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

全面內戰爆發前後，中國共產黨為了謀求和平、停止軍事衝突，在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之後，醖釀成立了由國、共、美三方組成的停止衝突與恢復交通三人軍事小組及其領導下的調解處理上述具體事務的軍事調處執行部。

抗戰勝利後，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10月雙方達成《雙十協定》，然而，《雙十協定》的墨跡未乾，通過美國支持和援助的國民黨軍隊於10月中旬即開始大舉進攻華北解放區，戰火很快遍及全國11個省。

1945年11月27日，內外交困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狼狽不堪中辭職。與此同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原主席、五星上將馬歇爾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特使前往中國，再度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制止衝突，並企圖以政治的、和平的手段誘使中共交出政權和軍隊，參加國民黨操控下的所謂“聯合政府”。

中共中央乘勢而為，決定恢復中斷了的國共談判，派出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等7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

1946年1月3日，馬歇爾綜合國共雙方的意見，分別向蔣介石和毛澤東提出了一份停止衝突與恢復交通的備忘錄。其中一條就是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已經取得協議的政策，監視停戰，公正地做調查；執行部由國、共、美三人委員會組成，一切行動須根據一致協議；執行部下設4個交通中心、8個小組。因此，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是馬歇爾最早在重慶提出來的。5日，國共雙方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協議》。其主要內容：一是停止國內各地一切軍事衝突，恢復一切交通；二是由張羣、周恩來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組成三人軍事小組，馬歇爾為主席，共同商議有關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及受降遣俘等事項辦法；三是由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及政治協商會議各推定國共兩黨當事人以外的公正人士八人，組成軍事考察團，會同國共雙方分赴發生衝突區域考察軍事狀況、交通情形及其他與國內和平恢復有關的事項。

1946年1月10日下午3時，國共代表張羣和周恩來在怡園馬歇爾另一公館的客廳裏先後分別簽訂了4個文件。第三個文件就是《關於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 ^[2] 

《關於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對其任務、組織、地點、程序等都作了具體規定。規定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設委員3人，由國、共、美三方各派一人擔任，並邀美方委員充任主席，辦公地點設在北平協和醫院；三委員各有表決權，一切事宜均須經三人一致通過；通過後的正式訓令，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公佈。軍調部的工作，通過三方下派的各執行小組進行實施，執行小組主任由美國軍官擔任。

軍調部受三人軍事小組的直接領導。不久，國民黨方面把張羣換成了張治中。這樣，新的三人軍事小組為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

軍調部的三委員人選，中共方面是周恩來在給延安的電報中提議讓葉劍英擔任。毛澤東立即與朱德商量，兩人都覺得葉劍英早年跟隨孫中山，並參加了組建黃埔軍校，與國民黨方面許多軍政要員都是熟人，在我軍的職務是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所以，從各方面講是代表中共參加軍調部的最佳人選。於是，葉劍英隨即由中共方面談判代表轉為中共方面委員。國民黨的委員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廳長兼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局長鄭介民。人們對蔣介石派一個大特務頭子擔任此職，都議論紛紛。美方委員是美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兼經濟參贊羅伯遜。羅伯遜雖是文職人員，但赫爾利和馬歇爾都很欣賞他，讓這個自稱為“木匠幹起鐵匠活”的金融人才任職軍調部。

1946年1月13日上午10時，葉劍英、鄭介民和羅伯遜三人及各自的隨員10餘人從重慶飛赴北平。下午4時，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降落。隨後，他們分頭乘車到北平飯店下榻。同日，軍調部在北平正式宣佈掛牌。按照協議，軍調部本身實行三級制：

三方委員為最高領導，三方參謀長為中級領導，6個業務處處長為基層領導。在全國各個戰區，根據情況需要，設立若干執行小組和交通小組。美國方面參加軍調部的官員、文職人員和士兵定為125人，中共和國民黨方面各為170人。為了儘快抽調人員組建機構，開展工作，葉劍英多次發電報請示中共中央，同時向各戰略區聯繫調人。由於八路軍、新四軍大部分處在邊遠地區，交通不便，所調人員無法按時到達北平，葉劍英便就近從晉察冀軍區、北平地下黨及各地赴北平彙報工作的同志中，選調了一批工作人員，迅速開展各項工作。 ^[2] 

後來因工作需要，參加軍調部三方的工作人員，大大超過了原來規定數額。據不完全統計，軍調部人數最多時達9000餘人（其中國方2600餘人，共方600餘人，美方6000餘人）。軍調部配有足夠的飛機、汽車供運輸，配有通訊工具以資傳達，每月經費4萬萬元。 ^[3] 

