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記

甲午戰爭慘敗後，李鴻章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為了換取所謂的和平，李鴻章不惜以割讓台灣島，賠償鉅額金錢為代價，這換來的是一種屈辱的和平。當條約簽定的消息傳到北京城，猶如一個晴天霹靂，朝野皆驚，羣情激憤。而這時，康有為正和他的學生梁啓超一起在北京參加會試。這個消息對他們震動很大，割地、賠款不僅是財產經濟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一種民族氣節的丟失，是國家主權的喪失，這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答應的。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是一個民族的脊樑，為國運擔憂，為國家的前途而憤慨。

據《南海先生詩集》卷二《汗漫舫詩集》中有一首詩，題曰：“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到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是時主和者為軍機大臣孫毓漢，眾怒甚，孫畏不朝，遂辭位”，根據詩題，我們可知，《公車上書記》即為《公車上書》，也稱《上清帝第二書》。

《公車上書》是篇充滿愛國激情的條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戰守是當務之急，康有為堅決反對統治階級投降派的割地棄民的主張。他明確地提出，棄台民之事雖小，而離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而亡國之事大。如果這樣下去，那麼人心背離，國家滅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所以，國家的安危，在此一舉，千萬馬虎不得。關於如何籌戰守，康有為提出了三條具體的建議。

首先是“詔鼓天下之氣。”康有為建議讓皇帝頒佈三道詔書。第一是明詔罪己，要深痛切至；第二是頒明罪之詔，嚴懲那些蔽惑聖聰，主和辱國的庸臣，喪師失地，戰陣不力的將領，還有那些擅自答應割地，賠款的議和大臣等，對這些人要明責重罰。第三應頒求才之詔。下令選拔天下賢士。即“苟三詔既下，賞罰待當，士氣威伸，天下必距躍鼓舞，奔走動容，以赴國家之家。”可見，這第一條建議也就是要發動民眾，掌握人心的向背，即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次是遷都是天下之本。康有為作了嚴謹的分析、勸告清統治者不要留戀京師，因為目前北京的險要既然已經失去，沒有重要的關卡可以阻擋西洋人的船堅炮利，所以，為了保護人民，特別保護政府首腦，必須遷都，康有為認為，為防諸夷之聯鑣，拒日本之挾制，應該當天就“移駕奉皇太后巡於陝西”，“抱守函注，奠定本鎬”，然後激勵天下妙將選才，以二萬萬之賠款充軍餉，戰事必有一定的轉機。顯然，康有為的遷都實際上是一種權宜之計，姑且暫保眼前，長計以後再作打算。

再次是練兵強天下之勢。康有為認為，老將氣衰不能用，因為他們享受了人間的富貴榮華，而不能經受沙場的艱難困苦，況且他們年事已高，暮氣已深，“故選將之道，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應該重新選將十人。各練十營，勵以忠義，激以國恥，然後再準備精利的器械，並聯絡西南的諸島的華僑，助攻日本，必有奇功。聽起來似乎可行，細一想，這只是一個天方夜潭的神話，如果諸事真有這麼順利，中國也不至於必走和談這一步。

康有為的三項建議，也都只是權宜之計，並非富國強民之策，而此書中康有為的重點則在於變法自強。

康有為建議清政府“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所謂的開創，就是要實行新的法度，而不能‘循規蹈矩，率由舊章’；就是要放開眼界，向西方國家看齊，看到制國的可取之處，而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

“窮則變，變則通”，這是康有為主張變法的根本指導思想，他所構想的變法方案包括了富國、養民、教民和革新庶政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富國之法，指國家發行鈔票，民間籌款，修築鐵路，開辦機械廠，設立輪船公司大力開發礦山，各省設立局廠，自造銀元，官辦郵政等，有為認為，通過這些措施，可以增加國家的收入，達到“國不患金”的目的。

（二）養民之法，康有為是遵循中國傳統的農本思想的，他認為天下百物出於農，應該把農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中國的農業太落後，應該多向西方多學習，建議成立農學會、茶學會等，推擴新技術；同時還應該鼓勵工商選派學童，分門學習，然後推廣。國家還應該設置通商院，各直省設商學，商會，比較廠，在短時間內使商務振興。窮困的百姓，應該設院收養，做到務農、勸工、惠商、恤窮，這樣，才能“民心團結，國勢繫於苞桑矣。”

（三）教民之法，重點是要普及文化教育。康有為認為，世界各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就在於“窮理勸學”。所以康有為建議改變專考弓刀步石的武科為藝科，令各州縣遍開藝術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等分立學堂，選十五歲以上學童學習，然後再改變考試方法。這樣一來，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另外，康有為還建議設立報館，介紹西學，開拓心思，擴展見聞，並建議將各地淫祠悉改為孔廟，扶孔教而塞

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全面地反映維新派變法革新的主張，在其中提出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設想，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着深遠的影響，被認為是維新派的綱領性的文獻。《公車上書》的重要意義有如下幾點：

《公車上書》草擬於甲午戰敗後，中華民族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危機，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草擬完畢，在達智橋松筠庵請十八省舉人傳閲，同時又發動了一千二百多名舉人簽名。這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以其羣體力量來向統治階級請願，並對現實政治進行干預的第一次。我們知道，無論哪朝統治階級，他們都不許士民干涉政治，而康有為利用廣大民眾，別特是廣大有知識的文人舉子的一腔強烈的愛國熱情，形成了一次具有很大規模的請願運動。這在清朝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對以後的變法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公車上書，不僅僅是書的內容的價值很大，同時，這事情本身就反映了知識分子不滿當局政治，希望用自己的激情和熱血，來恢復中華民族獨立和尊嚴的一種民族氣節，維新派人從此正式走上中國歷史舞台。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勾勒了變法在經濟上要達到的目標的大致輪廓，他主張發展經濟。尤其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推廣西法、發展中國近代工業，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國”的口號，認為“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清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侔敵利，易之剛困敝矣。”“古之滅國用兵，人皆知之，今知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亦隨之。”康有為的這些觀點反映了甲午戰後資產階級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要求，要變封建主義的經濟為資本主義的經濟。

康有為提出的改革政治目標在於在中央政府設“議郎”，這種議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不單純起顧問作用，而有權“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採取集體討論，“三佔從二”的方法，然後將討論結果交給各部施行。這種政治思想，類似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公車上書記》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影響而言，在中國近代史上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集中反映了康有為變法革新的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後，清政府下令查封禁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