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江南水鄉某鎮，生活着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包（管宗祥飾）。他性格忠厚、善良，但很懦弱。他在秦府當差三十多年別無所求，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從小失去母親的獨生子包國維身上。包國維（劉昌偉飾）是省立志誠中學三年級的一名學生。老包平時省吃儉用，望子成龍，而兒子卻不爭氣，整日與紈絝子弟廝混。寒假裏，學校發來了通知，包國維因幾門功課不及格而留級。為了替兒子繳納高昂的學雜費和制服費，老包四處奔走，最終在秦府下人們的幫助下，才勉強湊齊了費用。盼兒子能繼續上學，日後出人頭地的熱望，又在老包心中翻騰。可是，當他在街上告訴兒子學費已經湊齊的喜訊時，包國維卻不願在眾人面前認他這個窮酸父親。

包國維追求虛榮，一味模仿闊少，甚至連頭上抹的油也要和闊少的一樣。為此，一生沒做過虧心事的老包竟然做出了偷竊東家少爺頭油的舉動。開學第一天，包國維因在假期裏攔截女同學而遭到訓育主任的訓斥。而在大年三十這個團圓的日子裏，老包正忙於與上門討債的人周旋時，學校又派人來通知：包國維在球賽中受闊少唆使打架傷人，被學校開除，還要罰交五十元醫療費。儘管老包還試圖極力挽回，但一切為時已晚。他望子成龍的期望終究化為了泡影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3]  [4]  [5]} 

謝鐵驪青少年時代就讀過張天翼的小説《包氏父子》，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早就產生了有機會把小説搬上銀幕的想法。20世紀80年代初，過分寵愛孩子的現象，以及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在中國社會逐漸抬頭，他認為此時改編張天翼的這部小説有一定的現實意義。1982年下半年，他正好沒有拍攝任務，便着手改編原作。原作長度介於短篇、中篇之間，改成電影長度不太夠，於是，謝鐵驪利用自己的生活經歷進行了補充，因為他讀小學時，就與類似小包的人有過接觸 ^{[7]  [10]}  。

謝鐵驪的劇本完成後，得到張天翼的首肯，北京廠的領導汪洋、於藍等也支持他拍攝。但是就在準備開拍時，當時的電影局局長卻要求停拍，後來由於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陳荒煤的干涉，停拍令才沒有下達 ^[7]  。

在風格方面，謝鐵驪決定根據張天翼小説的風格來構建電影風格。導演還原了小説中過年的時間背景，將故事設定在江南水鄉。影片開幕展示了汽車、人力車、馬車的更迭；汽船與小木船的對比；農作物與洋貨之間的衝擊。通過電影空間的轉換展示封閉的江南水鄉小鎮與新時代發展的碰撞，同時也暗示故事展開的社會背景、人物認知説明。用商鋪外懸掛的年貨字樣、人們趕集採買紅紙、蠟燭，交代“過年”這一時間節點。影片結尾，謝鐵驪串聯起片頭交代的過年的時間節點：喜慶的街道、花燈，人們的歡聲笑語，另一面則表現包氏父子相看無言的哀嘆，以老包的兩行淚拉下電影帷幕 ^[12]  。

小説中，包國維的出場為虛出，由他人談到他的經歷和特點。謝鐵驪在處理包國維出場的戲時，尊重了小説的這一設定。影片中這場戲全程沒有一句台詞，而是以包國維的視角觀察路人的鞋，展示包國維勢利、自卑的性格：看到穿草鞋的農民，他便洋洋得意，看到穿皮鞋的路人，他便自慚形穢地瞄一眼自己的髒布鞋，不服氣地離開 ^[12]  。

在忠於原著的前提下，為了展現人物生活的真實性、加強人物形象，謝鐵驪也進行了情節補充。例如，老包與高科長交談時做小伏低之態，送走高科長後轉眼對上門乞食的小乞丐惡語相向，將老包作為“社會人”可恨的一面展現出來 ^[12]  。

雖然該片未對原作小説的人物及情節、故事走向做大幅度改變，但謝鐵驪通過增加人物與調整情節進行了再創造。例如，“高科長”這一角色在全片中僅出場三次，每一次都起到助推情節的作用。他成為老包為小包設定的人生理想的具體目標，老包也因此更加堅定地溺愛兒子。他最後一次出場是在包國維馬上要被學校開除的時候，老包將其視作最後的救命稻草。然而老包向他求救卻遭拒絕，老包的精神就此支柱崩塌。謝鐵驪通過創造像高科長這樣的小角色，試圖表現複雜人性，展現黑暗社會下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 ^[12]  。

