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

“八·一三”全面抗戰，上海民眾率先展開各種工作，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某大學劇社台柱江玲玉，祖籍江西，因在上海讀書，寄居姨母家。江玲玉想參加上海影劇界組織的演劇隊赴內地工作，姨父母不同意。一直傾心於玲玉的表兄周家榮更是竭力勸阻。玲玉衝破阻撓，毅然隨隊踏上了征途。演劇隊沿京滬線前行，一路上向民眾宣傳抗戰。見這些平日裏養尊處優的大學生和影劇明星能夠不畏艱辛深入農村，民眾們非常感動，紛紛響應參加抗戰。演劇隊到南京後即被政府收編，配合軍隊工作。徐州大會戰時，演劇隊陷入了敵人重圍，情況萬分危急。但演劇隊員們毫無畏懼，堅持演出完畢才行撒退。不久，玲玉與同隊青年音樂家高禮彬相愛。隨着戰事的發展，演劇隊長途跋涉，輾轉湘貴黔，最後到達重慶。這時，玲玉的表兄周家榮假公務之名，來重慶作投機生意，並以金錢為誘餌糾纏玲玉，被玲玉嚴詞拒絕。

抗戰勝利後，玲玉與禮彬成婚。而周家榮則搖身變為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返回了上海。玲玉和禮彬復員後乘木船回到江西，卻不料玲玉的父親早已故去。玲玉和禮彬重新回到上海，因無處棲身只得仍暫時寄居在玲玉的姨母家。這時的周家榮靠“接收”發了橫財，禮彬夫婦則一貧如洗，二人不願受家榮譏諷毅然搬出周家，在老友夏光原的幫助下租了一間小閣樓住下來。不久，禮彬到一家中學做了教員；玲玉也在女友麗蓮的介紹下到某報館當了記者，生活雖然清苦卻也快活。沒過多久，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禮彬因常年勞累患了肺病，玲玉懷孕後也疾病纏身。周家榮以為有機可乘，又來引誘玲玉，見玲玉絲毫不為所動，才悻悻離去。一夜，大雨傾盆。玲玉自報館回家，因體力不支昏倒街頭。禮彬和前來探訪的演劇隊隊友們一起四處尋找，後得知玲玉已被送進了醫院，隨即趕往醫院探視。玲玉已經早產，由於長期營養不良，身體極度虛弱。醫生囑咐需長期休養，不足月的嬰兒更需營養。然而，禮彬憑着微薄的收入很難養活病弱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嬰兒。眾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2]  [3]}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4]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4]  [5-6]  [7]  [3]} 

抗戰勝利後，一些進步民主人士和文藝界人士從重慶返回上海，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正在上海，他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家電影製片機構，作為黨的文藝陣地。”於是史東山、陽翰笙、蔡楚生、鄭君裏等一些電影界進步人士成立了聯華影藝社（後改名崑崙影業公司），《八千里路雲和月》便是其第一批拍攝的影片 ^[1]  。

《八千里路雲和月》是以抗戰時期抗敵演劇隊四、九兩隊的生活為藍本。片中演劇隊的經歷，編導史東山也曾經歷過 ^[2]  。八年抗戰勝利後，史東山發現雖然抗戰的那些年中多少有些不堪回想的地方，但在抗戰大前提之下還可以有所解釋，然而，勝利以來短短數月中中國社會所呈現的種種黑暗現象讓他感到無比悲傷。因此，他決定把善與惡羅列出來對照一下，提醒國人，希望罪惡的人悔過，受苦難的、同情苦難的人能振作起來糾正社會的病態，特別要窮根究底，去探索造成種種罪惡的根源並制服它 ^[12]  。

在該片的處理方法上，史東山要求全體劇組成員在創作中要注意，既不能自以為藝術不必為大多數人所理解而輕視觀眾，也不能無原則地遷就觀眾任何性質的趣味，而是要熱誠地接近觀眾，並且要負責正確引導觀眾 ^[12]  。

由於時局混亂以及國民黨當局對電影放映內容的嚴格控制，《八千里路雲和月》拍攝的環境和所需物資、設備十分緊張，只有一架‘獨眼龍’式的攝影機、幾十盞燈和一個破舊不堪的錄音機。攝影棚也是四面透風，用的電影膠片不僅是過期好幾年的，而且還是三本五本地從商人手裏買來的，攝製工作常常處於等米下鍋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電影工作者們還是堅持完成了影片 ^[1]  。

中國電影《八千里路雲和月》海報(3張)

該片整體而言無可疵議，在兩個半鐘頭的時間中，銀幕上所表現出來的，都緊緊地把觀眾抓住，感之深是國片中僅見。編導史東山先生以極其樸素的手法處理，在藝術的里程碑上寫下光榮的一頁 ^[13]  。（《中國電影》評）

該片最能打動觀眾的是主創者的信念，片中升騰着一種清正之氣，看得出主創者對自己所表現的內容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所表現的主題有百分之百的堅信，而這種把握和堅信是所有優秀影片必要的東西。該片吸引觀眾之處還在於它流暢的電影語言和精彩的人物塑造。雖然影片的思想意義稍嫌單一，然而它仍然沒有忘記講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基本規律。主人公雖然“高、大、全”，然而憑主人公的表演和豐富的細節仍讓人覺得可信，反面人物也沒有落入臉譜化 ^[7]  。（《新京報》評）

該片猶如一首樸素的紀實風格的史詩，通過兩個救亡演劇的演員的經歷，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再現了抗戰的歷史和勝利後的現實。一方面謳歌了愛國青年知識分子和廣大羣眾為抗擊日本侵略，艱苦奮鬥的獻身精神，一方面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消極逃路，勝利則劫收發財、荒淫腐敗的真實面目。該片突破了20世紀30年代電影慣於採用的戲劇式敍述方法，而大量運用紀實性的敍述方法，情節和人物彷彿就是生活素材本身，沒有經過什麼加工。白楊、陶金等人的表演也極其自然，使人感到非常真實、典型，具有生動的藝術概括力量。該片又不拘泥於紀實手法，編導常常讓片中人物面對觀眾講話，造成一種面向觀眾控訴的效果。因此，整體看來，該片既有明顯的紀實風格，又富於表現性色彩，在抒情的敍事中藴含着批判的激情 ^[14]  。（《電影世界》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