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溱

寶元元年戊寅(1038年)科登進士第310人:呂溱，字叔濟。揚州人，世居歙州歙縣。寶元元年進士第一名，初授將作監丞、亳州通判。歷翰林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終樞密直學士。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縣人。寶元元年登進士第二名，初授大理評事、邠州通判。嘗以左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累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仕至判吏部流內銓。祖無擇字擇之，初名煥鬥，河南上蔡人，戊寅科呂溱榜進士第三。

呂溱中狀元后，任亳州通判。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因參與進奏院宴飲之事受牽連，出知蘄、楚、舒三州，後復修起居注。

皇祐四年（1052），儂智高反叛，呂溱勸仁宗不要封鎖消息，而應“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宰相陳執中貪戀富貴，行為奸邪，仁宗不聽，將他的疏奏退還。呂溱説：“論人之過而不讓其人知道，是背後中傷大臣。我要拿去給他本人看，使他好為自己辯解。”後陳執中罷相，呂溱以侍讀學士之職知徐州，赴任前，仁宗賜宴資善堂為他送行。任滿徙成德軍，因與興都轉運使李參不和，及豪侈放任，簡於政事被彈劾，貶知和州，分司南京。

英宗治平二年（1065）三月，呂溱起知池州，江寧府。十一月離任入京，拜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呂溱再知杭州，改知開封府。期間，呂溱精識過人，辯訟立斷，豪惡為之斂跡，政績頗佳。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後，呂溱不幸病逝於任，享年55歲。朝廷追贈禮部侍郎，神宗詔書中有“呂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對呂溱家貧子幼，神宗詔令朝廷優厚安撫。

呂溱性格開朗，思維敏捷，善於議論，其言論頗為當時名流所推許。然而，又很持重，在杭州接送賓客，不過寥寥數語，人稱之為“七字舍人”。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奸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

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饋贐，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為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時為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

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雲。 ^[1] 

呂溱是宋仁宗戊寅科狀元。他之所以“首登辭科”（歐陽修《舉呂溱自代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在專制社會里，世家豪族及其親朋故舊包攬了這個世界所能給予的榮華富貴，享盡了所能得到的各種優渥待遇。但是在極個別情況下，皇帝出於特殊需要，抑豪族、揚寒門，故意把無上的榮耀降臨到平民子弟頭上。範鎮落一甲，呂溱中狀元，便是一例。 ^[2] 

景祐五年（1038年）早春二月，範鎮在華陽（今四川成都）省試名列第一，榮膺省元。在接下來的殿試中，他即使不得狀元，也跑不了甲科優等。然而，他卻因與翰林學士陳堯諮等朝臣權貴交往甚密而遇到了麻煩。

原來，陳堯諮的次子陳博古以及參知政事韓億的四個兒子也參加了這年的科舉考試。北宋為了革除唐代的權貴操縱科舉、營私舞弊的沉痾，自宋太祖開始，就在科舉考試中加強了對權貴子弟的監督限制。乾德三年（965年），翰林學士陶榖之子陶邴考取了進士第六名。宋太祖翻覽進士名單時大為納悶：“聽説陶榖家教甚差，他的兒子怎麼能考中第六名？”於是下令對陶邴等人進行復試，並規定今後官僚子弟考中進士的必須一律複試。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在殿試前還故意取消了已經通過省試的四名大臣子弟的殿試資格。一般説來，考中進士便可做官，考的名次越靠前，升遷越順利，將來做大官的希望越大。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對權貴子弟限制得如此苛刻，是因為害怕他們利用科舉制度發展家族勢力，乃至威脅皇權。

偏偏陳博古在省試後“嘲謗籍籍”（《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一》），公開散佈對朝政的不滿情緒，不僅他自己倒了黴，還把範鎮連累了。宋仁宗一怒之下，頒佈密詔，指示主考官丁度：殿試時，陳博古、韓億四子包括陳家門客範鎮的試卷一律不予評閲。幸虧丁度能處以公心，委婉進諫，反覆説明範鎮確實真有學問，早已名聲在外，並不是靠攀附權貴、拉關係走後門的無能之輩。儘管宋仁宗收回了成命，但仍指示必須降低範鎮的名次。

