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羣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而法家精神和實際成就最大的則是李斯。其幫助秦王取得天下，統一中原。

韓非認為“勢”作為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一種權力形態，是一切政治運作必須具備的客觀前提和物質基礎。“勢”的強制性及不分善惡地發揮作用的中性特徵，決定了“勢”既可造福萬民又可為禍天下的品格。圍繞着如何確保“勢”的運用符合為天下人謀利益的正義標準，韓非具體分析了通過“勢位”歸屬的正義性，即通過“賢人”的道德人格和內在修養來節制權勢濫用的方法。他強調，在無法始終依靠“賢人”來確保權力運用正義性的情況下，必須關注在君主世襲時代絕大多數情況下君主為“中人”的現實，從權力行使規範角度，印以“法治”，來確保權力行使的正義性。他認為從權力行使規範的公平和正義而非“勢位”歸屬正義性角度來思考政治問題，更能實現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約束、限制權力，使其行使符合為天下人謀利益的正義標準，最終實現天下大治，是先秦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韓非亦不例外。

“勢治”思想在韓非政治理論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學界對此問題已經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然而，就其基調而論，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對韓非的“勢治”思想採取批判態度，諸如“推尊攀君”、“極端的王權論者”、“絕對君主專制”等。對古人思想包括韓非思想進行評論甚至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勢”就是權威、權勢、地位的含義。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而不是尊重賢良，這樣才能令行禁止。駕雲的飛龍，騰霧的遊蛇，在雲消霧散的時候，和蚯蚓沒什麼區別；堯很有賢德，可是他作老百姓的時候，連鄰居都指揮不了，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因為有了權勢卻能使天下大亂；可見賢德不足以使不肖者服從，而權勢和地位卻能使賢人屈服，只要有了權勢和地位，即使是沒有名望的人也能做出決斷。

強調“勢”，實際上論述領導力或者説權威的來源問題。領導科學、組織行為學認為，權威來自兩個因素，一是權力因素，就是職位、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二是非權力，如能力、品德等。權威只能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地位和權力，權威的代表只有一個，那就是君主。具有統一權威的君主的存在是國家治理得前提，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來治理天下。反對將非權力因素作為權威的來源，君主確立後就不能再遵從賢能的人，因為如果將能力和品德等視為權威的來源，就會導致君主和賢能的人爭奪權威，這樣將導致混亂，甚至比沒有君主的還要糟。

對“勢”的強調實際是降低了君主的重要性，“貴勢”的思想基礎是人的平等性，即君主與匹夫一樣都是凡人，君主不一定是才智最出眾的，君主之所以有權威，僅僅是因為他佔據了君主之位，而不是因為他出身高貴、能力超羣、品德高尚，這比儒家傳統的“天生聖人，作君作師”等動輒就搞個人崇拜的君主理論更符合現實，跟具有進步意義。“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頗有點今天強調納税人意識的味道，比強調君主是天下的衣食父母這樣的論調進步多了。“立天子以為天下，非 ^[1]  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説得多好，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不論是天子、國君還是官員，都是做事的，而不是做官的。

“法”“術”“勢”，個人認為“勢”乃法家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