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欽嶽

1899年，生於巴縣長生鄉。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

1919年10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被強迫遣送回國。

1922年周欽嶽任《新蜀報》總編輯後，陳毅、蕭楚女、漆南薰先後被聘為主筆。這一時期，該報思想活躍，言論犀利，發表了不少社論和時評，成為傳播新文化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陣地。1927年重慶發生三·三一慘案，漆南薰被軍閥殺害，周欽嶽、宋南軒被迫離開報社，報紙停刊20余天。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重慶“三·三一慘案”後離渝到武漢、任國民革命軍第11軍第26師政治部主任。後流亡上海、日本等地，參加工人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1942年派特務燒燬該報編輯部和印刷廠。

1935年秋返回重慶，續任《新蜀報》總經理、社長。抗戰時期，周欽嶽受周恩來的委託，為《新華日報》遷重慶提供幫助。

1945年《新蜀報》被軍統特務佔用，周欽嶽到香港參加反內戰、反獨裁的鬥爭。重慶解放後，該報被人民政府接管，1950年夏停辦。

1949年11月赴北京參加政協會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重慶解放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重慶市文化局長、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第一至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 

《新蜀報》是由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等人創辦，1921年2月1日在重慶出版。創辦的宗旨是“輸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識”，系四川當時的進步報刊之一。社址設在商業場白象街。1922年5月改組，恰好陳毅、周飲嶽回逾，報社請他們擔任主筆和編輯。是年秋周欽嶽接任總編輯；1923年春陳毅去北京，由肖楚女來川繼任主筆。從此，《新蜀報》便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四川新聞界，為日益高漲的人民革命大潮推波助瀾。

周欽嶽放手支持肖楚女鞭打時弊的言論。當時肖楚女已是共產黨員，1924年9月被委派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駐川特派員，負責領導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肖楚女思想覺悟高，文化素養好，有理論水平，他的文章頗受讀者歡迎。《新蜀報》在兩年時間裏發行數量突破兩千大關。該報還特闢了“社會黑幕”專欄，揭露軍閥橫行，政治腐敗，同時為人民發出呼聲而伸張了正義。1924年秋；該報報導了楊闇公、肖楚女、童庸生等發起的“四串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成立的消息；同年11月針對重慶發生日本“德陽丸”事件，又登載了肖楚女等鍵寫的大量控訴日帝侵華罪行的文章，使民眾拍手稱快，“也使統治者驚恐惱怒。王陵基準備派兵抓肖楚女，幸而周飲嶽消息靈通，及時掩護肖楚女離川赴上海。

隨後，周飲嶽又延聘漆南薰任《新蜀報》主筆，主寫該報社論。漆南薰名漆樹茶，四川江津李市壩（鄉）人，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曾出版30萬字的專著《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舊中國在列強侵略下的經濟狀況，文章深入淺出，備受諸者喜愛。漆南薰返重慶後，目睹四川變成“軍械的世界”、“鴉片的世界”燃起了他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滿腔怒火，在《新蜀報》任職期間，‘幾乎每天都有一至二篇富有戰鬥性和鼓動性的社論或短評見報。周飲嶽認為，雖然走了肖楚女，卻又來了漆南薰，仍把報紙辦的有聲有色。

1926年春，重慶出現左派與右派兩個國民黨黨部（蓮花池與總土地）。左派極力宣傳馬列，右派大肆宣傳反共，針鋒相對。4月25日，雙方都上街宣傳。右派頭目石青陽僱打手田德勝、白耀宗在市商會門口毒打張錫疇後，隨即拖進去準備扣押。周欽嶽不顧個人安危，闖進商會把張錫疇營救了出來，當晚寫成“目擊四·二五兇毆案之經過情形”，於次日見報。漆南薰也寫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赤化問題之討論》等評論。右派因之視《新蜀報》如眼中釘。

不久，為紀念“五卅慘案”一週年，決定6月1日召開紀念會，重慶二女師與重慶聯中被國家主義派所把持，不準師生參加。《新蜀報》在消息上加了個小標題：“聯中女師不參加，未免美中不足”，這樣惹怒了國家主義分子，遂由校長帶頭領起受矇騙的幾十名學生，於6月2日大鬧報社。於是重慶新聞界羣情憤激，立即成立“雪恥後授會”，要求當局撤換兩校校長。為避免事態擴大，由重慶城防司令郭助棋出面調停，繼由兩校校長登報道歉，鬥爭以勝利而告結束。

英帝國主義為阻止北伐軍勝利前進，1927年3月炮擊南京，死傷軍民上千人。重慶各羣眾團體和學校在“蓮花池”黨部的組織領導下，決定於3月31日在打槍壩舉行“重慶各界反對英帝炮擊南京市民大會”。反動軍閥王陵基、藍文彬，巴縣團閥曹燮陽、申文英與國民黨右派勾結；把兵丁裝扮成工人模樣，暗藏武器混入會場，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慘案。中共重慶地委（即四川省委）領導和進步人士楊闇公、陳達三、冉鈞、漆南薰等先後犧牲，數百名學生和羣眾遭到血腥屠殺。周欽嶽在會場外採訪，倖免於難。但反動派八方繼續搜捕，整個山城被白色恐怖所籠罩，形勢非常嚴峻。周欽嶽與肖華清躲入郭勳棋公館，於4月2日晨化裝成郭的“弁兵”，跟在大轎後而混出城門，乘木船離開重慶轉赴武漢。

