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

劉光兄弟3人，他排行第二。幼時，在泉交河慈善堂小學讀書。當大革命的風暴席捲湖南時，父親劉運鴻從長沙購回一批新書刊，把百貨店改為書店。劉光從小就閲讀這些新書刊，接受了革命思想。在父親的影響下，劉光9歲年就參加了童子團，做些為糾察隊放哨和看管土豪、張貼標語等事情。

馬日事變後，劉運鴻被國民黨政府通緝，還揚言要逮捕劉光這個“小暴徒”。劉光於1928年隨父逃到南縣烏嘴舅父家中。接着，又跑到相鄰的湖北省石首縣橫溝市。劉光入新昌高級小學讀書，一年後，退學回家，參加兒童團和少先隊工作。1930年由李光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擔任泥巴區泥巴沱市少共支部書記，不久，又任團區委執委巡視員。同年，劉光負責籌組縣兒童局，後調任團石首縣委兒童局書記，繼調團省委文書。

1931年初，紅二軍團主動撤離洪湖根據地，黨組織為了保存力量，突破包圍，向蘇區以外開展工作。劉光又隨父到了上海。找到黨組織後，劉運鴻被分配到中共江蘇省委工作，劉光被安排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上海兒童局書記，並參加少共上海區委的領導工作。1932年6月，經共青團中央向中共中央推薦，被派往蘇聯學習。同年9月，在莫斯科出席了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抗日戰爭爆發後，劉光於1938年初從蘇聯回國，到延安後，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他被調到西安，擔任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主編《青年戰線》。1939年春，劉光調回延安，與胡喬木共同主編《中國青年》雜誌，並擔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兼任《中國青年》社社長。1940年5月，劉光隨周恩來去重慶，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由於形勢變化，南方局各委員會改為組，劉光任青年組組長，並主編《新華日報》的《青年生活》專欄。

時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統治區到處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後方的進步青年運動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如何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和滿足進步青年的渴望，而又要避免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和迫害，就成為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1941年春，劉光得知從國立六中（四川綿陽）被迫流亡出來的50多名進步學生，在重慶、成都、貴陽等地發起組織全國青年救國讀書會的情況後，立即加以勸阻，並同時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明確指示要把進步青年組織起來。至於組織形式，周恩來説：“乾脆就叫‘據點’吧！我們在敵後安插了幾個‘據點’，在這裏（指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後方）也應該安插幾個‘據點’”。於是，劉光和青年組在原來“聯繫網”的基礎上，開始在重慶地區進行“據點”的建立工作。“據點”建立後，劉光隨時向南方局報告情況。周恩來對這一工作非常重視。他在1942年5月25日致電中共中央青委説：“南方局青年組現有非常關係（指“據點”核心成員）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學生和文化、教育、軍事、政府、經濟等機關青年），已建立‘據點’四個”。電文中還説：“今後主要是鞏固現有‘據點’和聯繫的工作”。

到1942年底，在劉光等的努力下，重慶地區已發展建立了沙磁區（中央大學）、北碚區（復旦大學）、朝陽學院、世界語學會、職業青年、農村青年等九個“據點”，核心成員已達250多人。到1945年春，青年組在重慶地區已建立“據點”48個，核心骨幹近1000人。

在民主運動重新進入高潮時，劉光和青年組感到 “據點”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變化。根據青年學生的迫切要求，劉光和青年組着手在“據點”的基礎上建立中共領導下的秘密外圍組織。從1944年底到1945年春，重慶的沙磁區以中央大學為主體，北碚區以復旦大學為主幹，分別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社；接着，又在青年工人中成立了半公開的中國職業青年社、陪都青年聯誼會。1945年初在昆明以西南聯大為主體，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在青年工作中單獨成立了民主工人同盟，職業青年中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聯盟。在成都成立了民主青年協會。其它各地也建立了各種類似的組織。這些組織與劉光和青年組定期聯繫，研究工作，青年組領導這些統一的外圍組織，把大後方的青年運動一步步地推向高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城工部在給南方局的覆電中，充分肯定了南方局青年組所建立聯繫的這些組織及其鬥爭。覆電指出，這些青年組織在黨組織還沒有公開或沒有建立的情況下，為黨起到了組織羣眾的積極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劉光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青年運動的一位主將”。 ^[1] 

劉光由於繁重緊張的工作，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胃潰瘍症。接着因發高燒卧牀休息一段時間後，於1946年5月隨周恩來抵上海。這時，劉光聽説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新華日報》不能在南京、上海出版，心中非常痛苦。由於這種痛苦的心情和長期緊張忘我的工作，使他舊疾復發，不幸於7月16日逝世，年僅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