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山景區
鎖定
吳山景區相關人物
吳山景區(5張)
吳山景區皇六子
——失敗的帝位競爭者
清宣宗（道光）生前共有三後九子，長子薨於道光十一年四月，而二、三兩子幼殤；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後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詝，即後來的清文宗（咸豐）。如果處在明朝，則“立嫡不立長，立長不立賢”的立嗣規則就已註定了奕詝這位嫡長子的未來皇帝身份，不過就算在以立賢為主的清朝，奕詝的嫡長身份亦使他得到了帝位競爭者中最有利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後宮中地位僅次於皇后的靜皇貴妃生皇六子奕欣。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時年三十三歲的皇后駕崩，道光帝親自為其定諡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後，道光帝未再立後，於是奕欣的生母以皇貴妃的身份成為了六宮中之第一人，而年幼的奕詝也交託給皇貴妃撫育。在某些人看來，帝位的天平開始向奕欣傾斜了。
但為一母所育奕詝和奕欣都還是不懂事孩子，成人所追求的權利此刻尚未給他們帶來任何影響。也許是年齡相仿（皇五子奕淙出嗣為敦郡王，而皇七子之後年齡都太小），也許是因為身在寂寞宮廷而缺乏別的朋友，兄弟倆的感情十分親密。據《清史稿》載“（王）與文宗同在書房，肄武事，共制槍法二十八勢、刀法十八勢，宣宗賜以名，槍曰“棣華協力”，刀曰“寶鍔宣威”，並以白虹刀賜奕欣。”由此可見二人關係之親密，而宣宗亦為此感到欣慰。
樹欲靜而風不止，奕詝和奕欣還沒有爭奪帝位的念頭，而他們的老師杜受田與卓秉恬卻開始在暗中進行着無聲卻激烈的鬥爭。親奕欣的卓秉恬生前長期擔任大學士，“歷管兵部、户部、工部，賜花翎”，身後諡為“文端”，由此可見是一位才德皆有可觀之重臣，但《清史稿》又載其常在親貴主持的會議中於眾皆稱是之際卻“時有辯論，不為用事者所喜”，卓秉恬這種不夠圓滑性格也在言傳身教中極大的影響了弟子奕欣；而親奕詝的杜受田雖然職位較低（此時只是從二品但擔任上書房總師傅。），但其在處事與捉摸宣宗心思方面卻勝過卓秉恬甚多。根據史書記載，有兩件事對宣宗決定繼承人取到了重要影響，其一載於《清史稿》，曰：“文宗自六歲入學，受田朝夕納誨，必以正道，歷十餘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傳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其二出自野史筆記《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對，將藉以決定儲位。二皇子各請命於其師，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則謂咸豐帝曰：‘阿哥如條陳時政，智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儲詔於鐍匣。
觀以上二事，奕詝得立多倚杜受田之力（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心意，老實説不是所謂“正道”），而兩事給人的的感覺又頗似《三國演義》中曹丕與曹植，做哥哥的都靠取巧而成為繼承人，雖然可説都是應該的，但往往令人為弟弟抱不平；而第二件事則已寫明奕詝在時政方面不如奕欣，而兩事合併又體現了奕欣的文武雙全。另一方面，卓秉恬雖未替奕欣取得皇位，但奕欣卻學到了卓秉恬因長期兼管京尹而獲得的理政務實之才。由於此時奕欣未滿十五歲，可以説還是個孩子，所以他並未完全瞭解這次競爭的成敗會對自己一生所產生的影響；而大奕欣一歲半的兄長奕詝卻充分了解到了箇中玄妙，歲月磨練帶來的經驗勝過了天資聰明。此外，沒有證據表明奕詝、奕欣的兄弟之情在爭奪帝位的過程中受到大的損害。
道光二十八年，奕欣（應該沒滿十六歲，好年輕……）娶桂良之女為妻；而後來的慈安太后“事文宗潛邸”應稍晚於此。奕欣娶桂良之女為妻一事對他以後的外交生涯和所謂“恭王派”的成立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 清晨，清宣宗病篤，遂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公啓鐍匣，宣示御書“皇四子立為皇太子”；但宣宗最終也沒有放棄皇六子奕欣，他在生命的最後留硃諭“封皇六子奕欣為親王”，而這種留雙遺詔的情況是罕見的。是日，宣宗崩於圓明園慎德堂。
吳山景區恭親王
——最年輕的軍機大臣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1850年3月9日)未滿十九歲的奕詝登上了帝位，改明年（1851年）為咸豐元年。尊皇貴妃為皇貴太妃；追封早薨三兄為郡王，封弟奕欣為恭親王（咸豐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其餘諸弟皆為郡王。用現在的觀點來看，以奕詝這個年齡成為中國的統治者未免太過年輕，而在清朝，這個年紀繼位的皇帝卻不算小了。
