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在歷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陳”。所見文獻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陳”的是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大學受教於李大釗的趙世炎。他於1920年8月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勤工儉學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輩仰辰”。

當時還有一首嵌名詩：“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也在五四運動和中共創立時期社會上廣泛傳頌。這兩首詩的作者是誰，尚不清楚，都沒有史料佐證，但從語氣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當時追隨陳獨秀、李大釗，並活躍在北大校園裏的一批學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之手。上述兩處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陳”。

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會知名人士和家屬為李大釗舉行的葬禮上，送葬隊伍中有一副由時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兼總幹事的楊杏佛送的輓聯寫道：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生。才有了“南陳”“北李”的表述順序。

把“南陳北李”組合起來使用，所見文獻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發表《扶桑笈影溯當年》，文章中説：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主張組織共產黨，經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即所謂“南陳北李”。

“相約建黨”，這四個字其實是基於歷史過程的一個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釗冒險送陳獨秀去天津，在路上談到建黨之事。

對於這一歷史過程與背景的最早敍述，是當時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報道《武昌中山大學集會追悼李大釗等烈士》，文中寫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學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釗同志事略》的演講，演講中有一段描述性內容：“（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後，與先生（指李大釗——引者注）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因此大觸政府之忌。”並説到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這就是“相約建黨”的歷史背景依據。

2001年，北京大學蕭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發表《關於“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我見》。

文章論證指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間，不管是自己編寫或者從其他人編寫的各種教材和教科書中，以及各種黨史研究的專著中，都沒有提及、看到或者聽到有關“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表述。通過論證，文中提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八個字的組合提法，始於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後。

1983年3月由著名歷史學家、黨史學界前輩李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開端》一書中，採用了高一涵的回憶。該書寫道：“李大釗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到天津。

1920年2月，他們扮作商人，坐一輛騾車，先到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的家鄉——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幾天，然後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們交換了關於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稍加留意，以上這段文字後面一句話裏，其實就有“相約建黨”的關鍵字節——他們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如此看來，把這段歷史背景概括為“相約建黨”，應該是始於1983年出版的《偉大的開端》一書這段敍述。“也許受這段敍述的啓發，在此後的報刊上出現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一概括。”

1986年5月，虞崇勝在《江漢論壇》第5期上發表文章，文章題目就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時間和地點》。1989年9月由閻稚新、李善雨、肖裕聲編著，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與中國革命》一書，在第二章中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標題出現；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註釋集中，也採用了高一涵的演講內容，然後結論性地寫道：“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可以視為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權威使用。

（資料來源：人民網 ^[2-3]  ）

1919年6月9日，在五四運動高潮階段，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包括取消兩次對日簽約在內的五項要求。宣言表示：“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宣言印成傳單，羣眾“讀後大聲叫好，拍手歡呼”，北洋政府卻大為恐慌，視之為“扔炸彈”，嚴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發傳單之人。6月11日晚，陳獨秀到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傳單，甫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與跟蹤。當晚，陳獨秀被警察拘捕，住處也被連夜查抄。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在學生界、知識界引起極大震動。13日，北京《晨報》最先披露了這一消息。隨後，全國各大報紙相繼報道評論。各地函電交馳，社會團體、學者名流、學生等紛紛行動，他們強烈譴責反動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政府當局立即釋放陳獨秀。

1919年9月16日，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北京當局不得不退讓。警察廳同意陳獨秀以胃病為由，“准予保釋”，但出獄後“仍應按豫戒法第3條4款施以豫戒”，不得擅自離開北京，不得從事政治活動，並由“巡官等隨時視察按月呈報”，“免其再有越軌行為”。

五四運動中，在社會各界的援助下，被逮捕的學生被釋放返校，與當局的對抗取得勝利。陳獨秀獲釋出獄後，北大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李大釗興奮地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詩《歡迎獨秀出獄》。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輛舊式帶篷騾車緩緩行進。車裏坐着兩位乘客。一位約30歲，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一身皮袍，手提包裏裝着賬本，儼然一個年前外出收賬的賬房先生。另一位約40歲，長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頂氈帽低低地壓在頭上，看上去像個土財主。但這兩位並不是普通乘客，他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領軍人物：李大釗和陳獨秀。

1920年2月4日，他受邀去武漢講學，先後作了《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專題講演。在講演中，他提出“三個打破”的政治主張：“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打破繼承的制度，實行共同勞動”；“打破遺產的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用”。武漢報刊和國內其他大報刊均以大字刊登。但湖北官廳極為驚駭懼怕，明令陳獨秀停止講演，速離武漢。陳獨秀“憤恨湖北當局者壓迫言論之自由”，於2月8日傍晚，乘車返回北京。但他哪裏知道，在北京，一張捕捉他的大網正在加緊編織之中。李大釗帶幾本賬本及店家用的紅底片子，裝成生意人。兩人僱了一輛騾車，連夜出朝陽門，直奔天津。

就在那輛不起眼的騾車上，一件對近現代中國影響深遠的偉大事件正在醖釀中。陳獨秀通過五四運動及其後自己的遭遇，深感中國有必要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他的目光從以青年學生為主轉向以工農大眾為主，從對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傳播轉向建黨的實際運動。1920年初，李大釗著《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公開號召在中國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組織：“最近時代的勞動團體和社會政黨的組織精密，力量更大。俄羅斯有共產黨員60萬人以此建成一個赤色的國家，而中國缺乏的是這種有組織和有訓練的力量。”進而指出：“中國現在自己無一個真能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共產主義派——編者注）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並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麼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託。”

雪後的夜晚，大地白茫茫一片，曠野裏偶爾傳來幾聲狗叫。騾急急向前奔去，身上的鈴鐺有節奏地響着，兩隻軲轆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嶄新的轍印。李大釗和陳獨秀一點倦意也沒有，開始交流建立共產黨的看法。

這一路，兩人親密地談着在中國建黨的事宜，並約定，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在北京，一南一北負責建黨。

陰曆除夕，陳獨秀到了上海。上海街頭到處響着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裏傳出划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裏傳出“嘩嘩”的麻將聲，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來。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中心城市，匯聚了50萬產業工人。按照與李大釗的約定，陳獨秀就在這裏率先開始了建黨活動。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廣為流傳。在他們的行動和推動下，各地紛起響應，一時間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由此開啓。 ^{[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