肖整女和周欽嶽的先後出走，重慶白色恐怖的加劇，致使《新蜀報》處於十分艱難的時刻。，面對這個現實，由鮮英(特生，曾系劉湘的師長，但具有進步傾向)聘請比較穩健的楊丙初擔任總編輯，總算渡過了困難的歲月。

1935年初，蔣介石與劉湘矛盾激化。中共中央抓住時機，派張曙時入川爭取劉湘抗日發蔣。劉湘也感到需要廣羅人才，以充實鞏固自昆的權力，是年夏同意周欽嶽返渝並擔任《新蜀報》總經理，他與原留法勤工儉學同學金滿成（四川眉山人）同心協力，使報紙再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面貌。

周欽嶽非常強調要把報紙辦成羣眾的喉舌，為民伸張正義。·他安排金滿成負責“新副閒話”與小言論“金鋼鑽”欄目。每天幾百字，必“鑽”一人一事，以致讀閲《新蜀報》者，總要先看何人何事被“鉛”。這種魯迅“匕首與投槍”的筆法極為辛辣，曾一度觸惱封建統治者，因之準備逮捕金滿城。鮮英與周飲嶽獲悉後，即派金去川北採訪而得以避禍。“金鋼鑽”雖“啞口”一時，但並沒有挫傷周飲嶽改進報紙的雄心。《新蜀報》在重慶獨樹一幟，將提倡“新、實、短、·快”的理論，並付諸具體實踐，取得了顯著成績。報社在南京、上海等地都設有專職特派記者。南京着重政治消息，上海着重經濟消息。每天頭版頭條新聞均為“本報專電”。報紙每天儘管四版編排上機，仍要為“頭條新聞”留下巴掌寬、尺來長的版面，等至午夜一點過“專電”到達，才轟沓轟沓開印。民營報紙這種“搶新聞”的競爭辦法很見效益，次晨報紙一上街就被搶購一空。

報紙建立起了社會聲譽。雖説要堅持自立更生，可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持。周欽嶽除得到鮮英與郭勳棋等進步將領的關照外，還獲得幾位金融界鉅子如胡子昂（華康銀行總經理）、吳晉航（和成銀行總經理）、楊氏家族（聚興誠銀行）等在經濟上的鼎助。為了提高印刷質量和加快排印速度。周欽嶽曾親赴上海買回新式轉輪印刷機，代替了舊式平板機，並改用電氣鑄字。彼時在整個四川報業界，它成為第一家“現代化”的報杜印刷廠。

“西安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覺醒的中國人民，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蜂起雲湧地起來戰鬥。周飲嶽積極擁護黨的方針政策，對黨所領導的革命團體“職救”、“學救”、“文救”、“婦救”四個組織，總是積極擁護，大力支持。自1936年12月至1938年12月，《新蜀報》為其先後發過34條消息，成了重慶“救國會”的重要新聞陣地。周飲嶽還為報社聘請了大量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薩空了、高天、劉尊棋、漆魯魚、温田豐、趙銘一、夏奇峯、葛喬等擔任編輯或主筆。

抗戰初，國民政府遷渝，重慶成為“陪都”。全國知名學者與作家雲集山城。周欽嶽在四川飯店為“影人劇團”舉行茶會，白楊、陳白塵、施超等受到熱情歡迎。隨後又在永年春餐廳宴請葉聖陶、曹禺、宋之的、徐盈、彭子岡等。周欽嶽的留法同學，著名翻譯家馬宗融夫婦回川，周在白象街報社為他們設便宴，還邀請了剛自前線歸來的郭勳棋將軍赴宴。一文一武，談笑風生。趁國民參政會召開之際，中共中央領導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潘梓年等紛紛來逾。周飲嶽又設宴招待。

《新蜀報》三個專刊和“晚報”也很出色。

“國際與時事”，由漆魯魚（當時任中共重慶市工委書記，解放後任西南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主編，每週出刊一次，佔第三版的二分之一版面，內容大體包括：一是分析英、美、蘇有關世界政治重大動向；二是分析抗日戰局的形勢變化；三是國際知識介紹。

“經濟與農村”，由陳一蓀主編，每週出刊一次，佔第三版二分之一版面，內容大體包括：一是抨擊蔣介石的通貨膨脹，濫發紙幣；二是對梁漱溟的“鄒平樣板”與晏陽初的”定縣樣板”進行探討；三是闡述通俗的經濟理論與農村經濟的展望。

“文化與生活”，由趙銘一（穆維芳）主編，每週星期天增加四開一張版面。內容大體包括影評戲評、藝術漫談、演員剪影、文化動態等。還有曾主編過“左聯”機關刊物《光明》的沈起予，負責主編《星光》文藝週刊。總體看《新蜀報》頗具獨特風格，不斷推進創新。

《新華日報》遷重慶後，周欽嶽公開向報界人士稱：我們是同業，為了奪取抗戰勝利，一定要互相支持”。同時號召《新蜀報》編採人員必讀《新華日報》，並積極配合該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的持久和必勝。《新蜀報》辦成了非黨的“紅色報紙”。這就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不滿，於1945年5月指使特務分子強行將報紙接管。周欽嶽深感有被捕危險，乃輾轉奔向瞭解放區。 ^[3] 

1949年5月，周欽嶽與100多位新聞界人士一道，乘船北上赴解放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及開國大典。隨即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進軍大西南。

重慶解放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重慶市文化局長、重慶市副市長、四川省政協副主席、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還被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2月、1978年5月，先後任重慶市第一、六屆政協副主席。1984年12月在重慶病逝。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