也許是皇家子弟早熟，抑或政治責任感驅使，年輕的皇帝很快顯示一個統治者應有的氣魄（也很可能多數為杜受田所教，《清史稿·杜受田傳》曰：“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一方面，奕詝重新起用了被譽為道光朝第一賢臣的林則徐，命其以欽差大臣署廣西巡撫的頭銜赴廣西鎮壓剛剛興起太平天國運動（可惜林則徐未至廣西便於半途病故，若林文忠多得三載之壽，則兩秀很可能就不能離開兩廣了）；另一方面，即位僅九個月的奕詝以“妨賢病國”的罪名將受宣宗顧命的領班軍機大臣穆彰阿革職永不敍用。穆彰阿在道光朝中後期權傾一時，結成“穆黨”以至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堪稱禍國甚烈。奕詝這一果斷的處置，使得天下正人無不稱快，而奕詝的地位也隨之穩固下來。
奕詝鋭意圖治，這需要一個同樣想振作的行政班子。穆彰阿之後，咸豐先後任命賽尚阿、祁雋藻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但這些老臣很快就用事實證明了自己不是那種棟樑之才。隨着太平天國的發展壯大，滿清的局面也越來越糟，咸豐三年，太平軍林鳳祥、李開芳部逐步逼近京畿，已對祁雋藻徹底失望的咸豐帝想起了自己二十歲的弟弟——恭親王 奕欣。此刻的奕詝顯然不認為局面的敗壞是因為自己志大才疏能力不足所致，在他看來原因在於內而軍機、外而督撫都辜負了自己。
咸豐三年九月（一説十月，九月之説出自《清史稿·恭親王傳》），奕欣受命在軍機處行走。這是在雍正七年軍機處（房）設立以來的第三位出任軍機大臣的親王（第一位是怡賢親王允祥，但允祥任職不足一年就去世了；而第二位成哲親王永瑆也只入值軍機十個月）。此刻的奕欣剛滿二十歲，在軍機處又屬新進，但他親王的地位使得祁雋藻亦須對其顧忌、退讓，此後在咸豐的默許與支持下奕欣很快成為了事實上的領班軍機大臣，祁雋藻在委蛇了一段時間後於咸豐四年八月請了病假，又在十一月致仕（祁雋藻在不受咸豐信任的情況下又遭到了端華、肅順的排擠）。奕欣遂成為正式領班軍機大臣，至此道光朝之軍機大臣已全部撤換，一個全新的行政班子成立了。
史書就奕欣擔任首輔這一時期的作為鮮有較詳細的記載，其中《中國史綱要》稱：“奕欣任職兩年，沒有什麼作為”，但事實證明滿清的情況在這一時期並未繼續惡化。相反，之前發展迅速的太平天國在這一階段遭受了幾次相當大的挫折；當然，缺乏經驗的奕欣不太可能是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角，但奕欣在任職期間的表現應相當優異（其間陸續兼任都統、右宗正、宗令。），否則咸豐末年深孚眾望的恭親王就不會存在。在朝廷認為最重要的華北戰區，林鳳祥、李開芳統率的太平軍“掃北”軍一路劫掠北上，至滄州又盡屠全城，於是該部“長毛賊”迅速陷入絕境，至咸豐五年初全軍覆沒，而奕欣也因為“畿輔肅清，予優敍”。在南方戰區，湘軍於湘潭大敗太平軍林紹璋、曾天養部，太平軍隨後被迫從湖南全境退出，而平定本鄉出援外省的湘軍也因此開始成為滿清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這一事實表明奕欣不屬於那一類具有滿漢珍域之見的滿蒙親貴）。
咸豐五年七月，奕欣的生母（靜）皇貴太妃病篤，隨後尊皇貴太妃為康慈皇太后，至七月初九皇太后崩，七月二十咸豐以恭親王“辦理皇太后喪儀疏略”為由“罷軍機大臣、宗令、都統，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清朝簡史》一書以“咸豐帝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奕欣趕出軍機處”來形容這次事件。奕詝和奕欣何以決裂？高陽先生在歷史小説《慈禧全傳·序》中曾引用王闓運《祺祥故事》所載並做分析説明，現摘錄如下。（A段為《祺祥故事》所載；B段為高陽先生所做分析。）
A 會太妃疾，王日省，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牀前影，以為恭王，即問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即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B 圓明園三園之一的萬春園，原名綺春園。道光年間，尊養孝和太后於此。文宗即位，亦奉康慈太妃居綺春，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而視疾問安，又無異親子，凡此都是報答撫育之恩。但看康慈誤認文宗為恭王所説的一段話，偏心自見，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
A 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
B 此記康慈不得太后封號，死不瞑目。“哦，哦！”是暫不置可否之詞，恭王則以為文宗已經許諾。這可能是一種誤會，但恭王行事，有時亦確不免衝動冒失，因而被認為“狂妄自大”，以後與慈禧的不和，即由於此種性格使然。……至於“傳旨”，通常指口頭傳達旨意而言。