在選擇演老包的演員時，謝鐵驪相看了許多人，其中包括與他合作過多次的管宗祥。管宗祥多年前就讀過原作，很希望能得到扮演老包的機會。謝鐵驪一開始覺得管宗祥的眼神太兇惡，但在山東、河北、浙江等地試了十多個演員後，經過比較，覺得還是管宗祥更適合。當時有人認為管宗祥常用演反派、壞人，與老包的性格相差太遠。而謝鐵驪認為管宗祥體瘦、臉部蒼老，而且管很早就離家在外流浪，氣質上的滄桑感也很有時代氣息，只要控制好他的眼神和嘴，他就可以勝任這個角色 ^[11]  。

演小包的劉昌偉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但謝鐵驪認為他有悟性，為他分析角色心理，特別指出小包不僅窮，連鼻子也長得不好看，可以在鼻子上做點文章。劉昌偉受此啓發設計了一個情不自禁摸鼻子的動作 ^[7]  。

管宗祥從小失去父母，逃荒在外，對舊社會的“下等人”生活比較熟悉，但他認為不能把自己的苦難經歷照搬到角色身上。所以，他除了原作和劇體之外，還瀏覽了張天翼在20世紀30年代發表的其它小説、散文，又查閲了二三十年代的各種畫報，研究故事發生的時代江南小鎮的風土人情和市民生活習慣，為創作積累素材。分析了角色性格、經歷、職業後，管宗祥認為老包的形體動作、語言節奏必須是遲緩的，這是角色逆來順受的性格決定的，同時也不能演成渾渾噩噩的傻瓜。他決定從眼睛的運用上下功夫。他知道自己的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帶一點兇光。這種眼神不適合當了三十多年傭人且窮困潦倒的老包。所以，他在表演時讓眼睛處於半睜狀態，讓瞳孔失神散光。另外，原作中老包一着急就摸下巴，管宗祥提議改成用手拽袖頭抹鼻子的習慣 ^[7]  。另一方面，管宗祥性格活潑敏感，與老包的性格差異較大，為了體驗人物心理、縮短與角色之間的差距，謝鐵驪導演和管宗祥都要求劇組人員無論拍戲與否，一律稱呼管宗祥為“老包”，而且他天天穿着老包的破棉袍鑽研角色，在蘇州、同裏拍戲的三個月裏，他都沒有脱掉那件衣服，也不出去逛蘇州的園林。在處理老包的台詞和語音語調時，管宗祥覺是自己嗓子不好聽，希望找人配音，但謝鐵驪導演主張用管宗祥的原聲。管宗祥分析後發現，原作中老包有些口吃，但語言遲緩是表象，該如何待人接物老包心裏是一清二楚的，他的語言表達總是顯得困難吃力，但稍覺愉快時説話也會流暢些，痛苦時便口吃語塞。所以，管宗祥在生活中着意剋制自己，改愛説愛笑為寡言少語，使用遲緩的語調説話，以便在表演時讓語調符合人物性格 ^{[5]  [13]  [8]  [11]}  。

謝鐵驪對片中的道具、服裝、建築要求嚴格，老包的棉袍、針線包、豬胰子，理髮館的椅子、磨刀條子，都要求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樣。對於店鋪的幌子，一般電影是寫“某某店”的字樣後，剪了字往布上一粘，而該片則是讓裁縫師傅用縫紉機把字縫上去。片中老包穿的棉袍也是劇組在鄉下淘渙到的舊衣，蒸過後給演員穿 ^[7]  。

該片是一出讓人慾哭不能、欲笑不得的悲喜劇。編導在片中兩個人物——老包和他兒子包國維身上傾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痛感情。創作者描寫這兩個人物的立場頗有點像魯迅對待他筆下的人物阿Q，一邊鞭撻他、嘲諷他，一邊寄予深深的同情與嘆息。該片所勾畫的社會，對觀眾認識舊社會很有好處。從老包身上人們可以領略許多生活的哲理，引起對人生的思索。而包國維無疑是一面鏡子，青年中似包國維者可從這個形象中照見自己的醜惡，從而警惕起來。導演對於張天翼刻畫人物的特有諷刺手段的理解令人欽佩。原小説寫人物採用漫畫家筆法，在改編時，謝鐵驪對於這一特徵做了加強和發揮，在採用原作中極有概括意義的細節、特徵的基礎上，把原作中反覆出現的小包抹頭髮的細節改成揉鼻子，比抹頭髮更生動。作為一部改編之作，該片在體現時代特色、原作的文學性及悲喜劇風格、樣式上有許多成功之處，值得細細玩味 ^[4]  。（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章柏青評）

該片的成功之處在於比較準確地掌握了原著的精神，真實地再現並豐富了原著所反映的時代歲月和風土人情，豐富、深化了原著人物形象，在保留原著藝術風格的同時，編導的藝術個性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是，影片把老包從期冀、幻想、歡樂到幻滅的過程表得細膩、曲折，使老包這個人物更多地帶有悲劇色彩，令人同情。而原著對老包的態度是諷刺多於憐憫的。倘使影片能加強對老包的針砭和諷刺，無疑會更加符合原著精神，深化影片主題，並且在藝術風格上也能更為完整 ^[3]  。（《電影藝術》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