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濟湘

1935～1941年 在上海徐匯公學學習並畢業。

1941～1947年 在上海震旦大學醫學系學習並畢業，獲博士學位。

1948年 任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住院醫師。

1950年 任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住院總醫師。

1951年 任中國人民志願軍醫療隊主治醫師。

1952年 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主治醫師。

1954年 任上海第二醫學院講師。

1956年 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外科及麻醉科副主任。

1961年 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燒傷科副主任。

1963年 任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燒傷科主任及燒傷研究室主任。

1974年 任上海第二醫學院外科學教授。

1978～1988年 任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常委。

1982年 任《國外醫學·創傷和外科基本問題分冊》主編。

1985年 任《中華整形燒傷雜誌》副主編。

1988年 任上海市燒傷研究所所長。

1989年 任Chinese Journal of Medicine（《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編委。

1998年 任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終身教授。

史濟湘，自幼喪母，童年由舅舅撫養。他舅舅全家酷愛讀書，年幼的史濟湘深受他家的影響。史濟湘少年時就讀於上海格致公學，1935年轉入上海徐匯公學（上海徐匯中學前身）。在中學讀書時，史濟湘對化學和醫學有濃厚興趣。1941年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1947年畢業。當時有位法國教授曾對史濟湘説：“你們的國家還很窮，傳染病是個很有社會意義的課題。”可在當時社會動盪，物價飛漲，年輕的史濟湘為了維持生計，放棄了他所向往的理想，懷着“不為良相，就為良醫”的報效社會和人民的抱負，來到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任外科住院醫師。從此以後，史濟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外科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史濟湘於1950年任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外科住院總醫師。1951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醫療隊赴抗美援朝前線。在前線，他為傷員們日以繼夜地努力工作。有一次，他在血源緊缺的情況下，僅用600毫升血為一名嚴重急性胃出血的患者進行了胃大部切除術，使患者轉危為安，康復出院。在朝鮮期間，史濟湘以出色的醫療成績榮獲主任級立功獎勵。

1952年上海第二醫學院成立，史濟湘升任廣慈醫院（1972年改名瑞金醫院）主治醫師，1954年升為講師。1956 年被任命為外科和麻醉科副主任兼任外科教學幹事。他在外科學領域涉足甚廣，先後從事過骨科、婦產科、小兒外科、神經外科、麻醉科等臨牀工作。這為他以後在燒傷外科這一領域中作出突出貢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8年，史濟湘參加和組織了他所在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搶救嚴重燒傷的鋼鐵工人邱財康的工作，邱財康的燒傷總面積達89%，三度燒傷達23%。這一病例的搶救成功突破了當時國外文獻報道燒傷總面積超過80%鮮有治癒的燒傷治療“極限”，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重視。為此，史濟湘等受到衞生部的記功獎勵。1961年廣慈醫院成立燒傷科，史濟湘任副主任。1963年任燒傷科主任、燒傷研究室主任。1974年晉升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外科學教授。1988 年成立上海市燒傷研究所，史濟湘任所長。1998年任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終身教授。

在文化大革命中，史濟湘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不計較個人恩怨，始終為祖國的燒傷事業竭盡全力。在中國的燒傷治療水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後，史濟湘高瞻遠矚地認識到，中國的燒傷治療不能只建立在臨牀實踐摸索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更應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同時，要培養專業人才，使中國燒傷事業後繼有人。他在許多場合力陳己見，多次呼籲建立燒傷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在他的倡導下，1988年成立上海市燒傷研究所。1990年，瑞金醫院燒傷科被批准為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的重點學科建設基地。

1986年，史濟湘被選為中華醫學會燒傷外科分會首屆主任委員。1978年至1988年任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常委，1982年任《國外醫學·創傷和外科基本問題分冊》主編，1985年任《中華整形燒傷雜誌》副主編，1990年任Chinese Journal of Medicine（《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編委。

