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聯松

1917年12月17日，曾聯松出生於浙江瑞安一個並不富足的書香人家，祖父曾敍卿是當地有名的老中醫，父親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先在杭州灣海塘水利工程處工作，後來調到了南京的“導淮委員會”。母親沈炳娣出身名門，也粗識文字。 ^[1] 

1928年從瑞安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縣立初級中學校。平時勤奮習字練畫，作為自己課餘的愛好追求。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帶領同學上街遊行示威，宣傳抵制日貨。 ^[3] 

1932年冬，從瑞安初級中學畢業後，來到了南京的父親身邊。 ^[1] 

1933年考取南京中學高中部。他從父輩同事探討技術和交流經驗中，逐漸萌發了“科學救國”的思想。

1935年12月9日，曾聯松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幾十所大中學校組成的遊行大軍受到反動政府鎮壓，學生紛紛被打和被捕。南京中學被逐出南京，只好遷到鎮江另闢校園。通過一系列的事實教訓，曾聯松認識到在反動政權統治下，單純“科學救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高中畢業後，他放棄了理工專業，考上中央大學經濟系，探求國弱民窮的病根，以振興中華為己任。

1937年5月底，回家過暑假。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南京失守，中央大學跟着遷往四川。曾聯松滯留家鄉，參加瑞安縣青年抗日救國服務團開展活動。10月間，到重慶沙坪壩復課。中大黃大明介紹他參加“學生抗日聯合會”。舉辦羣眾夜校，吸收社會上失學青少年來學習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宣傳抗日形勢。

1938年5月，黃大明介紹曾聯松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任中大支部委員。10月，中共沙（沙坪壩）、磁（磁器口）區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曾聯松任區委宣傳委員。

1939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大學支部第一任書記黃大明、第二任書記陳之暉相繼去延安，由曾聯松繼任中共中大書記。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大學成立黨總支，雍文遠為總支宣傳委員，由他與中大老支部書記曾聯松單線聯繫。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慶處在白色恐怖之下，曾聯松離開重慶去皖南投奔新四軍，經桂林、衡陽再到浙江金華、麗水等地，沿途聞知發生“皖南事變”，估計目前無法尋到新四軍，便化名為“曾楫”暫作隱蔽，再圖良策。

1941年6月，曾聯松經人介紹，擔任浙江省合作事業管理局派往雲和縣政府合作室的代理指導員。10月，浙江省合作金庫調他任經濟研究員。

1942年5月，省合作金庫遭日機轟炸，後來因裁員失業。

1943年2月，中央大學同學勇龍桂來信邀他到常山，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浙皖辦事處會計課長。10月，膽囊病發作，回瑞安老家養病。

1944年春，病初愈，被聘任瑞安中學歷史課教師，任教三年半。

1947年5月，勇龍桂來信邀他赴滬共同參加知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在上海主持創辦的“現代經濟通訊社”工作。於是曾聯松離開瑞中，到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擔任秘書。原來該通訊社系中共直接領導和組織的秘密經濟新聞機構，主要任務是蒐集國統區的經濟情報，向上級組織彙報。 ^[3] 

1949年7月，響應全國政協籌備會徵集國旗圖案的號召，設計了五星紅旗圖案。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1] 

1950年9月，曾聯松赴京開會，全國政協派人到他下榻的賓館瞭解五星紅旗設計情況。事後收到建國一週年觀禮請柬，並附有觀禮證一份，編號為台右九十七號。10月1日，應邀赴京參加國慶一週年活動，在天安門前觀禮台上心潮起伏，口占《赴京觀禮》七律一首：“乘風秋日走燕台，香擁紅旗桂蕊開。巧奪天工遺玉宇，叨陪盛事萃英才。霞披牛鬥留詩去，鎧甲山河入畫來。更喜月明燕趙夜，高歌萬户一新醅。”11月，收到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錄用其國旗設計方案的公函。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曾聯松雖是一個公司的副經理，也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竟有人認為他設計的五星紅旗有修正主義意識之嫌，遭到抄家。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兩年後，被派往上海市日用雜品公司下屬批發部當業務員。

1978年9月恢復原職，仍任上海市日用雜品公司副經理。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週年，曾聯松經國務院批准應邀赴京參加慶典活動，再次登上觀禮台。12月，增補為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委員。

1980年，被任命為經濟研究員。

1983年4月，當選政協上海市第六屆常委。

1985年11月，經黨組織批准，曾聯松重新入黨。

1987年，曾聯松離休安度晚年，享受局級政治待遇。 ^[3] 