A 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愠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
B “所司”指禮部。尊封皇太后，應由禮部具奏，陳明一切儀典。恭王傳旨，雖非文宗本意，但皇帝如擯拒禮部請尊封皇太后的奏章，則將鬧成大笑話，所以不得不依奏。而恭王的“傳旨”，起於誤會，終同挾制，文宗自然要懊惱。
由於缺乏其他相關史料，而高陽先生所做分析又頗為精當，是故引用上文於此。而咸豐之罷恭王，既被後世稱為“莫須有”，其不公可知也。
咸豐五年七月奕欣被罷免。次年二、三月太平軍破江北大營，五月破江南大營；同年二月、十月廣西馬神甫案與廣東亞羅號事件先後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廷一時內外交困。兩大營敗破的在於兩大營本身缺乏戰鬥力，而太平軍急於解除南京遭到的封鎖；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則可認為是英、法兩國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可以將軍力移往中國，以便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以上幾事基本不會因為清朝皇帝或首輔的意志而有所改變，若咸豐能將對弈欣的罷免推遲一年再以軍事外交的失利作為藉口，則理由就充分了很多。而奕欣憑藉運氣躲開了這個責任，於是在局勢再次敗壞後部分臣僚開始懷念這位二十三歲的前首相，其中也開始夾雜了對咸豐帝的抱怨。
咸豐既罷恭親王，乃以顧命大臣、協辦大學士文慶接任領班軍機大臣並“晉武英殿大學士，管理户部，充上書房總師傅。”。而文慶亦是滿臣中之能者，其人在道光朝已多次出任軍機大臣，在此危急之時主張“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人”，積極支持曾國藩及湘軍，同時提拔了胡林翼、袁甲三、駱秉章、閻敬銘諸人。《清史稿》曰：“文慶醇謹持大體，……端華、肅順漸進用事，皆敬憚其嚴正焉。”文慶在任職年餘病故。文慶之後，彭藴章繼任領班軍機大臣。其間由於宗室肅順逐漸得寵，中樞乃分為彭、肅兩派，為爭寵計，兩派皆外引督撫為援（彭藴章文倚何桂清、武恃和春、張國樑等人；肅順內以郭嵩燾、王闓運為幕，外而力薦曾左彭胡等湘系諸人），猶如唐之劉李黨爭。中樞既如此，時局安得不壞？若非太平天國亦同時內訌連連的話，清朝的統治也許就結束了。但在另一方面，英、法兩國沒有為了配合中國人也搞一場內訌，他們與清軍開始在廣東發生了一系列的衝突。
也許是為了籠絡負責外交談判的桂良，也許是想起了昔日的兄弟之情，咸豐七年五月，奕詝復授恭親王為都統。據野史所載，咸豐使恭親王治太后陵事，肅順為固己位遂以作反詩、心懷怨望為名屢次攻訐恭親王，以至奕詝和奕欣之感情一直未能恢復。
吳山景區相關事件
咸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破廣州，盡獲城內大員。
咸豐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聯軍克大沽炮台；滿清談判代表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被迫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與英法代表進行談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聯軍於大沽。
咸豐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聯軍破僧格林沁部於大沽；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聯軍復破僧格林沁部於張家灣；八月初七日（9月21日），聯軍再破僧格林沁部於通州八里橋，至此滿清在京畿一帶已無可用之兵。
咸豐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肅順之謀（彭藴章因當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敗而被迫下台，繼任領班軍機大臣穆蔭已依附肅順；肅順、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鎮京北”、“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為名逃往熱河（承德），同時任命奕欣為“特授留守京師、督辦和局、便宜行事、全權欽差大臣”留京善後。如果結合之前的中外事態來看，這個所謂的“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其實是肅順排擠奕欣的手段，這個職務把恭親王送進了一個既危險而又難以措手的境況。
