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陳北李

在歷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陳”。所見文獻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陳”的是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大學受教於李大釗的趙世炎。他於1920年8月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勤工儉學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輩仰辰”。

當時還有一首嵌名詩：“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也在五四運動和中共創立時期社會上廣泛傳頌。這兩首詩的作者是誰，尚不清楚，都沒有史料佐證，但從語氣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當時追隨陳獨秀、李大釗，並活躍在北大校園裏的一批學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之手。上述兩處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陳”。

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會知名人士和家屬為李大釗舉行的葬禮上，送葬隊伍中有一副由時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兼總幹事的楊杏佛送的輓聯寫道：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生。才有了“南陳”“北李”的表述順序。 ^[1] 

把“南陳北李”組合起來使用，所見文獻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發表《扶桑笈影溯當年》，文章中説：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主張組織共產黨，經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 ^[1] 

“相約建黨”，這四個字其實是基於歷史過程的一個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釗冒險送陳獨秀去天津，在路上談到建黨之事。

對於這一歷史過程與背景的最早敍述，是當時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報道《武昌中山大學集會追悼李大釗等烈士》，文中寫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學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釗同志事略》的演講，演講中有一段描述性內容：“（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後，與先生（指李大釗——引者注）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因此大觸政府之忌。”並説到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這就是“相約建黨”的歷史背景依據。

2001年，北京大學蕭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發表《關於“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

文章論證指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間，不管是自己編寫或者從其他人編寫的各種教材和教科書中，以及各種黨史研究的專著中，都沒有提及、看到或者聽到有關“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表述。通過論證，文中提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八個字的組合提法，始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

梳理發現，1983年3月由著名歷史學家、黨史學界前輩李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開端》一書中，採用了高一涵的回憶。該書寫道：“李大釗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到天津。

1920年2月，他們扮作商人，坐一輛騾車，先到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的家鄉——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幾天，然後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們交換了關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稍加留意，以上這段文字後面一句話裏，其實就有“相約建黨”的關鍵字節——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如此看來，把這段歷史背景概括為“相約建黨”，應該是始於1983年出版的《偉大的開端》一書這段敍述。“也許受這段敍述的啓發，在此後的報刊上出現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一概括。”

（資料來源：人民網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