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航道更路經

據三亞市落筆洞古人類遺址考古證實，在1萬年前已有“三亞人”在海南島生息。距今7000至3000年前，中國南方“駱越人”的一支又跨海而來，成為海南島的世居先民，後稱黎族。説明海南島的先民已掌握了渡海技能，與南海打過交道。 ^[2] 

漢代，漢族人大量入瓊，隨着航海工具的進步，海南人口的增長，加快了海南和南海諸島的開發步伐。此時，海南人和交趾（在今越南境內）人貿易和人員往來相當頻繁（交趾時屬中國版圖）。史書記載，當時南海的“絲綢之路”，通達甌駱國（今越南）、夫甘都盧國（今緬甸境內）、諶離國（今緬甸沿岸和南亞的黃支國（今印度境內）等國，甚至到達西亞、東北亞和地中海沿岸國家。 ^[2] 

唐宋代，中國與波斯、阿拉伯貿易的大發展，使海南島成為國際商船來往的中途補給站和避風場所。西沙羣島的甘泉島，出土唐宋代居住遺址表明，那時已有海南漁民居住過。 ^[2] 

明清代，海南島進全面開發時期，海南漁民在南海區域大力發展漁業和商貿往來，以南海諸島為基地，在島上建有住宅和神廟，種植有椰子樹，南海區域是海南漁民的生活圈。 ^[2] 

更路簿的形成年代，學術界有兩種説法。一説更路簿形成於鄭和下西洋之前的明初年間，盛行於清朝，一説更路簿形成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元代。 ^[6] 

直到20世紀70年代，更路簿才得以被現代人發現。1974年，《西沙文物》一書中首次提及“航行更路”一詞，並詳細介紹了蘇德柳版本的更路簿”。這是更路簿一詞首次出現在人們面前。 ^[6] 

1980年1月，中國外交部首次在外交文件中提及更路簿，用以證明中國人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經在南海從事捕魚打撈作業活動。從此，更路簿逐漸被社會及學術界所認識。往後數十年間，隨着社會各界及媒體對更路簿的關注度增高，對於更路簿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 ^[6] 

“南海航道更路經”又有“南海水路經”“南海定時經針位”“西南沙更簿”“順風得利”“註明東、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名稱，不同的名稱是不同的手抄（或口述記錄）本。它是自古以來漁民自編自用的航海“秘本”，是每位船長必備的航海圖。迄今發現的有10種。 ^[2] 

其中，“更”是中國古代計算航程的單位。明代《西洋朝貢典錄·佔域國》條中説：“海行之法，六十里為一更”。《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説：“更者，每一晝夜分為十更，以焚香數為度，人從船面行，驗風之迅緩，定更數多寡，可知航至其山洋界”。一更等於60裏，雖只能表示一一個約數，不過在沒有測量距離的精密儀器的古代，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路者，是指導航行路線，即航行的路線圖。《更路簿》指手抄航行路線圖的手抄冊子，“更路傳”指口傳的航行路線經驗。 ^[2] 

由於南海航道更路經是海南歷代漁民的海南經驗總結，因此更路簿全部都是手抄本，主要記載了3條航線，--是漁民出海捕魚路線，二是華僑出國路線，三是中國古代海上貿易路線。圍繞這3條主航線，詳細記錄了南海島礁的名稱與分佈、地貌與海況等。更路經不但對島礁的形態作圈、筐（礁環）、門、孔（礁環缺口）、峙（島、沙洲）、線（高潮淹沒、低潮呈現）、塘（湖）等區分，還對海浪、潮汐、風向、風暴等氣象氣候和水文情況作了詳細述説。 ^[3] 

海南漁民不僅詳細記載了航線的情況，還對航線沿途的島嶼，按照地形、氣候、水文、生物、海產位置、數字、順序、大小、顏色及傳説等11項，對南海諸島用瓊人的方言給予了命名。 ^[3] 

“更路經”對南海海區的劃分。區分南海為“東海”和“北海'（定羅經針位），東海即西沙羣島海區，北海即南沙羣島海區。海南魚民每年趁東北季風先赴西沙，後赴南沙，便稱西沙為東海，南沙則為北海。 ^[2] 

清代更路簿（海南省博物館藏）(4張)

“更路經”記述島礁的名稱與分佈。“更路經”記述漁民對南海諸島命名98處，其中西沙羣島地名22個，南沙羣島地名76個。命名的原則，有地形、氣候、水文生物、海產位置、數字、順序、大小、顏色及傳説等11項。“更路經”所述各島礁的距離和相對方位，就是南海諸島的分佈圖。這些對後來中國標準命名和繪製分佈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 

“更路經”記述島礁的地貌和海況。不但對島礁的形態作圈、筐（礁環）、門、孔（礁環缺口）峙（島、沙州）、線（高潮淹沒、低潮呈現、塘（湖）等區分。還對海浪、潮汐、風向、風暴等氣候和水文情況作述説。還記錄或口傳觀察海上風雲和出海行船的知識。有關的諺語就很多，如“六月出紅雲，勸君莫行船（有颱風）”“無風來長浪，不久狂風降、靜海浪頭起，漁船快回港”“出門看天色，出海看潮夕。”“海潮哈哈笑，颱風呱呱叫”等等。 ^[2] 

