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之旗

1949年解放前夕，曾聯松還是上海一家通訊社的職員，當他看到報上徵集新國旗的啓示，就設計了一幅國旗圖案寄到北京。沒想到他設計的五星紅旗被選定為新中國的國旗。半個世紀過去了，曾聯松與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伴隨着共和國走過了艱辛的歷程，所不同的是，他與這面旗更有許多特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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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某日，上海80高齡的曾聯松腦血栓後恢復期，孫子推着他在外灘散步，曾的老友顧仁賢的孫子顧季急匆匆的找來，告訴他顧仁賢肝癌晚期，臨終前要見曾一面，曾聯松趕到醫院，顧仁賢已不能説話，拿出一枚銀圓和一封電報。50年前的東西，勾起曾聯松的回想。

1949年，曾聯松看到報上徵集新國旗的啓示，在通訊社工作之餘，曾設計了一種國旗圖樣，他的同事顧仁賢也參加了應徵。幾天後，在曾聯松不在單位的時候，上海軍管會的人送來一封電報，曾的圖樣中選，中央政府邀請他去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嫉妒心理使代收電報的顧仁賢藏起電報， 沒有通知曾去北京。

幾天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來了， 上海也是一片歡騰，顧仁賢來他家看望，曾聯松表示出他對新政府的信賴和希望。

通訊社解散，曾聯松被分到日用雜品供應公司，當他在東北為上海採購貨物時，收到政府正式信函，通知他設計中選，並寄去稿費5萬元，曾聯松趕回上海看着自己親手設計的國旗，心中萬分激動。

商業局決定派曾聯松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曾聯松第一次能上北京， 非常高興，和妻子商議借50尺布票要做一面大國旗帶到北京見毛主席，但是形勢變化無常，局長受到衝擊，曾聯松也因歷史問題失去這次機會。他的兒子參軍了，曾聯松推心置腹地與兒子交換了意見，表明了他無論什麼環境下都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心情。

90年代，曾聯松被選為政協委員，經常到學校給學生做報告。顧仁賢也退休了，經營一家古董店，他來找曾聯松，告訴他報上登了“國旗屬於 集體創作，解釋權屬國家”的消息，曾聯松受到很大沖擊。這時，他的孫子又把國旗設計原稿帶到學校弄丟了，曾聯松感到很沮喪。這時，上海市長打來電話，支持他理直氣壯地宣講國旗的意義和歷史，並説明五星紅旗是中國的象徵，國家強大，人民才有尊嚴，國旗才有尊嚴。曾聯松深受感動。

1998年，顧仁賢去世，他的兒子顧季從法國趕回來，拿出兩版1949年建國時的五星紅旗郵票請曾簽字，曾聯松的兒子聯想到顧仁賢五十年前隱藏邀請曾去北京的電報，認為顧家的行為是傷害了曾聯松。顧季説明郵票是想送給法國友人的，並拍攝了一部短片送給曾聯松，片中説明了曾聯松1949年設計樣稿的經過，並用五星紅旗在各個歷史階段的鏡頭，表現了國家在半個世紀以來逐步走向富強的過程。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曾聯松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激動，腦血栓造成半身不遂的他居然在放映後站了起來。

最後，而對湍流不息的黃浦江，曾聯松發自內心地説：“只有國家強大，國旗才偉大”。 ^[2] 

影片《共和國之旗》曾反覆修改一直到進電影院前的最後一分鐘。第一次大修改在混錄雙片之後，按獻禮影片的要求，質量還有距離。劇組重新集合，赴上海補拍幾場重頭戲，接着轉戰北京，進行更為艱難的拍攝，同時，調整1949年政協會議討論國旗設計方案的紀錄片鏡頭，又使劇組忙於紀錄片資料選擇之中。第二次重大修改在北約集團悍然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全體主創人員感到手中影片的分量驟然加重，結合國際國內形勢對影片重新審視，突出“只有國家強大，國旗才更偉大，國旗的顏色才更鮮豔，人民才能安定幸福”的思想，經過三天三夜的修改，終於將影片結尾推上高潮。在影片上映前夕，有關領導對影片又提出多處修改意見。這使劇組面臨資金、時間和技術的難題，又一次開始影片後期的製作，24小時拿出了修改方案，48小時全體主創人員重新集合，剛進家門即刻返身登上赴北京的行程，影片進入第三次重大修改。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