史濟湘是國際燒傷協會的中國代表，曾三次代表中國燒傷學術界出席國際燒傷會議。他還應邀參加過美國、意大利、比利時、日本、秘魯、阿根廷等國的燒傷整形年會。史濟湘於1980年被法國外科醫學科學院聘為外籍通訊院士，並獲得意大利倫巴第醫學會授予的“名譽會員”稱號；1988 年獲美國燒傷學會授予的國際燒傷學術獎——埃文思獎；1989年獲意大利惠特克基金會授予的惠特克國際燒傷獎，1990年應聘為惠特克國際燒傷獎評委會委員。他在回首以往的工作時，不勝感慨地道出了他幾十年來的治學經驗：“以嚴肅的科學態度，認真汲取前人的經驗，在臨牀實踐中敏鋭地發現問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燒傷是常見的創傷，而大面積深度燒傷的治療非常複雜，其中存在3個關鍵的環節，即早期休克的處理，感染的防治和創面的治療。因此，大面積深度燒傷死亡率很高。直到1950年代，深度燒傷佔全身50%體表面積者就難有生存希望。救死扶傷的高度責任感促使史濟湘所領導的燒傷科決心攻克這一醫學難關。1958年以前，中國尚無燒傷專科。燒傷患者都由外科收治，對嚴重燒傷的患者醫生們往往不知從何着手。史濟湘與瑞金醫院燒傷科其他醫生一起，在收治相當數量的燒傷患者之後開始制定燒傷工作常規，查房護理制度，建立獨立的燒傷手術室。這些工作的總結後來成了中國第一本關於嚴重燒傷治療專著的主要內容。嚴重燒傷後，創面不僅有大量血漿樣液體滲出，遠端臟器也可能發生類似的滲出，導致可與燒傷面積成正比關係的低血容量性休克。對嚴重燒傷早期休克的防治，1952年美國E.I.埃文思（Evans）醫生最先提出以體重、燒傷面積為計算基礎的輸液公式，以後又有布魯克（Brooke）醫院公式、帕克蘭德（Parkland）醫院公式和高張鹽溶液療法問世。但這些公式都是美國燒傷醫生根據本國燒傷患者具體情況所提出的輸液公式，這些公式很難照搬用於中國燒傷患者早期休克的輸液復甦。1964年，瑞金醫院燒傷科總結分析了該科收治的600例無呼吸道燒傷或其他合併症病員休克期的實際輸液量，提出了適合中國燒傷患者具體情況的輸液公式。這一公式雖脱胎於早年的埃文思氏公式，但已在大量臨牀實踐的基礎上作了改進。以後的實踐表明該公式對中國大多數燒傷患者的休克防治是行之有效的。

史濟湘還認為，早期休克的處理不應僅着眼於輸液問題，還應重視呼吸道吸入性損傷及其併發症和急性腎功能衰竭等問題。所謂早期暴發性敗血症也與休克的處理是否妥善、休克期是否平穩有密切的關係。

1950年代，法國醫生H.R.Laborit認為，休克綜合徵是神經內分泌反應的結果；休克死亡是機體在創傷等原因打擊下，機體的內環境穩定平衡被破壞而引起的。在這一學説的啓發下，史濟湘與其他醫生合作應用冬眠藥物作為燒傷休克的輔助治療，目的在於抑制中樞神經的過度興奮，減弱交感神經的反應強度，改善微循環的功能，降低代謝和減少組織耗氧量。這一治療方法被命名為“冬眠藥物療法”，在臨牀應用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臨牀統計發現，在一組燒傷患者中，凡燒傷後併發急性胃腸道潰瘍者，在休克期均未用過冬眠輔助治療，而按常規應用足量冬眠藥物者很少發生此種潰瘍。動物實驗表明應用冬眠藥物可防止燒傷引起的內臟血液循環不良。上述獨具特點的早期休克處理方法受到國內外燒傷學者的一致好評。美國燒傷學會在授予史濟湘埃文思獎的頒獎評論中，將此列為中國大面積燒傷治療的成就之一。

燒傷早期就存在燒傷感染的防治問題。而度過休克期之後，防治感染就成為嚴重燒傷搶救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之一。通過長期的臨牀實踐，史濟湘和他的同事們認識到，燒傷感染的防治與另一關鍵問題即創面的切痂植皮密切相關。嚴重燒傷患者絕大多數是由於併發創面膿毒症而死亡的。瑞金醫院燒傷科統計了1966～1973年的89例死亡病例，其中57%死於此種併發症。他們認為，早期切除創面壞死組織是控制感染的重要手段，應對大面積深度燒傷創面作分期分批的焦痂切除。實際上這一觀點已被當時多數學者提出。但壞死組織切除之後，必須立即覆蓋暴露的創面，以防止繼發感染以及蛋白質、水分和熱量從創面丟失。這對自體皮膚已大部毀壞的大面積深度燒傷患者來説，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異體皮是一種很好的覆蓋材料。但是人體在接受異體皮2～3周內就會對其發生排斥反應，最終異體皮脱落使創面重新暴露。若改用異種皮（如豬皮等動物皮膚），則排斥反應出現更快。正在研製中的各種人工材料還未能替代異體皮。

