息性氣體和有毒氣體的炸彈向‘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托波爾’號發起進攻”。

圖哈切夫斯基率領8萬紅軍前往鎮壓。隨後陸海軍人民委員托洛茨基也前往督戰。托洛茨基很不情願地帶領大批軍隊開赴喀琅施塔得。其間因冰河開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戰鬥便溺水身亡。托洛茨基命令，水兵若不投降，就像打靶一樣，一個一個地擊斃。果然水兵沒有一個願意放下武器。圖哈切夫斯基就用大炮重重轟擊喀琅施塔得，最後在契卡（cheka，全俄肅反委員會）部隊趕赴現場後，水兵“叛亂”終於被徹底壓下去。

經過激烈戰鬥，紅軍於3月18日晨佔領了要塞，平定了叛亂。當日，南方軍隊集羣參謀部發來密電報告，“整個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紅軍佔領了”，“兵變者革命委員會已逃亡芬蘭”。 ^[3] 

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堅決，使大約一萬紅軍被打死、致殘或失蹤。連託落茨基也驚呼從未見過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亂者。而喀琅施塔水兵隊伍約有26000人，沒有一個人投降。其中，八千人跑到芬蘭，有一千多人內訌。二戰以後斯大林又把逃到芬蘭的人捕捉回來，關到集中營裏去。

成千上萬具屍體被留在結冰的波羅的海上，隨着冰的融化產生了污染芬蘭灣水區的問題，直到3個月後才得以解決。根據解密檔案文件，從3月20日到4月15日，共計3000名“積極的叛亂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處以極刑。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團、共和國芬蘭邊界防衞特別部代表團、芬蘭邊界防衞特別部喀琅施塔得專門處特別三人小組和彼得格勒軍區軍事法庭共計對2103人判處了槍決，對6459人判處了刑期不等的監禁。

事後，據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公佈的材料，海軍中30%的黨員參加了起義，40%的黨員宣佈中立。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象徵意義大於其實際意義，這次事件在布爾什維克看來無疑是一場悲劇，而在其反對勢力看來則象徵着布爾什維克的失敗，這在於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十月革命中極為特殊的地位。1917年俄國革命普遍得到了俄國水兵的大力支持。1906年的維亞普里革命中，起義水兵控制了赫爾辛基附近的許多岸防工事和要塞，但是在仍然對沙皇政府效忠的波羅的海艦隊猛烈轟炸下，起義被鎮壓。喀琅施塔得水兵曾是十月革命最重要支柱之一，其中1/10是布爾什維克黨黨員，曾被蘇共領導人稱為十月革命的“榮光和驕傲”。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激烈反抗行為也深深震撼了列寧。3月15日，他立即召開了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宣佈停止執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努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撫慰人民不滿，保住蘇維埃政權。同時，派出約300名有軍事經驗的代表加強第7集團軍。

久拖不決的新經濟政策終於得到實行，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以徵收糧食税代替餘糧收集制。農民按國家規定交納一定的糧食税，超過税額的餘糧歸個人所有，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僱傭工人。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 ，蘇維埃政權通過關於交換的法令，宣佈實行產品交換。

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餘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範圍內進行商業往來。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年11月，人民委員會發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重新建立了工業與農業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繫，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受到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歡迎，使1921年的危機迅速得到克服 。 ^[1] 

暴動一發生，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領導人就給暴動定性為“受外國勢力支持的白衞軍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反革命叛亂”。1921年3月2日，由蘇俄政府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聯合署名的《蘇俄勞動國防委員會的號召書》，則更明確地將這起軍人暴動定性為“白衞軍的新的陰謀”，“舊俄將軍科茲洛夫斯基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軍艦的叛亂”。

上述定性，成為後來蘇聯政府一直延續下來的官方説法，如1980年蘇聯百科全書出版社首次出版、1983年再版的《蘇聯百科辭典》，就將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稱作“喀琅施塔得叛亂”：“1921年2月28日至3月18日在喀琅施塔得發生的反對蘇維埃的叛亂，由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分子勾結白衞軍和外國干涉者策劃。紅軍部隊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代表們的參與下，平息了叛亂。”一直至1991年底蘇聯解體，這種定性不曾有過改變。

從解密檔案文件中找不出可以支撐蘇聯官方界説成立的文獻根據，相反，這些文件表明：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並不是由什麼政治組織事先預謀策劃的，而是自發的。比如，在暴動被蘇俄政府鎮壓後，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阿格拉諾夫於1921年4月5日，呈交給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暴動調查結果的報告就指出：“偵查材料無法確定，在兵變發生之前，反革命組織在要塞指揮人員中做過什麼工作，也未發現協約國間諜的活動。運動的整個過程都説明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兵變是由某個在它發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組織發起的，那麼這個組織無論如何不會把它安排在那個時候，因為剩下的燃料、糧食儲備僅夠兩週用，而且在冰面解凍之前也有太長的時間可以安排。”

這份報告還揭示了喀琅施塔得軍民對於蘇俄政府所聲稱的兵變的發動者是協約國間諜和沙俄將軍等説辭的強烈反應：“這裏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是，彼得格勒國防委員會勞動防衞會議對喀琅施塔得居民發出的號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號召説協約國間諜和科茲洛夫斯基將軍是兵變的發動者。而當時廣大的羣眾幾乎不知道誰是科茲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羣眾自己覺悟到這一運動的自發性而更加相信羣眾自身的力量，他們充滿了好戰的熱情，認為白衞軍間諜不可能在他們中間工作。幾乎所有的蘇維埃政府的號召不經刪減地就刊登在喀琅施塔得報刊上。”

這份報告還明確指出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與蘇俄境內外的反革命政黨或組織沒有聯繫：“……這樣的聯繫並未建立。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兵變是自發產生的，要塞的幾乎所有居民和駐防軍都捲入了這一漩渦……這一運動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反映，是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對蘇維埃政權糧食政策的不滿，是他們對政權加於小私有者自由週轉上的桎梏的公開反抗。原料危機，隨後發生的縮減運輸工具和部分工業企業停產，飢餓加劇——所有這些都加速了不滿的爆發。”

1921年4月18日，即軍人暴動被徹底平定後，全俄肅反委員會負責人薩姆索諾夫給芬蘭邊界特別防衞部發了一份密電，要求對方“緊急電告：有沒有確切的資料可以證明左派社會革命黨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了領導作用。公告需要你們所擁有的確切資料才能確定”。這份密電錶明，即便在暴動被徹底平定後，蘇俄政府仍沒有掌握暴動是社會革命黨人策劃的陰謀的證據。

蘇聯解體後的1994年1月11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發佈命令，宣佈參與喀琅施塔得事件者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