由於咸豐十年八月初三日（9月17日），中國談判代表怡親王載垣下令扣留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代表38人，之後通過咸豐的命令又處決了其中26人（這也是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所持的理由，而絕大多數中國歷史書沒有記載中方殺害英法談判代表一事。這裏所用資料來自《劍橋中國晚清史》）。而留在聯軍控制下的北京的中國談判代表奕欣不得不當心自己會因此遭到報復，即便不遭處決、監禁，但以奕欣的身份只要遭到了“外夷”的侮辱也是不能容忍的；鑑於耆英的例子（1858年，作為談判代表的耆英因“擅自回京”的罪名被賜死），奕欣也無法棄職逃走。此刻的奕欣無疑將闖了禍又把爛攤子推給自己的肅順一夥恨之入骨。據另外一些資料記載，奕欣在聯軍入城後出城躲到了長辛店，拒絕（其實是不敢）與之進行直接談判，最後在所謂“調停者”——俄國公使伊格那切夫願以自己作為人質以擔保奕欣人身安全的情況下，奕欣回到北京由桂良、文祥輔佐開始了與侵略者的談判（但奕欣謝絕了由伊格那切夫作為人質以擔保自身安全的建議），而奕欣也因此第一次戴上了賣國的帽子。
奕欣本人曾對當時的局面作了這樣的描述：“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戰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故不得不）權宜辦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談判無非是任列強予取予求罷了，無論改換何人進行談判也決不會有什麼迥然不同的結果，此外躲在熱河的咸豐又命令奕欣“將退兵各層迅速定議，俟該夷酋進城，即行前住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迴鑾以定人心”。九月，條約達成，奕欣上奏自請議處，咸豐以“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深諒苦衷，毋庸議處。”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這一過程中，侵略者的強大與先進無疑給了奕欣極大的震撼，奕欣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欣在咸豐八年上《通籌大局不能稍涉遷就折》主張拒籤《天津條約》，之後又上《江岸通商貽患甚巨宜早籌戰備折》主張積極備戰）轉變成了“師夷自強派”，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豐批准了由恭親王奕欣、文華殿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籌夷務全局折》中提議設立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統管一切涉外事務，並任命奕欣為首席總理大臣，桂良、文樣擔任總理大臣；至此，“恭王派”開始了對清朝外交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控制；此外，由於俄國獲利最多而禍華最烈，治俄先於治英法成為了奕欣的對外方針。與此同時，奕欣的“師夷”思想及外交風度無疑受到了“外夷”極大的欣賞，於是在慶祝簽約的宴會上，“夷人”把奕欣恭上了“絕座”，叫其他王公跪迎，為此奕欣得到了“鬼子六”這個稱號。而很快的，一個奕欣將要造反代替奕詝的謠言在京城一帶開始流傳，奕欣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沒有證據，但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製造謠言的幕後黑手有極大可能是躲在熱河而與奕欣意見相左的肅順。
咸豐十一年春，為了避免與“夷人”同城居住而滯留熱河的奕詝由於生活放縱無節搞壞了身體；七月十六日，奕詝病篤，乃留遺詔二道，一是立皇長子載淳為太子；二是任命户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及御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軍機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贊襄一切政務”，以上八人也被稱為“贊襄政務王大臣”。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詝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東暖閣。
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欣很快就得到了咸豐帝駕崩的消息和遺詔的內容，拋開兄長去世的消息不説，奕欣對那張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預料之外的“顧命大臣”名單感到了相當程度的震驚，他完全沒有料到受命於危難之際的自己竟會被兄長徹底排除在新的權力中樞之外。不止奕欣自己，軍機大臣文祥的落選表明了整個“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擠（文祥在軍機處的資歷與匡源大致相同，優於焦佑瀛；咸豐十一年在軍機處五大臣中排名第三，先於杜翰、焦佑瀛；而此刻卻唯一落選），在這種情況下，奕欣必須在妥協和反抗間做一個決定。