後來，宋仁宗親自主持殿試，大名鼎鼎的範鎮只得了個二甲第七十九名，而頭名狀元卻是來自揚州的呂溱。據《巖鎮志草·文苑傳》記載：“呂溱，字叔濟。父士元，遊學四方，貫江陵籍。鹹平二年，擢明經，為醴陵尉。歷彭原、四會、太和、隴城縣令。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入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食其族四十餘口，生淵、溱、浚、湛兄弟四人。淵登進士第，嘗為秘書丞。溱又貫揚州籍，登景祐五年進士第一……”據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記載：“（景祐）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所謂“郊”，即“郊祀”。因宋仁宗在郊外祭祀天地，景祐五年改為寶元元年，是在當年的農曆十一月。而會試在春季，又稱春試或春闈，所以景祐五年和寶元元年雖然是同一年份，但説呂溱“景祐五年進士第一”，似乎更為確切。

平心而論，北宋的科舉制度相當嚴密，不説中狀元，即使考個進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代文豪蘇洵就曾大發過“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語出《史闕》）的感慨，考到七老八十依然是個“童生”者大有人在，四五十歲才中進士者人們並不覺得他年齡多大，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唐宋諺語）的説法。呂溱少年時的事蹟無從稽考，但從他二十五歲中狀元來看，他稟賦極高，治學肯定也是相當勤奮的。 ^[2] 

高中狀元之後，呂溱先是到亳州（今屬安徽）擔任了幾年通判，後被調回朝廷當了集賢院長官兼修起居注。可惜沒過多久，他就因參與一次進奏院的宴會而被彈劾治罪，逐出了朝廷。 ^[2] 

進奏院是一處向諸州傳達朝廷文件、向朝廷投遞諸州奏報的機構。最早由各州常駐京城的進奏官組成類似今天各地的駐京辦事處。各衙門舉辦宴會原來是極平常的事，呂溱即使不該赴進奏院的宴會，跟着喝頓酒也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罪過，居然因此免職，可見他當時的處境了。就這樣呂溱到蘄州（今湖北蘄春）、楚州（今江蘇淮安）、舒州（今安徽潛山）各當了三年知州，才又回到朝中重操修起居注的舊職。

慶曆三年（1043年），歐陽修任右正言、知制誥。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成為革新派干將，上書舉薦“素有文學”（《舉呂溱自代狀》）的呂溱，理由就是“聞其論政，服其度量”（同上），請求放為外郡主政官員。歐陽修知揚州時，呂溱丁憂在家，其父葬於江都，歐陽修感故舊之情，為其父撰寫墓誌銘。

皇祐四年（1052年），廣西的少數民族首領儂智高自稱“仁惠皇帝”，率眾連陷十餘州郡，圍攻廣州五六十天，企圖在中國南部建立一個割據政權。這時的宋朝內地，階級矛盾相當尖鋭，農民起義和士兵暴動此起彼伏。宋仁宗生怕儂智高事件在內地引起連鎖反應，詔令朝廷發往各地的邸報不得刊載這一消息。呂溱上書詰問：“邊防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宋史·呂溱傳》）

後來，呂溱晉升知制誥，出任杭州知州，三年期滿，入朝升為翰林學士。這時，陳執中在朝中擔任宰相已達八年之久了，絲毫沒取得什麼政績，蘇軾目之為“俗吏”（《東坡志林·人物·真宗仁宗之信任》）。此公年過花甲，仍然貪戀富貴，想方設法保住目己的權位。朝臣王洙、宦官石全彬等人仗着給宋仁宗的愛妃張貴妃大辦喪事而得寵，陳執中竟不顧廉恥，低聲下氣地巴結他們，把王洙提拔為翰林學士，石全彬封為觀察使，享受着優厚的俸祿。陳執中的卑劣行徑激起了許多朝臣的強烈不滿。御史中丞孫抃率領屬官集體論奏，呂溱也上疏譴責陳執中是徹頭徹尾的“奸邪”，言辭十分激烈。宋仁宗退還奏疏，呂溱固執己見：“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宋史·呂溱傳》）

