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穣苴

齊景公時(公元前547—前490年)，晉國於公元前531年派軍侵入齊國的阿(今山東省西部東阿縣)、甄(今山東省甄城縣的濟陰)地區，燕國軍隊也同時乘隙攻入齊國河上(故黃河南岸地區)之地，齊國守軍屢屢敗退。軍事上的失利，使齊景公深為憂慮。為了扭轉敗局，急需選拔和任用智勇雙全的將領。當時擔任相國的晏嬰，向齊景公推薦了司馬穣苴。晏嬰説：“穣苴系田氏遠族子孫，其人很有才能，長於謀劃，且熟知兵法，文能服眾，武能威敵，如以他為將，必能改變目前的形勢。”齊景公聽了晏嬰的介紹，立即召見司馬穣苴，請他談了有關治軍、用兵的方略和法則。

司馬穣苴在軍事上的傑出見解，贏得了齊景公的讚賞，遂拜他為大將，命他率軍抵禦晉國和燕國的軍隊，穣苴説：“我的身份一貫卑賤，你把我從鄉里中提拔起來，位在大夫們之上，士卒還不擁護，百姓還不信任，人微權輕。我想請你選派一個親近的大臣，又在全國享有威信的人做我的監軍，這樣才好！”景公允許了，就派自己的親信大夫莊賈去擔任監軍。司馬穣苴整軍之後，齊軍面貌立刻改觀，成了紀律嚴明，軍容整肅，令行禁止，悉聽約束的能戰之師。然後，他立即率師出發，奔赴前線。在軍旅中，他對士卒們的休息、宿營、掘井、修灶、飲食、疾病、醫藥，都親自過問和安撫，把供給將軍的全部費用和糧食，都用以犒賞士卒，自己與士卒吃一樣的伙食。對體弱士卒特別親近。很快就取得了將士們的信任。三天後部署調整軍隊時，病兵都要求同行，士卒都爭着奮勇參戰。晉軍得知這個消息，就撤兵走了。燕軍得知這個消息，也回渡黃河而取消了攻齊計劃。司馬穣苴率齊軍乘勢追擊，殲滅部分敵軍，全部收復了已失去的齊國城邑和土地。然後率兵回來。未到國都就解散軍隊，廢除軍令，誓盟之後進入城邑。

齊景公和諸大夫都到城郊迎接，舉行慰勞部隊的儀式後回到住所。隨後接見穣苴，提升為掌管全國軍事的大司馬。田氏家族在齊國也日益受到尊敬。以後，齊國大夫鮑氏、高子、國子之輩陷害穣苴，在齊景公那裏進讒言，景公罷了穣苴的官，穣苴離職後一心撰寫兵書戰策。不久病發而死。田乞、田豹等由此怨恨高子、國子等。其後田常殺了簡公，盡滅高子、國子的家族。

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唐王朝舉全國之力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關頭，統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學兵林中樹立一尊最高偶像來振奮民眾的精神，鼓舞軍隊的士氣。於是，兵學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武聖人” 的寶座，“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地位與“文宣王”孔子相頡頏。同時，朝廷又從歷代名將中遴選出“十哲”，進入“武成王”廟中配享。春秋後期齊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司馬穣苴榮幸地入選“十哲”之列，成為與白起、韓信、諸葛亮、孫武、吳起等兵家風雲人物齊名的“亞聖”。司馬穣苴的入選並非事出偶然，浪得虛名，實因其卓越的兵學造詣而備受後人推崇。當年，他曾以治軍的高明和率師逼退燕、晉聯軍而聞名天下，更以撰寫著名兵書《司馬法》一書而惠澤後世，齊國名相晏嬰盛讚其“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真正使司馬穣苴進入一流兵學家行列的，並不是他執法如山、立斬違犯軍紀的監軍大臣莊賈的壯舉，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來犯敵師望風而逃的手筆，單憑這些，並不具備在“武成王”廟做陪祭的資格。司馬穣苴之所以英名彰顯，傲領風騷，根本原因在於他整理總結了古司馬兵法，即所謂“自古王者皆有司馬法，穣苴能申明之”（《史記·太史公自序》），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自己新的兵學體系，“號曰《司馬穣苴兵法》”。這部兵法，代有傳播，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更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於當時的武學，成為將校必讀之書。

