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經問對

舊題何異孫撰。異孫，始末無考。此書亦不題時代，據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異孫當為元人。又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按：稼村為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人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為宋末元初人。又論《孟子》“恆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恆’為‘常’，避宋真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故此書當成於元初。書中所説凡包括《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禮記》十一經，次序排列頗顯雜亂；又以《大學》、《中庸》各為一經，亦與定製不合。全書仿朱熹《四書或問》之體，設為問答，故名曰“問對”。其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四書章句集註》，間或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異孫則以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州相同，故不可謂之為“陋”。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異孫則以為夏至。“君子不亮惡乎執”，異孫以“惡”字讀去聲。上説皆不為無理。至於“蓑竹猗猗”，異孫則因襲《毛傳》“綠木賊”之説，遂以切磋琢磨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異孫認為孟武伯為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而”，異孫謂孔子之言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酒造明堂。諸如此類，則不免橫生歧説，於經旨多不相符。他若以《汲冢紀年》為淳于髡所作；謂《孝經》十八章次序為唐玄宗所定，則尤顯穿鑿無據。其餘説《詩》多據鄭玄《詩譜》，説《書》多據蔡沈《書經集傳》，説《三禮》《春秋》多撮舉註疏。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為無益。其論趙歧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乎訓解，宋儒不過集眾説以求一是之歸。如説《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歧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顯然，此論尤切中宋儒治經之弊，亦堪為後儒所警鑑。

有《通志堂經解》本及《中庫全書》本傳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