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穎

周穎在天津讀書時，曾隨姐姐參加五四運動。當時，她姐姐周之廉和周恩來、鄧穎超等都是覺悟社的最早成員，周穎為覺悟社最小的社員。當週恩來等因學潮被羈押後，周穎就成了為他們送飯、傳消息的“小交通”。 ^[1] 

1922 年，周穎考入直隸女師，1925 年五卅運動時，擔任該校學生會主席，領導學生遊行示威。在天津讀完書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就到南京考取了中國國民黨黨務學校，為該校第一期畢業生。 ^[1] 

九一八事變後，她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系讀書，與胡風等組織新興文化研究會，出版油印刊物《文化之光》，宣傳抗日主張。1933 年，周穎被日本刑廳逮捕，她是被驅逐愛國留學生中的唯一女性。周穎回到上海後，先後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蜂社、劇聯等抗日救國組織，同時還創辦中國藝術供應社，該社是當時左翼戲劇家聯盟公開事業的一部分。 ^[1]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周穎從上海到了湖北，參與鄂北抗日遊擊活動。1940 年到1946年間，周穎任重慶世界紅十字會北泉慈幼院保育主任，參加朱學範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擔任該會重慶工人福利社主任等。1943 年，參加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1946 年 8 月6日200 多名國民黨武裝軍警和特務，包圍了福利社，逮捕了周穎等 38 位同志。事發後，《新華日報》立即進行了報道，工人紛紛抗議，朱學範在上海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最後，國民黨不得不予釋放。獲釋後來到香港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籌建工作，被選為常委。 ^[1] 

周穎於 1949 年初來到李家莊，是為了參加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1] 

當時中央婦委機關住在東柏坡村，中央婦委書記蔡暢在東北解放區工作，由副書記鄧穎超擔任中央婦委代理書記，中央婦委對外稱工校“女生部”1948 年5月 15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婦女工作的指示》，指出:“婦女在解放區的地位一天天重要，成為各項運動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發動廣大婦女羣眾參加土改、支前、生產、管理政權等工作，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各級黨的領導機關應設婦女工作的專門部門”“黨委應將婦女工作列入議程，定時討論檢查，改善對婦女工作幹部的政治待遇，黨應選派最好的女幹部做婦女工作”。隨着解放區的擴大，婦女工作也逐漸統一集中。1948 年5 月，分散在各解放區參加地改革的中央婦委同志陸續歸來。25日，鄧穎超主持召開中央婦委會議，會上，她系統地談了中央婦委的性質作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等加強中央婦委建設的重要意見，很快健全了中央婦委的機構班子。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弱時多次和中央婦委負責人鄧穎超、帥孟奇、羅瓊等人談話，指出，今後婦女工作不僅限於農村，要學會做城市婦女和民主黨派中的婦女工作。9月 8 日至13 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寫的《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中提出:“明年上半年，將召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成立全國民主婦女聯合大會。”9月 20 日至10 月6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華北、華中、西北、山東、華南等解放區的婦女幹部 85人，還有中央直屬機關 80 多名男女幹部列席，會議提出準備召開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12 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準備事項的通知》，對會議召開的時間、代表總名額、名額分配、代表產生辦法議程等作了明確的規定。《通知》發出後，得到各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和國統區進步婦女團體的熱烈響應。 ^[1] 

1949 年初，國統區的一些婦女界知名人士李德全、許廣平、沈茲九、曹孟君、劉清揚等，還有女工代表湯桂芬、女學生代表張毓芬、著名記者楊剛等，陸續來到解放區，周穎也應邀前來，住在離西柏坡不遠的李家莊。1949年1月12日，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西柏坡成立，委員 73人，常務委員 22 人。選舉蔡暢為主任，鄧穎超、李德全為副主任，張琴秋為秘書長，孫文淑、曾憲植為副秘書長。周穎被選為籌備會的常務委員。 ^[1]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2]  1988年當選為民革中央監委會副主席。 ^[2] 

姐姐：周之廉

周之廉是時代青年的先覺者。五四運動時，周之廉為直隸女師學生總代表，攜手與鄧穎超等人並肩戰鬥。她加入覺悟社時的代號是3。她組織、參與出版刊物《覺悟》，討論研究新思潮，積極領導青年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1920年夏，覺悟社被軍閥解散後，她曾三次對被捕入獄的郭隆真進行營救，但未能奏效。 ^[3]  周之廉院長一生救助孤殘兒童上千人，被陶行知譽為“中國的馬卡連柯”。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