1953年，英國醫生D.M.傑克遜（Jackson）等報道了將自體皮與異體皮條狀間隔移植的方法。他們發現間隔移植後自體表皮可匍行於異體皮的真皮上，逐漸取代異體表皮，創面一期封閉不再暴露。在這一報道的啓發下，1960年代初，史濟湘和瑞金醫院燒傷科其他醫生一起反覆實踐。最初是用狹條狀自體及異體皮片作間隔混合移植，以後變為砌磚式，最後摸索出大張異體皮打洞嵌植自體小皮片的方法。他們在臨牀實踐和研究中發現，若嵌植的自體小皮片不小於0.09平方釐米，且皮片之間的創面不大於1～1.5平方釐米，創面將最終為擴展的自體皮永久覆蓋而不再暴露。這一方法不僅使異體皮的排斥方式有了改變，而且可以使自體皮的面積擴大7～10倍，換言之，只要患者還留有10%左右的正常皮膚，即可用來覆蓋約90%的切痂創面。

在特大面積甚至全身燒傷的患者中，他們利用頭皮作為主要供皮區。由於頭皮的血供豐富，皮膚內毛囊汗腺等位置較深，供皮創面癒合快，故可反覆切取自體皮，間隔最短者6～7天即可切取一次。對某些特大面積燒傷的患者，頭皮供皮區被反覆切取自體皮可達13次之多。這樣就可用僅佔全身體表面積百分之幾的頭皮解決全身90%以上深度燒傷創面的修復。

在燒傷早期，分期分批切除焦痂、大張異體皮打洞嵌植自體小皮片覆蓋創面、以頭皮作為主要供皮區這一治療技術在臨牀應用之後，燒傷治療水平不斷提高，半致死燒傷總面積（即預計死亡率為50%時的燒傷總面積）從1958～1965 年的71.74%提高到1966～1973年的83.61%，進而提高到1974～1986年的89.59%。半致死三度燒傷面積從1958～1965年的30.92%提高到1966～1973年的49.23%，進而提高到1974～1986年的56.32%。這一成就使中國燒傷治療躍居世界先進水平。一些先進國家的燒傷治療雖然半致死燒傷總面積在1980年代初已提高到80%左右，但半致死三度燒傷面積仍徘徊於30%左右。推測其原因，主要還是未能解決創面的覆蓋問題。從1966～1988年，瑞金醫院燒傷科共救活6例三度燒傷面積超過90%的患者，其中包括1例燒傷總面積100%、三度燒傷面積94%的罕見病例。上述大面積深度燒傷的治療技術在國內很快得到推廣，各地應用這一技術搶救三度燒傷體表面積大於80%的病例已不下數十例。1985年，該項治療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國外亦開始注意這一治療技術，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動物實驗和一些基礎理論的研究，在臨牀亦作了類似應用。1986～1987年，先後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進修學者來瑞金醫院燒傷科學習大面積深度燒傷的治療技術。

《燒傷醫學研究》，大陸在燒傷醫學方面的成就，世所公認，本書是燒傷醫學自1958年創立以來臨牀與科研工作的回顧，並彙集近年的最新成就。全書以介紹自身的工作為主，同時也與國外一些進展作了比較。其目的是使讀者對我國燒傷醫學的現狀和動向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內容包括燒傷臨牀工作特別是大面積燒傷治療的總結；燒傷休克、創面處理與覆蓋、感染與免疫、營養與代謝以及傷後康復等專題的綜述或報告；對化學燒傷、電擊傷、吸入性損傷、燒傷併發症和燒傷病理研究等亦作了專題討論。為便於讀者瞭解國內燒傷研究情況與臨牀治療水平提高的關係，對相應的實驗研究簡要地作了客觀的介紹。

1 廣慈醫院燒傷小組（史濟湘執筆）.嚴重灼傷的治療.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

2 程一雄，史濟湘.急性腎功能衰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3 史濟湘.大面積三度燒傷的治療.中華醫學雜誌，1973，4∶195～199.

4 楊之駿，許偉石，史濟湘.燒傷治療.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5.

5 史濟湘，楊之駿，許偉石，等.大面積三度燒傷患者痊癒後的出汗問題.上海醫學，1979，2∶11～13.

6 Shi JX Guérison de quatre brūlures du 3e degré a plus de 90% de la surface corporelle.Chirurgie，1979，105：738～741.

7 Shi JX.Use of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burns.Europa Midica，1980，25∶197～202.

8 楊之駿，許偉石，史濟湘.燒傷治療（第二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9 Yang ZJ，Xu WS，Shi JX.Burn treatment.Shanghai/Berlin/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ers/Springer Verlag，1985.

10 Zhang DS，Yang ZJ，Shi JX.Recent advances in burns and plastic surgery.MTP Press，1985.

11 張小俊，史濟湘.燒傷病人肌肉蛋白質分解的初步研究.中華整形燒傷外科雜誌，1986，2∶284～286.

12 李映月，史濟湘.皮膚表皮細胞培養和移植.上海醫學，1988，11：249～252.

13 史濟湘.燒傷醫學在中國.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14 史濟湘.創傷癒合與有關細胞生長因子.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學報，1997，17（S）：82～8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