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雅泰

1901年農曆9月29日 ^[2]  生於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三兩村。

1915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學，1920年入歸綏中學，1923年秋入北京蒙藏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年底回綏遠發動國民會議運動。

1925年3月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綏遠特別區工委書記，同時組織中國國民黨綏遠特別區黨部並任執行委員。10月，參加在張家口召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執委。同年冬，在張家口參加內蒙古農工兵大同盟成立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6年1月，在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34年回內蒙古從事地下工作。

1938年到194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華僑俱樂部任《工人之路》編輯和華僑劇團導演。1941年獲蒙古共和國大呼拉爾主席團勞動獎章一枚。1946年獲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呼拉爾主席團戰勝希特勒金星勳章一枚、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25週年紀念章。

1946年回國，歷任內蒙古自治政府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內蒙古共產黨工委候補委員，中共呼納盟委書記，中共錫察盟工委書記，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宣傳部長。

1950年4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首任特命全權大使。他是新中國第一批（11名）大使之一，也是第一位少數民族大使。

1954年卸任回國，歷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常委兼統戰部部長，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政協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曾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1968年3月12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終年67歲。 ^[3] 

小時候的吉雅泰長得敦敦實實，且懂事聰明。讀了幾年私塾後，因家道衰落，父親將他送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城裏的巧爾齊召寺，在寺裏做喇嘛的吉雅泰的叔父收留了他。1915年，叔父把14歲的吉雅泰送到土默特高等小學讀書，就是在這裏，吉雅泰結識了李裕智、烏蘭夫等人，併成為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革命摯友。

土默特高等小學建校已有200多年的歷史，是專門為土默特旗蒙古族培養人才的學校，吉雅泰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學習非常刻苦認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在北平（今北京）參加運動的土默特旗學生榮耀先、巴文俊等人不時地返回家鄉宣傳運動近況，烏蘭夫、李裕智、吉雅泰等進步青年為北平學生的激情所感染，也積極地聯絡、組織當地各校學生上街宣傳、示威遊行。

1923年夏天，榮耀先受北平蒙藏學校委託回家鄉招生，吉雅泰與烏蘭夫、李裕智、多松年等30多名同學千里迢迢赴京求學。然而，“五四運動”後的北平，革命形勢並非如他們想象的那樣熱火朝天，封建王爺把持下的蒙藏學校更是死氣沉沉，與這羣進步青年渴求解放的理想格格不入。正當他們為自己民族的苦難感到焦慮的時候，中共北方局負責人李大釗及鄧中夏、趙世炎給他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這些苦悶彷徨的青年指明瞭前進的方向。在中共北方局的領導下，烏蘭夫、吉雅泰等人積極地參加各種學生運動和革命活動，很快地成長起來。當時，吉雅泰主要負責宣傳聯絡工作，有時甚至整天奔波在北平的各大院校之間。李大釗十分喜愛這個日漸成熟起來的蒙古族青年，有一次拍着他的肩膀鼓勵説：“好好幹，在革命鬥爭的熔爐裏鍛鍊才幹，解放內蒙古的重任日後就會落在你們身上！”1924年至1925年，烏蘭夫、奎壁、多松年、李裕智和吉雅泰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一批蒙古族中國共產黨員。

在內蒙古博物館，珍藏着一本名為《新花木蘭從軍》的歌劇劇本，劇本的紙張已經變黃，但上面剛勁工整的字跡卻依然清晰可辨。這劇本無聲地記載了一段崢嶸歲月,那是1938年至1946年間，吉雅泰在蒙古工作了近8年時間，期間他創作了十幾個劇本，《新花木蘭從軍》便是其中之一。

1938年，黨組織指示吉雅泰動身前往蒙古，向共產國際代表彙報工作，之後他被留在蒙古做華僑的政治領導工作。共產國際安排他在中國工人俱樂部擔任劇團的導演，化名“王西”。在此期間，吉雅泰為團結華僑、弘揚民族文化、宣傳馬列主義、激發廣大華僑的抗日熱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自編自導了四幕歌劇《新花木蘭從軍》，用花木蘭的形象號召廣大愛國華僑關注、支持祖國的抗戰。歌劇上演後，受到了當地華僑和蒙古人民的熱烈歡迎，此後，他又先後編導了《盧溝橋》等十幾個劇本。

除了導演的身份，吉雅泰還擔任着《工人之路》報社總編的職務。記者在吉雅泰的大女兒吉元那裏，看到了1941年12月的一期《工人之路》影印件。在這期報紙上，有一首名為“播種”的歌曲，詞作者便是署名“王西”的吉雅泰。

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工作的開拓者、侗族將軍楊至成也曾回憶過他在《工人之路》報社擔任編輯的一段經歷。在楊至成的記憶中，報社主編王西待人熱情，沒有一點兒架子。因為之前沒有擔任編輯和記者的經驗，楊至成跟着王西學到不少編輯和採訪的知識、經驗。楊至成十分感激這位王西總編，總想探聽王西的身世來歷，但每次詢問王西，王西總是笑而不答。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吉雅泰被任命為中國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時，楊至成才明白，原來吉雅泰便是當年以秘密黨員身份在蒙古工作的王西。