“更路經”記錄航行線路。南海島礁散佈，航海者視為畏途，南沙羣島中部，向有“危險地帶”之稱，有諺雲：“走水行船三分命。”“更路經”中所啓示的路線圖，是不知多少漁民用生命換來的。路線圖中開闢有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航線。如有一《更路簿》繪製有一幅《南海西沙、南沙羣島地理位置略圖》，與後來用現代手段繪製的南中國海航海圖驚人地相似。南中國海300餘萬平方公里，僅憑經驗，沒有數百上千年的探索和積累，是很難產生《更路簿》這樣準確的航海圖的。 ^[2] 

已查明現存有的《更路簿》有：蘇德柳抄本《南海更路簿》、許洪福抄本《南海更路簿》鄭慶能抄本《瓊島港口出人須知》《廣東下瓊更路法錄》、鬱玉清抄藏本《南海定羅經針位》、陳記芹抄本《西南沙更簿》、林鴻錦抄本《南海更路簿》、王國昌抄本《順風得利》、秦興銑存《註明東北海更簿》、蘇承芬抄葳本《南海更路簿》、李根深收藏《東海北海更流簿》、符宏光填繪的《西南沙羣島地理位置圖》等。“更路傳”已記錄的口述“更路傳”有韓健元、齊見德口述的《我的行船經驗》《航海和捕撈經驗》等。 ^[2] 

"南海航道更路經"帶有濃郁的海洋文化和民俗文化內涵，具有地域性、傳承性、通俗性、民族性、多元性、活態性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特徵。 ^[4] 

每個民族或羣體都有自己生活或活動的地域，地域的自然環境深刻地影響着民族羣體的文化特徵。海南島四面環海，為環形台狀地貌，中部多山地丘陵，沿海地區為平原。文昌、瓊海等沿海地區，土地貧槽，多為沙質土壤。特別是自文昌鋪前至瓊海博鱉一帶，經常遭受颱風、洪澇等自然災害衝擊，不適宜耕種。同時，地處沿海，擁有眾多淺灣灘塗，魚、蝦、貝等海產甚多，易於捕撈，沿海居民靠海吃海，練就了一身海上生存捕撈的技藝。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在宋代來到海南島的大量移民帶來了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藝，富於探索精神的漁民遂開始了開發南海的航行。海南漁民長期在南海海上航行作業，形成了獨特的航行路線和航海捕撈經驗技能。特別是海南漁民在南海諸島礁之間近距離航行時，對中國古代航海羅盤進行了加密，獨創了"線針"這更能説明其在傳播過程中產生的變異和發展，深深的打上了地域的烙印。 ^[4] 

所謂傳承性，是指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被人類以集體、羣體或個體的方式一代接一代的享用、繼承或發展的特性。"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核心。"南海航道更路經"是世代海南漁民經過幾百年的摸索和積累形成的智慧結晶。海南漁民駕船遠航捕撈，積累並記載自己所行航路的經驗知識，父子相傳，家族相傳，師徒相傳，親友相傳，漸漸流傳開來。就這樣，《更路簿》被海南漁民代代傳承，不斷擴展完善。學者在一次文昌市東郊鎮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很多還在"做海"的漁民對《更路簿》上的老地名和航路非常熟悉，他們祖上數代人都曾去過南海捕撈，這説明家族傳承對"南海航道更路經"的傳承至關重要。一代代的海南温民依靠它的指引，安全往返於海南島和南海諸島礁，將經驗知識代代相傳。 ^[4] 

口傳心授的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最主要的傳承方式，傳承內容一般具有通俗、易懂、易記等特點。長期以來，"南海航道更路經"或者説《更路簿》也未有古籍記載，它主要在漁民羣體中間流傳。古代海南漁民中絕大多數是文盲，很少有人能把自己掌握的技藝和經驗用文字記錄成冊，他們全憑記憶在腦海中記下航線和經驗，並以通俗易懂的口語傳播和傳承，這種口語的傳承至今仍很常見。當然，非物質文化遺產並不一定要以口頭傳承，後來出現的《更路簿》就已將口頭總結以條文形式逐條記錄、整理成冊，通俗易懂。 ^[4] 

民族性是指為某一民族獨有，深深地打上該民族的烙印，體現了特定的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智慧、世界觀、價值觀、審美意識、情感表達等因素。《更路簿》中多用"更"和"路"記載"更"在古代既指航行時間，又結合帆船的航速大致指航行里程"路"就是羅盤的針路，指航向。針路用中國古代航海羅盤測定，中國古代航海羅盤體現了中國古代多種學説：八卦、天干、地支等天文地理知識，陰陽學説，以乾宮為二十四向之首的原理，五行原理等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點。海南漁民的《更路簿》記載的西沙和南沙羣島各島礁的地名古稱，如東海（西沙）、北海（南沙）、銅鏡（東礁）、弄鼻（西礁）、鳥仔峙（南威島）等，都明顯具有典型的海南民族方言特徵。漁民地名中常以當地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命名南海島礁，如：火哀、梅九、腳跋、大匡等，取其形狀相似而命名，其用語和命名方式帶有當地人的傳統思維、認知方式和海南方音等濃厚的民族性特徵。 ^[4]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與當時多元的社會因素密不可分，如生產、生活、科技、政治、信仰、文學藝術等因素。《更路簿》作為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形載體存在着，但它的傳承不僅僅限於所記錄的航線和島礁方位，而且通過人的活動進行多元傳承。“南海航道更路經”的多元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南海航道更路經”的科學性特徵