《孫子兵法》與《司馬法》

如果説，《孫子兵法》所體現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麼司馬穣苴的《司馬法》所反映的就是“廣義的軍事藝術”，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保障、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的規則。二者可以形成互補，無《孫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藝術，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層層變數；無《司馬法》的規整用兵法則，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和最後底線，也就不能“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説，司馬穣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是毫不遜色、各有千秋的。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司馬法》，稱道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穣苴列傳》）的緣由。

司馬穣苴的軍事理論 《司馬法》

司馬穣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則是其整個學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律，這就是強調“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其根本宗旨，是要區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着一個“治”字，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在司馬穣苴的眼中，國家、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章萬萬不能搬用於軍隊。同樣的道理，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在國言文而語温，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釋，兵車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統治者心血來潮，混同兩者的區別，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又在治軍上摔跟頭，“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説，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應用於國家、朝廷，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温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反之，倘若將國家、朝廷的禮儀規章貫徹于軍隊，軍人就會變成一羣温馴的綿羊，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

司馬穣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律與特點，因此受到後人的高度重視。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嚴明軍紀，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就是借鑑“國容不入軍”的思想、並運用於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語言雖然樸素平白，但其中卻藴含着深刻的哲理。司馬穣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便是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具有適用性。歷史上，違背司馬穣苴區分“國容”與“軍容”的忠告，不分場合，不分條件，不分對象，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複雜的事物，結果導致破綻百出，甚至全盤皆輸的，可謂司空見慣，不勝枚舉。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拔苗助長，將本是優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區別。結果呢，“置將不慎，一敗塗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説，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抱憾終天。

穣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穣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穣苴則僕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穣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穣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史記 . 司馬穣苴列傳》）

田穣苴辭別齊景公之後，和作為軍事監督官的齊王的寵臣莊賈約定：“明天正午在軍營轅門會合。”第二天穣苴首先飛馬來到軍營，豎起測日影的木杆，設下計時的漏壺，等待莊賈。莊賈一貫驕橫跋扈，認為統帥自己原來的部屬，又是自己當監軍，就不怎麼着急，聽憑親友稽留餞行。正午，莊賈還沒有到。穣苴撤掉木杆，放掉漏壺裏的水，走進校場，按原定步驟指揮隊伍，宣佈紀律。一切就緒，已是黃昏時候，莊賈才來到軍營。穣苴問道：“為什麼遲到？”莊賈表示歉意地説：“對不起，鄙人因為親戚朋友送別，所以耽誤了。”穣苴説：“作為一個將領，從接受任命起，就應該不顧自己的家庭；指揮軍隊，執行紀律時，就應該不顧自己的親屬；到臨作戰的緊急時刻，就應該不顧自己的性命。當前敵人已經侵入我國內地，全國上下惶惶不安，邊防士兵在露天下忍受日曬雨淋，國君睡不好覺，吃不下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懸在你的手裏，還説什麼送行啊！”説罷，便問軍法官：“根據軍法，凡是按期不到，耽誤軍情的怎麼辦？”軍法官回答：“應該殺頭。”莊賈這才害怕起來，急忙遣心腹騎馬向齊景公求救。派去的人還沒有返回，穣苴就殺了莊賈懸首示眾。全軍將士都為之震動畏懼。這段文章描寫了穣苴掛帥出征前，秉公執法，對於不守約定，擅自遲到的作為監軍的齊王寵臣莊賈，軍法從事，殺頭懸首示眾。表現了他法不阿貴，執法如山的可貴精神。

文中描寫的穣苴，可謂古代執法者的優秀代表。在積極推進依法治國，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公平正義的今天，穣苴法不阿貴，執法如山的精神仍然值得發揚光大。文中穣苴“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的諍諍摯言，也仍是當今軍事將領以遵循的原則。