1999年10月19日，曾聯松因久病醫治無效於13時08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2歲。《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温州日報》等新聞媒體都報道了曾聯松逝世的消息。10月26日，曾聯松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 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中共瑞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天安門國旗護衞隊全體戰士，上海武警一大隊十中隊國旗班，北京紫禁城影業有限公司等單位和個人敬獻了花圈和花籃。10月28日，曾聯松先生的骨灰安放在上海市烈士陵園骨灰存放大廳內。 ^{[5]  [7]} 

時光回溯到1949年的夏天，在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做秘書工作的曾聯松，不久前剛把妻子項佩瑜、大兒子一衝從家鄉瑞安接到上海，安頓在華山路東段466號的職工宿舍裏。這是一個荒蕪了的小花園，樹木參差，雜草叢生。曾聯松一家人住在邊上的一個小房間，外加一個小小的閣樓。雖然破舊，但對於當時的曾聯松來説，已經十分滿意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這家原屬於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通訊社，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但曾聯松自己總覺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勁，總想多做點什麼。不久《人民日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刊登了徵求國旗圖案的通知。他仔細讀了幾遍：祖國新生，羣策羣力，我為何不能一試。

據家人回憶，那段時間，曾聯松下班以後天天把自己關在閣樓裏，看看、寫寫、畫畫，就是吃飯也非得妻子三番兩次地催促才肯下來，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以至於年幼兒子都對媽媽説，要不要帶爸爸去看看病。

在日後的談話中，他吐露了這段心路歷程：“建立新中國，一直是縈迴在我心頭的願望，看到她如旭日東昇般展現在面前時，我能不為之興奮嗎。因此，當我從7月份的報紙上讀到全國政協籌委會關於徵求國旗的通知之後，即埋頭於設計之中。”“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從事美術設計的，當時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計工拙，想到去設計國旗圖案，實在是一種歡呼新中國誕生的喜悦，一種熱切愛國的激情使然。”

然而，僅有一腔熱忱還不夠，對一個非專業人士來講，要短時間內拿出設計的成品，並非易事。曾聯松在回憶時説道：“當我一進入具體構思，便感到這不是易事，十多天裏時而浮想聯翩，時而伏案塗畫，廢棄的圖紙有一大堆。”那則徵稿啓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條例中對國旗圖案的四項要求，他幾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國特徵，如地理、歷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權特徵，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形式為長方形，長闊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紅色為主。

怎樣才能在國旗設計中準確而全面地體現上述的要求呢。特別是其中一、二兩項，曾聯松認為這是國旗設計立意中的關鍵問題，從美學觀點來説，任何一種圖案的設計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樣，沒有正確的立意，文章就沒有靈魂。新中國國旗的設計更需要一個準確、貼切而深刻的立意。現在這個難題就像一座碉堡攔在他前進的道路上，他一下子還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1] 

曾聯松的摯友張公度回憶：“有一天，他叫我上閣樓看一樣東西，是用油光紙剪制的國旗圖案。那五顆星在旗面上從左上角到右下角排列，五顆星是大星領頭，依次四星排下來。他問我怎麼樣？我説這不成了領帶了嗎？一點不像國旗。他見我反對，自己也搖頭了。” ^[2] 

冥思苦想，終於有一日，一陣委婉深情的滬劇唱腔從窗外飄來：“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中國共產黨……”曾聯松反覆默唸“星星，星星……”突然找到了靈感：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當年紅軍帽上就有一顆紅五星，用五角星這個革命的標誌，來作為國旗的主體，不是很有意義嗎?

曾聯松設計五星紅旗(4張)

經過十多天的繪圖設計，他拿出初稿：以一顆大星導引於前，幾顆小星環繞於後，象徵眾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徵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小星象徵廣大人民，人民緊緊地環繞在黨的周圍。他還把五角星設計為黃色，這不僅與象徵革命的旗面紅色相協調，且也表達了中華兒女黃色人種的民族特徵。

接着，曾聯松又經過反覆推敲，苦苦構思，確定五顆金星恰當位置。他曾設想把大星置於旗面的當中，小星環繞在大星的四周。這樣，視之端莊，但天地不夠開闊，視覺侷促、凝滯。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頓覺視野開闊：旗面猶如千里之廣，金星居高臨下，光彩閃耀，彷彿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燦爛輝煌。五顆金星的結合圖形，大小呼應，疏密相間，形成了一個橢圓形，這恰恰和我國疆土的幾何圖形類似，既表現了中國地理特徵，也顯得平穩和諧，明朗而有氣勢。為了使整個圖案更加突出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周圍這一特徵，曾聯松設計了每個小星的中心點都通過自己的一個星尖，跟大星的中心點聯成一線，把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這個歷史的結論顯示在旗上。凝視着這個圖案，曾聯松感覺莊嚴而顯華麗，簡明而具氣勢，頓時興奮得手舞足蹈。 ^[1] 