在沒有衞星導航的年代，漁民用羅盤指引更路，在大海上觀天象、測洋流、識潮汐、辨風向、丈量水深，觀鳥察方向；漁民在航行中與其他船隻用手勢、旗語等方式交流；每年11、12月靠東北季風南下，次年農曆4、5月又借西南季風返回的季節性出海規律；造船技藝，使用的航海羅盤指向的技藝，使用網具、釣具等捕撈技藝，對“刺魚”“落壩魚”等的獨特捕撈手法等等。 ^[4] 

2.“南海航道更路經”的民間信仰特徵

中國沿海地區都有崇拜海神的習俗，海南的海神信仰在漁民駕船赴遠海之前就已存在。文昌、瓊海漁民的海神信仰中，除了“水尾聖娘”信仰，“天妃信仰”（即媽祖）“108兄弟公”“五姓孤魂野鬼”等信仰和崇拜在當地都極為普遍。這些信仰已深深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中，並被海南漁民帶到南海諸島。 ^[4]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它依附於特定的民族、羣體、區域或個體而存在，並隨着民族、羣體、區域的傳承和變遷而流傳至今。據考證，最早的《更路簿》記載的內容很少，後來的漁民在不斷探索實踐過程中，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添加記載新航路，驗證並修正老航路。從在文昌、瓊海發現、收集的漁民保存的《更路簿》來看，各本所記出現多處大致相同的航線記錄，但內容詳簡不一。在調查中，有瓊海漁民稱其保留的《更路簿》是父輩跟隨文昌籍的船長出海，從船長處傳抄獲得，但其記錄的起點是從瓊海潭門港出發，而非文昌的清瀾港或銅鼓角，所記更路自然也有所不同。這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播過程中的變異和創新，即不同的傳承者、享用者共同參與和創造。“南海航道更路經”沒有具體的創造者，它是海南漁民集體發現和總結的成果，它一直以活態的形式傳承着，展示着整個羣體的智慧和創造力。 ^[4] 

《南海航道更路經》主要分佈於文昌市、瓊海市沿海一帶，其次是海口市、陵水黎族自治縣、萬寧市、三亞市、臨高縣等港口海岸漁村。 ^[3] 

作為海南漁民代代的經驗總結，南海更路經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它是古代海南人發現和開發南海諸島的真實記錄，是認定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有力證據。它又是在南海航行的指南，對研究中國外貿史、航海史、南海開發史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3] 

《更路簿》 早期主要是以家族或師徒關係口頭形式傳承，最遲在15世紀初葉，才以不同的手抄本形式流傳至今，傳承了600多年。因此，《更路簿》本身的數量就比較少。 ^[7] 

還有一點就是，作為《更路簿》的使用者、持有者、續作者的老船長、老漁民們都已日漸老去，獲得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更路簿》傳人有7人，但目前僅有3人存世，且年齡都在80歲以上。 ^[7] 

最後，因其研究價值升高，《更路簿》 抄本的經濟價值、政治價值也逐漸升高，難免有逐利之徒挾南海更路簿抄本流失海外，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 ^[7] 

2016年7月，瓊海市文化館組織撰寫的“南海航道更路經”系列書籍——《南海航道更路經和〈更路簿〉》（上中下）三冊已經完成，並通過有關專家評審，正在推進出版事宜。通過多方收集整理，該文化館收集的實物有潭門漁民出海所需要的更路簿加航海圖一套，古船2艘，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節日民俗用品等實物61件。 ^[8] 

文昌市文化館一直在開展普查、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完善非遺檔案，在多次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收集到南海航海地圖12幅、《更路簿》手抄本2本、航海信號燈1盞、航海酒壺1個、航海木碳火爐1件、更羅盤2件等等。 ^[8] 

海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作為牽頭單位，已在2013年、2014年分別與瓊海市文化館、文昌市文化館及相關拍攝單位簽訂協議，拍攝製作時長為30分鐘的高清《南海航道更路經》數字資料片，計劃2016年8月完成。 ^[8]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南海航道更路經項目保護單位文昌市文化館、瓊海市文化館（瓊海市瓊劇研究展演團）評估合格。 ^[12] 

截至2016年7月，瓊海市文化館已在潭門鎮建立了《更路簿》（潭門）展廳，展覽收集到的實物和資料。 ^[8] 

2014年至2015年間，文昌市文化館共舉辦“南海航道更路經”圖片巡展17場，遍及全市各鄉鎮；每年的文化遺產日還編印《南海航道更路經》《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宣傳畫冊進行宣傳。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