中共方面參謀長是羅瑞卿，秘書長是李克農。中共方面在參謀長之下設的6個處分別為：計劃執行處，處長宋時輪；交通處，處長耿飈；整軍處，處長陳士榘；新聞處，處長黃華，兼葉劍英的秘書；秘書處，處長馮鉉；行政處，處長伍雲甫。秘書長之下設有秘書、通信、機要、編譯、救濟等處。

中共方面人員部分住在北平飯店，部分住在翠明莊飯店。葉劍英、羅瑞卿和各部門的負責人，每天都到總部設在協和醫院主樓內的軍調部總部辦公大樓上班。為了明確身份，軍調部給國、共、美三方每位工作人員配發了臂章和胸章。徽章的主要構圖為三環標誌，構思來自奧運會的五環標誌，三環表示三方一起來實現中國的統一與和平。臂章為盾牌造型，上部1/3為藍色，綴有白色“軍調”二字；下部2/3為紅色，綴有白色三環標誌。胸章呈圓形，外圈為白環，中間為藍底紅色三環標誌，上半圓弧寫有“軍事調處執行部”字樣，下半圓弧為麥穗，象徵着和平。

國民黨方面首席代表是鄭介民，參謀長是蔡文治。美國首席代表羅伯遜，參謀長海斯。 ^[4] 

軍調部的任務，概括起來有五項：一是停止衝突，二是恢復交通，三是接受日軍投降，四是遣返日俘，五是整軍。後來的情況表明，這五項任務中最繁忙、最突出的是停止衝突和恢復交通兩項執行這些任務的方式，主要是三方進行談判，達成若干協議，然後分令國共雙方部隊和有關單位執行。與此同時，軍調部派出若干執行小組，具體落實協議，調查、調處衝突，監督雙方停戰。 ^[2] 

1946年1月至3月，是軍調部工作的第一階段，也是軍調部工作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由於大環境的關係，工作進展較快。在此期間，軍調部先後發出和字命令6號，特別指令5件，派出23個小組，達成69項小組協議或指令，均佔各項工作數量的60%以上。由於國、共、美三方在這一階段的調處中均表現出較為合作與剋制的態度，國共雙方均互有讓步，因而，關內衝突在軍調部各執行小組監督下基本停止，《東北停戰協定》亦於3月27日簽訂，東北執行小組也將派出。

1946年3月至6月，是軍調部履職的第二個階段。由於國共兩黨關係逐漸惡化，戰火由關外燃燒到關內，直至大規模內戰的爆發，加之美國方面逐漸失去公允的調處立場，軍事調處工作已不復當初的權威，軍調部及各執行小組內國、共、美三方代表互相指責，已很難再達成協議。

1946年7月至9月，是軍調部工作的第三階段。6月底全面內戰爆發後，馬歇爾八上廬山，但依然對於和談無補。東北雖然短期平靜，關內卻大打起來。在此形勢下，軍調部亦已失去其最初的動力，成了觀察戰爭的機場，對制止戰爭束手無策。部所派出的各個小組，在這期間的工作已處於完全停頓狀態。

7月29日，安平事件的發生使作為調處第三方的美國，直接捲入衝突之中，調處更加名存實亡。在全面內戰爆發的大環境下，國、共、美三方都失去了繼續進行戰地調處的耐心。9月27日，軍調部三委員簽署協議，關內除保留太原、沁縣、臨汾、邯鄲、新鄉、泊頭6個小組外，其餘小組均撤回北平。隨後，東北亦由8個小組縮減為3個。

1946年10月至1947年1月，是軍調部工作的第四階段。在國民黨軍隊攻佔張家口並召開由其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的背景下，國共和談的大門實際已被國民黨關閉，軍調部及僅存的幾個執行小組已無事可做，各方都在做最後撤離的準備，只有北平總部和長春分部還維持着一定的工作和人員。 ^[3]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全面內戰。1947年1月6日，馬歇爾接到杜魯門的命令，被召回國任國務卿。這樣，軍調部的使命徹底終結。1月29日，美國正式宣佈“終止其對三人小組之關係和終止對軍調部執行總部之關係”，命令軍調部美方人員“儘速撤退”。接着，美國公開援蔣打內戰。2月21日，葉劍英帶領軍調部中共代表團最後一批人員從北平返回延安。至此，軍事調處執行部瓦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