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瓶頸

依據制度瓶頸的形成機理及制度內核與制度成本間的關係，制度瓶頸的治理需要從不同類型的制度瓶頸入手，分供給與需求的三種可能來分別進行。突破“制度瓶頸“的基本路徑可以理解為：“干預制度內核——調整制度成本或調整制度內核結構——控制供給需求——促進供求競爭均衡。”基於上述基本路徑，在具體實施中，需要從低均衡向高均衡演進、非均衡向均衡演進兩個方面來考慮“制度瓶頸”的突破，即對“均衡型”和“失衡型”制度瓶頸進行突破。

“均衡型”制度瓶頸主要表現為某一制度成本所產生的均衡水平低於正常的均衡水平。這種情形下，供給等於需求，即不需要改變制度成本，而需要通過調整制度成本的結構方式來實現供求均衡水平的提高。調整制度成本結構的總原則是國家約束度、產權比例和契約完備度三者均衡發展，其於制度成本中相互制衡。因此需要調整降低優勢內核比例，提高劣勢內核的比例。包括對國家約束度導致的均衡型、產權比例導致的均衡型、契約完備度導致的均衡型以及三內核中任何兩內核共同導致的均衡型的制度瓶頸的突破。如國家約束度低導致的均衡型是在制度成本既定的情形下，國家約束度較低，導致其所佔成本比重較大，從而需要產權比重及契約完備度較高，這樣的制度結構就會導致供求者雙方缺乏供求的動力，而成本中的一部分以收益的形式被國家力量的代理人所取得。這樣就需要提高國家約束度，降低契約完備度和產權比例，供求雙方均會提高其參與競爭性均衡的積極性，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供求競爭性均衡。

①S<D時的“部分失衡”型。這種情形下需要提高制度成本，從而增加供給，降低需求，逐步實現供求的充分競爭性均衡。同時注意不需要調整制度內核的結構方式。②S<D時的“全部失衡”型。此時需要提高制度成本，即降低產權比例、降低國家約束度、降低信息完備度，同時還要調整制度內核結構，提高其均衡度。對於其中的“高速率非均衡正瓶頸”中的上升部分，要對制度內核的結構做出速調，對於內核主導部分進行實際控制能力的弱化，假定此時產權占主導地位，則需要降低產權比例對供求競爭性均衡的影響力，如降低產權比例，同時提高國家約束度，從而迅速扼止其上升的勢頭，促其出現向下的拐點。對於其中的“高速率非均衡正瓶頸”中的下降部分，要對制度內核結構做出緩調，如提高產權中的使用權的比例，降低所有權的比例等等。對於其中的“低速率非均衡負瓶頸”中的上升部分，主要是進行制度內核結構的緩調，沿着原來軌跡調整內核均衡水平，對於其中的“低速率非均衡負瓶頸”中的下降部分，則需要進行制度內核結構的速調，改變內核結構“頭重腳輕”的情況。③S>D時的“部分失衡”型。這種情形下需要降低制度成本，從而降低供給，增加需求，逐步實現供求的充分競爭均衡。同樣地，此時不需要調整制度內核的結構方式。④S>D時的“全部失衡”型。此時需要降低制度成本，即提高產權比例、提高國家約束度、提高信息完備度，同時還要調整制度內核結構，提高其均衡度。對於其中的“高速率非均衡正瓶頸”中的上升部分，要對制度內核的結構做出緩調，使制度內核結構保持原有運行趨勢，對於其中的“高速率非均衡正瓶頸”中的下降部分，要對制度內核結構做出速調，改變原有的內核要素在制度內核中的比重。對於其中的“低速率非均衡負瓶頸”中的上升部分，主要是進行制度內核結構的速調，改變內核結構“頭重腳輕”的情況，如調整產權和國家在制度成本中的權重。對於其中的“低速率非均衡負瓶頸”中的下降部分，主要是進行制度內核結構的緩調，保證制度內核結構的相對穩定性。

基於“制度瓶頸”的形成機理及突破路徑，“制度瓶頸”的治理體系主要包括以下五大系統：

這一系統主要包括供給監測、需求監測、供求差異監測三個方面。對監測數據實時分析，從不同的角度來反映市場上供求均衡的基本特徵，從而為通過干預制度實現供求均衡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礎。

這一系統主要是為了充分了解自然成本和制度成本對市場供求競爭性均衡貢獻的飽和度，為判定市場發展是否處於“制度瓶頸”期提供支撐，以便確定何時以何種方式對制度成本加以干預。

主要包括對產權比例、國家約束度及契約完備度三個內核的發展水平的測度和三個內核在制度結構中的比例的測度。

這一系統需要選擇與市場供求發展水平、制度成本發展水平相關的指標，得出市場供求均衡水平和制度成本契合的一般路徑，從而可以檢測出制度成本是否與市場供求競爭性均衡發展路徑相契合，有利於發現“制度瓶頸”的基本類型。

主要選擇與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有關的指標，以此來分析研究產權結構的合市場供求競爭性均衡的程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