接着，曾聯松又起草圖案説明詞：旗面為紅色，象徵祖國蒸蒸日上；五星為金黃色，象徵中華民族的膚色（黃種人）；五星中的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星中的錘頭、鐮刀代表工農聯盟）；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象徵中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五星構成橢圓形，象徵中國疆土之形狀。 ^[2] 

事實上，曾聯松確有一定的美術基礎。在瑞安初中就讀時，他受到美術老師、畫家金作鎬的薰陶，對書畫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中央大學讀書時，曾聯松經常去聽宗白華教授的美學理論課，這些都為他後來設計五星紅星圖案，奠定了基礎。多年以後，進入人生暮年的曾聯松這樣回憶：“我能設計出五星紅旗，從小受美術老師金作鎬先生的啓蒙教育，至關重要。” ^[1]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國旗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誕生。當曾聯松在報紙上看到套紅刊印的“五星布成橢圓形，大星導引於前，小星環繞於後，恰似眾星拱北斗”的五星紅旗圖案時，他不敢相信這是自己設計的作品。

直到1950年11月，曾聯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的一封信，被正式告知自己是國旗的設計者。信中寫道：

你所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業已採用，茲贈送人民政協紀念刊一冊，人民幣五百萬元（編者注：約摺合今五百元），分別交郵局及人民銀行寄上，作為酬謝你對國家的貢獻，並致深切的敬意，收到後希即見覆。

曾聯松的覆函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內容是全國人民在毛主席及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之下創造出來的，國旗的形式是政協會議所決定，因此我對國旗的設計是談不上什麼貢獻，但承中央人民政府這樣重視地予以獎勵，覺得非常榮幸，特致謝意。

一九五O年十一月七日 上海 ^[4] 

在特殊的年代，曾聯松並沒有因為設計了五星紅旗而倖免於難，少吃苦頭。1957年“反右”時，曾聯松因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寧的“少説漂亮話，多做點實事”而被打進了“黑名單”。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帽子，被揪鬥抄家，後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但這一切改變不了他的赤子之心。曾聯松曾經是中共黨員，早在中央大學參加學生運動時，就由同學黃大明介紹入黨。但在1940年2月，因為國民黨製造白色恐怖，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他接到緊急轉移的通知，連組織關係都沒來得及帶就匆忙離開了重慶，從此他與組織失去了聯繫。

新中國成立後，曾聯松就開始重新申請入黨，36年中，他先後打了五次入黨報告，已經退休了，他還在繼續申請。

197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30週年時，曾聯松再次受邀赴京參加國慶活動。1985年11月，已經68歲高齡的曾聯松，終於被批准重新入黨，並作為特例不需要預備期，從入黨那天起就是正式黨員。這時，他已經二次中風，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1987年曾聯松離休後，雖然享受局級待遇，但他沒有閒着，經常去部隊和學校，為廣大戰士和青少年學生講述自己的愛國經歷，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激勵人們更好地傳承革命傳統，建設好國家。

他用一輩子的生命追求一個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正如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自念一生坎坷，書劍無成，貢獻很少，報國不多。每臨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國際風雲多變，幸中華自強，國運亨通，柳暗花明，經濟振興，令人欣慰。” ^[1] 

1999年6月，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舉行《共和國之旗》首映式，以充滿愛國主義的情調講述了五星紅旗的誕生過程。1998年6月21日，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將第三屆“電影創作源泉獎”授予電影《共和國之旗》的主人公、五星紅旗設計者曾聯松先生，並邀請曾參加過第一屆政協會議的雷潔瓊女士頒獎。曾聯松因病住院，特派長子曾一衝代領。

1999年9月，瑞安市政府在飛雲江畔的外灘為當時尚在世的曾聯松建起了一座銅製塑像。銅像由滬上著名雕塑家潘學修設計，高1.2 米，寬1.1米，那身披大衣、凝神思索的造型，再現了曾聯松當年凝神貫注設計五星紅旗圖案的不朽形象。在銅像下方的赭紅色花崗岩基座正面，鐫刻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設計者曾聯松銅像”的金字；基座側面，刻着其生平簡介。每年國慶節期間，瑞安外灘曾聯松廣場總是人山人海，武警瑞安邊防大隊、瑞安各中小學等單位，都會在曾聯松銅像前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許多市民都會自發到現場參加活動。瑞安人民以這種方式表達對曾聯松這位鄉賢的特殊感情，對偉大祖國母親的美好祝福。 ^[6] 

2004年9月23日上午10時30分，上海市政協隆重舉行曾聯松骨灰入嘉定長安墓園暨銅像揭幕儀式。曾聯松墓地兩米高的墓牆用瓷磚鑲嵌成五星紅旗，右側是他年青時半身銅像，銅像基座有其手跡：“一得之愚獻祖國，五星旗海壯山河。”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