1949年，隨着東北、華北的解放，錫察地區的軍民也迎來了勝利的曙光。1949年9月27日，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大會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元、國歌、國旗的決議。新華社將這一重大新聞通過無線電波向各地傳送。時任中共錫察盟工委書記的吉雅泰與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激動地圍坐在當時工委唯一的一部收音機前，收聽着來自北京的消息。

根據新華社的消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旗面為紅色，長方形，在旗面的左上方綴有黃色的五角星5顆。一星較大，居左；4顆小星較小，環拱於大星之右。吉雅泰帶領大家精心地描繪出五星紅旗的圖案。在設計五星紅旗的過程中，有個非常有趣的細節：一開始，大家以為4顆小星在大星右邊排成一列，後來經過仔細的討論和研究，才確定4顆小星是環拱於大星之右。

圖案繪製好，吉雅泰便將貝子廟（今錫林浩特市）錫察辦事處財經處副處長和興革叫到辦公室，指派他負責籌辦製作國旗事宜。和興革先聯繫貿易公司找到了紅、黃面料，又請來貝子廟最有名的裁縫唐祿清，唐師傅精心裁剪了布料，一針一線地縫製好了這面錫林郭勒盟的第一面國旗。

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與此同時，貝子廟的黨政機關幹部、解放軍指戰員、學校師生、牧民和喇嘛代表共700餘人，也在工委大院門前隆重集會。在全體與會者的注視下，錫林郭勒盟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迎風飄揚在草原的上空。

如今，這面五星紅旗被珍藏於錫林浩特市貝子廟文物展廳，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珍貴文物。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抽調了10多位黨政軍領導幹部作為新中國第一批派出國的大使。在首批11位大使中，吉雅泰是唯一的一位少數民族大使。

1949年10月6日，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喬巴山照會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決定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外交代表。10月16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復照表示熱忱歡迎，兩國由此正式建交。

1950年6月，吉雅泰被任命為首任駐蒙古大使。臨行前，吉雅泰接到通知，説周恩來總理要接見新中國的第一代外交官。在外交部同志的陪同下，吉雅泰大使、符浩參贊等一行人來到了周恩來總理居住和辦公的地方——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早就坐在小沙發上等候大家了。

“吉雅泰同志”，周恩來總理望着吉雅泰，親切地説，“你從蘇聯回來，懂得俄文；又是蒙古族，懂得蒙古文；又在烏蘭巴托多年，熟悉情況，很好，工作方便！”説着，周恩來總理認真地審查了將遞交蒙古人民共和國元首的國書，並對其中的某些地方進行了修改。隨後，周恩來總理又叮囑道：“蒙古人民共和國是我們的近鄰，又是兄弟國家。你們要謙虛謹慎，要同人家講友好，要尊重人家的風俗習慣，遵守外事紀律……”

當時，北京到烏蘭巴托的鐵路尚未修好，吉雅泰又患有高血壓，不能乘坐飛機。為了趕在蒙古國慶之前到任，吉雅泰和家屬、隨行人員坐着吉普車日夜兼程地趕往烏蘭巴托，有時晚上就睡在車裏。這條路，吉雅泰在抗戰期間曾走過多次，但那時為了不暴露身份，他都要喬裝打扮。這次卻不同，他是帶着毛澤東主席的任命書出使蒙古，他的內心充滿了無尚的光榮感！

到達烏蘭巴托當晚，吉雅泰便出席了蒙古國慶慶典，在隨後3天的“那達慕”慶祝大會上，吉雅泰和其他外交官廣泛地接觸了蒙古國黨政領導人和社會各階層羣眾。當時，不僅是蒙古國人民，就連在烏蘭巴托的蘇聯人、華僑都以新奇的目光和親切的態度接近中國的外交使節。吉雅泰也積極主動地宣傳新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贏得了蒙古國黨政領導和各階層羣眾對新中國的好感和信賴，擴大了新中國的影響。 ^[4] 

據吉雅泰夫人任秀貞回憶，1951年的秋天，吉雅泰夫婦接到喬巴山元帥舉行家宴的請帖。當宴會開始，喬巴山夫婦祝吉雅泰生日快樂時，吉雅泰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次家宴是蒙古方面特地安排祝賀吉雅泰生日的家宴。這次家宴給吉雅泰夫婦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它體現了蒙古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與良好祝願。

1953年，由於健康原因，吉雅泰奉調歸國。在吉雅泰任期內，中蒙兩國有過幾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動和經濟文化交流活動：1951年7月蒙古人民革命勝利30週年大慶時，中國派出政府代表團參加慶典；1952年新中國國慶時，中國在烏蘭巴托首次舉辦了大型工業展覽會，並派出文藝團體赴蒙古演出；1952年蒙古人民的領袖喬巴山元帥逝世，中國派出高級代表團參加喬巴山葬禮……在這些活動中，吉雅泰率領全館人員全力以赴配合國內同志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增進了中蒙兩國的友好合作和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