註釋：

（1）“穣苴既辭”，（晏嬰向齊景公推薦田穣苴掛帥出征，以抵禦晉國和燕國的聯合入侵；穣苴又建議由齊王的寵臣莊賈為監軍）穣苴在此別齊景公之後。

（2）“旦日”，明天。“會”，集合。“軍門”，營門。

（3）“立表”，在太陽下豎木觀影以計算時間。“下漏”，把水灌進計時的“漏壺”。

（4）“將以之軍”，統帥自己原來的部屬。“己為監”，自己作監軍。

（5）“僕表”，放倒看日影測時的木表。“決漏”，把“漏壺”裏的水放掉。“行軍”，開始軍事行動。“勒兵”，指揮軍隊。

（6）“申明”，宣佈。“約束”，共同遵守的規定，紀律。

（7）“何後期”，為什麼遲於約定時間。“謝曰”，表示歉意地説。

（8）“不佞”，不才的意思。“臨軍”，來到軍隊。

（9）“援枹（fu浮）鼓之急”，擂鼓作戰的緊急時刻。“援”，拿起。“枹”，鼓槌。

（10）“懸於君”，懸系在你的手裏。

（11）“軍正”，軍政司，即軍法官。“云何”，怎麼説。

（12）“反”，同“返”。“徇”，示眾。“振慄”，震動驚恐。

《司馬法》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書中論述了統率軍隊和指揮作戰的經驗，以及指揮員應具備的條件。同時也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的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爭觀點。它是我國古代戰爭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也是早期兵法理論的繼承和總結，歷來為兵家所重視。

兵書

根據《史記·司馬穣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穣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穣苴兵法》。”《司馬法》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共計155篇。漢朝以後，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卷5篇的原型。此書受到歷代兵家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鑽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於《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於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穣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後三篇為《司馬穣苴兵法》。目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穣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於《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穣苴及其追論者。儘管由於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戰爭中存在着“輕”、“重”兩個互相制約的、也就是對立統一的因素。他説：“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互為輕重。”因此，在他看來，掌握戰爭規律的關鍵在於處理好“輕”、“重”兩者的關係，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才能抓住重點，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司馬穣苴

其次，司馬穣苴的軍事思想中，有着機動靈活的戰術意識。在練兵上，他主張“教惟豫，戰惟節”。也就是説，平時訓練要從嚴，戰時用兵要從寬、要有節制。在軍事指揮上，他認為應講究策略，不能輕重不分，要“上煩輕，上暇重”。將領的指揮只具體也就是所謂“輕”，就容易陷於繁瑣；只抽象地管管戰略上的運籌也就是所謂“重”，則又易流於空泛，所以，只有“輕”、“重”有節，才能指揮有度，保證戰爭的勝利。

再次，司馬穣苴的軍事思想中，還有着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戰術原則。他説：“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困，是謂戰參。”在他看來，進攻與防禦應該相互補充，前進與後退應該各有限度，隊伍排列行進應該保持前後秩序，車兵、步兵應該互相倚重。他將這種互相對立與滲透的軍事方法，稱為“戰參”，加以突出強調。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軍隊行動有度、強弱互補，從而立於不敗之地。總之，司馬穣苴以其卓著的軍事活動在我國古代軍事史上佔據有顯要位置，而其《司馬法》，也成了我國軍事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

田穣苴墓，位於今天的齊都鎮尹家村南250米處。墓高約10米，南北長25米，東西長約38米。因長年累月的風雨侵蝕，古墓的東、北兩側陡峭，而其他面坡度較緩和。“繁花簇擁丘高起，當年司馬眠於此”，田穣苴墓已在此矗立二千餘年了。後人在遊覽穣苴墓後，寫下了這樣憑弔的詩句：“勇冠三軍比孫武，謀雄七國似范蠡。不畏強權懲莊賈，豈懼燕晉退寇敵。難料凱旋受讒死，世代仁人為君泣”。（《悼穣苴》）在這首詩歌中，人們抒發了對穣苴不畏強權，忠耿賢良的崇敬之情。 司馬穣苴墓

由於田穣苴功勳卓著，地位顯赫又不善於逢迎，受到了許多當朝大臣的嫉妒，昏庸的齊景公黑白不分，是非不辨，將穣苴撤了職，把他逐出宮廷。穣苴鬱郁不得志，最後終於“發疾而死”。穣苴死後，他的後人將他埋在了齊國這塊他曾經縱馬馳騁，用鮮血保衞過的土地上。穣苴墓深深掩埋着一代忠良，這塊土地因曾有這樣的賢良之才而自豪。先人不畏強權，報國愛民的行為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穣苴墓畔，回憶古人的悲壯業績，怎不叫人陷入深思和懷念之中。

齊國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