如果選擇妥協，運氣好的話，奕欣在新時代可以繼續擔任“外長”（被首相壓抑的外長日子不會好過，這個可以看日本前外相田中的例子），但這種可能很小，因為統論親尊貴賢，奕欣都是諸顧命大臣無法比擬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的顧命大臣們也無法坐視在各部門都有自己一套班子的恭親王與之分享權力，特別是貪權而又專斷的肅順絕對不能容忍奕欣成為反對自己的一面旗幟。因此在當時那種“辦理撫局大不易”的情況下，肅順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找茬將奕欣革職讓其歸邸養老，而從30歲不到就開始養老顯然是當時英氣勃發的奕欣所不能接受的，畢竟他曾經看到過取得天下的希望，在已經委屈了多年以後，奕欣不願再接受這樣悲慘的未來。為了自己，也為了支持自己的眾人，奕欣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清文宗奕詝因為自己執政後期的失敗而變得十分多疑，他不信任在江南統兵的曾國藩、不信任留京辦理“夷務”的奕欣，最終也沒有完全信任在自己身後“贊襄一切政務”的肅順。為了保持相對的權力平衡，奕詝在彌留之際將“御賞”、“同道堂”兩印分別賜予皇后（母后皇太后、慈安）與懿貴妃（聖母皇太后、慈禧），而其用途顯然並不是用來做紀念品。於是在清文宗駕崩之後，顧命大臣們同意在上諭和廷寄的首尾鈐用兩印作為兩太后（代表小皇帝載淳）經審閲後同意發出的憑證，形成了“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局面，這種情況使得顧命八大臣的權力（也包括辦事效率）大大低於康熙年間的顧命四大臣。
慈禧太后有着很強的權力慾，而其在文宗病重期間曾替文宗批閲奏章的經歷使之有了干預政務的能力；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們為此而加意防範慈禧太后，結果大大加深了雙方的惡感。另一方面，權勢日重的肅順在兩宮太后面前顯出一種妄自尊大的態度而深遭兩宮太后之忌。在慈禧太后的提議下，兩宮太后暗中發懿旨招唯一有力量可以對抗顧命大臣的恭親王奕欣赴熱河行在“籌諮大事”。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奕欣的為了探聽新政權的虛實而要求赴熱河叩謁梓宮。在熱河的肅順等顧命大臣一方面沒有理由駁回奕欣這個合情合理的摺子；另一方面又對自身的權位過於自信，認為奕欣即便來了熱河也興不起什麼風浪，於是批准了奕欣赴熱河叩謁梓宮。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1861年9月5日）奕欣到達熱河，在澹泊敬誠殿叩謁梓宮之後立即受到了兩宮太后的單獨召見。雙方在會見中顯然達成了推翻現有“顧命大臣”制度代之以“兩宮垂簾、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以之後的結果來看，肅順等人並沒有獲知這次會談的內容。為了不使肅順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欣沒有再和兩宮太后單獨會見過。雙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譞之妻（慈禧親妹）負責傳遞。奕欣對顧命大臣的進攻開始大規模發動起來。八月初六，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太后“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預，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矇蔽之術”，“更當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輔弼一切事務”。而督辦“河南安徽剿匪事宜欽差大臣”勝保與山東巡撫譚廷襄亦同時聯銜具折“恭請皇太后聖躬懿安”，開了臣子向太后請安的例子。
八月初七，奕欣趕回北京，召集在京重臣進行佈置，只待眾人從熱河行在回京。
以當時情況來看，奕欣的“恭王派”在北京佔有較大優勢，首先奕欣自己是留守京師的“全權欽差大臣”，在顧命大臣正式回京辦事之前在北京擁有絕對權威；而“恭王派”首席干將文祥在事實上掌握北京衞戍部隊（現任步軍統領端華在熱河，而任左翼總兵的文祥曾兼署該職）；在京重臣中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是奕欣的岳父，武英殿大學士賈楨是奕欣的老師，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因在擔任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時受了滿尚書肅順的排擠乃與之結怨頗深；而“一時清望所歸”的前重臣祁雋藻、翁心存（也是奕欣的老師）亦“並與肅順不協”，前領班軍機大臣彭藴章更是對其深惡痛絕。京中臣工又多有上述諸人之門生故吏，於是在北京形成了一個針對肅順及顧命大臣的強大包圍網。而外國勢力因為載垣之前的作為自然也站到與之相反的一方。
