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偉龍

周偉龍，字道三，湖南湘鄉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教導師獨立營排長、連長、營長。中央憲兵第一團第一營上校營長，漢口市第八警察分局局長，武漢禁煙督察處密查組長，復興社特務處書記，特務處上海區區長，復興社“忠義救國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漢口站長，漢口特區區長，忠義救國軍總指揮，軍統局本部秘書室主任秘書，軍事委員會別動軍總指揮，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主任，第三戰區“忠義救國軍”總指揮。1945年2月授陸軍少將。

抗戰勝利後，任國防部監察局中將監察官，國防部軍法執行部第一分部主任。1948年9月授陸軍中將，任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局長。1949年2月被毛人鳳以通共嫌疑及違抗軍令罪名逮捕，後押往台北，1950年6月被槍殺。 ^[3] 

20年代初，周偉龍在湘軍謝國光部當譯電員，深得謝國光的青睞，1925年被保送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7年寧漢分裂時，周偉龍在唐生智部任憲兵營長，率部駐漢口。當時戴笠奉蔣介石命令到漢口策反唐生智部隊，被武漢憲兵部隊逮捕，戴笠以黃埔同學求見周偉龍，策動其將自己釋放。周偉龍不但釋放了戴笠，並棄官隨戴笠前往南京投靠蔣介石。由此，周偉龍與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為軍統為蔣介石從事特務活動的“十人團”成員之一，也奠定了日後周偉龍在軍統中的地位。 ^[2] 

30年代初，周偉龍任漢口警察署長，與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過從甚密。西安事變後，他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派遣，在南京負責看管張學良。1937年，調任特務處上海區區長。“八一三”上海抗戰後，在戴笠組織的蘇浙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杜月笙)任職。上海淪陷後，潛伏法租界，從事鋤奸、破壞和蒐集情報等工作，1938年9月曾派人假上門銷售古玩為名，將日本侵略軍拉攏的重點對象唐紹儀刺殺於上海租界寓所。1939年到重慶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書記長。1940年戴笠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江西上饒組織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他任總指揮，指揮三個縱隊擔任蘇皖交界一帶防務，實際是與新四軍在蘇南搞磨擦，多次被新四軍擊敗。同年11月，與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密商後不久，即發生皖南事變。1942年調任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司令，兼中英情報合作所主任，負責向英國提供日軍在中國沿海及大陸活動的情報。1943年以後，在南嶽、上饒、建甌和漳州等地與美國人合辦中美合作技術訓練班，訓練別動軍骨幹。不久，到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學習。 ^[2] 

周偉龍早年在他老家照壁騰龍圖案上曾撰寫這樣一副對聯：“豈是池中物，能興天上雲。”由此可見他極為自負。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周偉龍在南京組織了陸軍大學湖南同學俱樂部，被選為南京的湖南同鄉會理事長。1948年，他又為程潛競選副總統賣力。

194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據守東北的交警第二總局所轄交警總隊全軍覆沒，在南京的交警第一總局所轄的交警總隊也損失慘重。 ^[4]  1948年3月起，蔣介石起用周偉龍擔任交通警察第一總局局長，管轄除東三省以外的全國鐵路、公路、航空、水運等方面的交警事務，實質是國防部設在交通方面的特務機構，主要任務是配合國民黨反共戰爭，擔任南北鐵路幹線的護路任務。此外，他還兼任交警蘇州員警訓練班主任，培訓中下級特工幹部。 ^[2]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打響，當時擔任隴海、津浦鐵路護路的交警總隊，在徐州“剿總”統一部署下，被調離鐵路，擺在首當其衝的碾莊前線，傷亡慘重。當戰事轉移到津浦路徐州、蚌埠一帶時，周偉龍為了保存力量，請命國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鐵路護路司令部，親自兼任護路司令，以掌握對交警部隊的直接指揮權，避免部隊投入野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津浦鐵路護路司令部撤銷，周偉龍率人馬撤回南京。 ^[4] 

國民黨在各戰場的失敗，以及國民經濟的近於崩潰，各地學潮的起伏及人心思變，促使周偉龍考慮何去何從。他的公館中每天有客人來訪，中共高級幹部李卓然的弟弟、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李俊龍更是常客，有時兩人長談到深夜。

程潛競選副總統失敗，自南京返回長沙後，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在全省停止徵兵，實行二五減租，積極準備起義。

1948年9月，周偉龍派政工處長易珍回湘聯繫；停辦交警總隊的反動刊物《警鐘》，並以同鄉張朗山接任文化專員，創辦有進步姿態的《前進》月刊。與此同時，周偉龍又邀請湘籍陸大同學、進步人士黃克虎擔任交警總局駐衡陽辦事處主任，要他負責與程潛、唐生智聯繫，並控制駐湘的交警部隊。11月中旬，交警總局家屬及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員由南京乘鐵甲車抵達衡陽。把原計劃遷往福州的上海交警第三倉庫、上海修械所的全部機器設備和軍用物資遷運衡陽。淮海戰役接近尾聲時，周偉龍派親信任第四處出納接管黃金108條，共67.8斤。 ^[4] 

1949年元月，蔣介石“引退”回奉化，國防部命令周偉龍調兩個加強總隊前往擔任警衞任務，周偉龍調去的卻是從徐、蚌撤退下來殘缺不全的第一、第二總隊。同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也命令周偉龍成立京滬鐵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隊集中京滬一帶待命。周偉龍不願把集結在浙贛線上準備開往湖南的部隊往回調，僅成立了一個空架子護路司令部。這兩件事引起了毛人鳳和湯恩伯的極大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軍準備渡江，南京告急，交警總局留京人員全部遷往蘇州。2月2日至3日，周偉龍在住所召集鄧季之、李雪華、王力忠、喻勳衡、温應冰等主要負責人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派鄧季之、李雪華率領交警第七、八兩個總隊自上饒出發赴衡陽。2月4日周偉龍前往上海，準備2月8日乘飛機去衡陽，但就在2月6日晚被保密局逮捕。據新任交警總局局長馬志超宣佈：周偉龍圖謀不軌，叛黨投敵，已被逮捕，同謀犯鄧季之、李雪華也在金華車站被捕，保密局將組織“專案小組”進行審查。 ^[4]  1950年周偉龍被槍殺於台灣新竹。 ^[2] 

1986年3月，在全國政協第六屆第四次會議上，委員程星齡、唐生明、黃克虎聯名提案請中央統戰部按照政策把周偉龍作為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4] 

1986年12月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廳指出：“周偉龍任國民黨交警總局局長時，因對蔣介石不滿，而將幾個交警總隊調至湖南，確有追隨程潛、唐生智相機行事的進步表現”，應作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