不久，陳執中被罷免，呂溱也以侍讀學士之職離開朝廷出任徐州知州。侍讀學士負責為皇帝進讀書史，講解經義，是皇帝的老師，一般由學術修養較高的翰林學士等官員擔任。呂溱是在離開朝廷之際升任此職的，儘管當時宋仁宗並不想多麼重用他，但仍表現得對達位狀元出身的人高看一眼。臨行之日，宋仁宗特地在資善堂賜宴，並對呂溱説道：“這頓宴席是特意為你準備的，你可以開懷暢飲，一醉方休。”

據魏泰《東軒筆錄》記載：“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為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誥詞有曰：‘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為人所笑。”呂溱因此累遭貶謫。歐陽修、劉敞認為呂溱過輕而朝廷罰重，多次找台諫據理力爭。

呂溱為人開朗敏捷，擅長議論，其言論很為當時歐陽修等名流所推許。而邸報進諫、彈劾陳執中兩件事，尤體現了他光明磊落，耿直進諫的風範。後來，呂溱返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歐陽修聞訊致書，有“世路多虞，方嘆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回寶文呂內翰溱書》）語，可見愛護之深，相知之深。此後，呂溱一改過去的作風，接待賓客，有時自始至終説不上幾句話，可以説是個典型的悶葫蘆，因而有人給他一個綽號“七字舍人”（《宋史·呂溱傳》）。 ^[2] 

呂溱對待政事具有馬虎苟且與果敢精幹兩種作風，尤其出任成德軍知軍時，“豪侈自放，簡忽於事”（《宋史·呂溱傳》），並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鬧得關係極僵，兩個人即使偶爾見上一面也總是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以至於呂溱返回朝廷任判流內銓之後，李參仍上書彈勸，數羅了呂溱擅自借官曲造酒、私下派人到河東（今山西）地區做買賣，以及收受賄賂等一系列罪狀。朝廷認為事體重大，着令大理寺立案審查。呂溱極力為自己辯解，大理寺查來查去也沒有發現他受賄的實據，但朝廷內外卻沸沸揚揚地傳説呂溱犯下死罪了。幸虧宋仁宗出面保護，只把呂溱降職，派為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呂溱才沒下到獄中遭受囹圄之災。即便如此，幾個御史仍然認為對呂溱處罰太輕，交章參論，迫使宋仁宗收回成命，令其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只當一個閒差去了。直到宋神宗即位，呂溱才恢復了集賢院學士之職，並加龍圖閣直學士，調任開封知府。 ^[2] 

洛陽帝城多近臣。開封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有頭有腦的貴族權臣比比皆是，在這裏當地方長官沒有點後台是很難立足的，所以向來擔任知開封府的，大都縮頭縮腦，不敢稍有作為，就像包拯那樣稱職者寥寥無幾。這時的呂溱或許因宋神宗對他的器重感激涕零，很想有所報效，也或許想借此機會施展一番，改過自新，翦雪以往被動貶官的恥辱。到任之後，呂溱勤於職守，兢兢業業，辨訟斷案雷厲風行，嚴於執法不避權貴，不長時間就使開封的社全治安面貌發生了明顯變化，豪惡斂跡。然而誰也想不到，此時的呂溱已經快要走到了他生命的盡頭了。

有一天，呂溱上殿向宋神宗奏事，開封府推官周約隨從。奏事完畢，宋神宗忽然關心地問道：“愛卿近來身體可好？沒有得病吧？”呂溱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臣沒病呀。”過一會兒，宋神宗又問：“愛卿果真沒病嗎？還是趕快去找郎中看看吧。”呂溱笑道：“臣怎敢隱瞞陛下了。”呂溱退到一邊，宋神宗又叫住周約問道：“你看呂知府身體怎樣？”周約回答：“臣整日與他共事，確實也沒見他有什麼病態。”回府之後，呂溱很是疑惑，特意洗了洗臉，照着鏡子反覆端詳，拉來周約問道：“你仔細看看我是不是真有些異樣？”周約打量再三，然後回答：“閣下容顏紅潤，神態安詳，的確是健康的模樣，閣下儘可寬心！就是不知聖上為何一再詢問……”

沒過幾天，呂溱果然罹患急症。宋神宗一面派御醫多方診治，一面晉升他為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使。不久，呂溱與世長辭，終年五十五歲。

宋神宗對呂溱之死深表哀悼，特意下詔：“（呂）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宋史·呂溱傳》）追封呂溱為禮部侍郎，並敕令他的內兄護送靈柩歸葬家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