京畿周邊的統兵大員僧格林沁、勝保一方面對肅順主張重用曾國藩等漢員不滿；另一方面又因為咸豐十年八月間肅順等人自行逃逸，而將吃了敗仗的自己丟在一旁而心懷怨恨，因此也站到了恭親王一邊。
在熱河，雙方實力對比又恰恰相反，“恭王派”及其支持者的實力只限於以領班軍機章京曹毓瑛為首的一批司員和位尊而權不重的醇郡王奕譞等親貴；其餘軍政要職都掌握在顧命大臣手中。肅順等顧命大臣首先以在大喪期間使用黃折為由將勝保、譚廷襄交部議處。為了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一事更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慈禧太后在收到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恭）親王輔弼”的摺子後知道無法立刻實行，於是將該折留中不發,而顧命大臣則打算嚴懲董元醇以殺雞儆猴，繼而杜絕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為此要求將該折發下處理。
兩宮太后在商議後將該折發下並明確指示批准董折“親王輔弼、添派師傅”二事。顧命大臣為此而大為惱火，當下以祖宗舊制向無皇太后垂簾之禮為理由，堅持寫明發上諭痛加駁斥，並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辭嚴厲的上諭稿指責董折“奏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殊屬非是”，“該御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兩宮太后對顧命大臣違背己意、擅自改寫上諭稿一事亦不能容忍。結果雙方當廷爭執起來，肅順等人“勃然抗論，以為不可”，稱“顧命之臣，輔弼幼主，不能聽命於太后，請太后看摺子，原是多餘的事！”，最後竟把小皇帝載淳嚇得小便失禁哭了出來才算停口。次日，顧命大臣又停止辦公，拒絕開視發下的折件來向太后施加壓力。只擁有名義上權力的兩宮太后無計可施，被迫向顧命大臣屈服，將董元醇的奏摺和焦佑瀛所擬諭旨發下照抄。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兩宮太后偕幼帝載淳奉文宗梓宮離熱河回京。為了在東華門率眾跪迎咸豐帝靈樞，兩宮太后偕幼帝載淳及載垣、端華等七大臣在前間道先回；而肅順與醇郡王奕譞等親貴護送咸豐帝靈柩隨後。在這種安排下，顧命大臣中的靈魂人物肅順與中樞產生了短暫的分離，最終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太后抵京後於養心殿東暖閣再次召見奕欣，而載垣、端華等人竟然未進行任何干涉，也沒有產生應有的警惕。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兩宮太后傳特旨召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武英殿大學士賈楨、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軍機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由恭親王奕欣帶領進見，載垣等人阻攔不果。兩宮太后在養心殿東暖閣向眾人泣
吳山景區主要景點
【朝陽穀】 位於吳山愛晚亭和“兩仙對弈”之間。谷長約一公里，一條塊石路沿谷而上；谷中樹木繁茂，十分幽靜。沿谷有朝天峯、卧龍峯、羣仙洞、天聰洞、二仙峯、削玉峯、神蹟巖、龍隱巖等景觀。谷口巖上有黃光篆書“朝陽穀”和周唱遊記。愛晚亭造型簡潔、出檐深遠，頗具古樸本色，背山面溪，可眺望蒲溪筏影，羣峯景色。
【石壩跌瀑】 位於水頭鎮西南三公里的像頭地方，這裏可通往鬧村鄉、蒼南縣。它是以人工構築物形成的水景。水頭鎮至鬧村，藉助可步過溪。1980年就地採用巨型鵝卵石構築水壩以利車輛通行。造型古樸自然，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站在漫水壩上，可觀賞蒲溪寬闊的水景。石壩與蒲溪高差約1米，形成長達百米以上之跌瀑、湍流，車行其上，水花四濺，噴珠吐玉，頗值一看。
【兩仙對弈】 又名醉翁巖，位於朝陽穀後山頂。根據《方輿勝覽》上王十朋詩“醉翁巖”分析。該景點約開發於宋或宋以前。景觀為兩塊對望之人形腰巖，間有一塊平展如棋盤的大巖，極似兩位老仙人相望對弈，形態逼真。不遠處，有一峯朝天挺立，叫朝天峯。頂部碩大，長着叢叢茅草，像伸長脖子的貓頭，又稱“仰天貓”。
【雁溪】 在南雁鎮東西門，長兩公里多。淺灘碧水、游魚如織，溪面時窄時闊，水流忽急忽緩。溪南灘地開廓，林木茂密，深奧莫測。溪北緩坡臨水，竹影搖曳，翠綠欲滴。泛筏溪流，空間變幻無常，如入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