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醫

儒醫，舊時指讀書人出身的中醫。廣義乃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素養的非道、非佛的醫者。狹義乃指宗儒、習儒的醫者和習醫、業醫的儒者。以儒家易經為聖典。 ^[2] 

宋代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李約瑟先生指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要焦點就在宋代。”(《中國科學技術史》)儒醫在宋代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它和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社會政治因素、經濟科學條件及本身發展需要都有着密切關係。無可否認，宋以前確有儒士開始行醫，並取得輝煌成就。但是在宋代就大為不同呈現井噴的形態，整個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儒醫階層。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會要輯稿》中所言“政和七年……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與疾病，謂之儒醫。”至北宋政和七年，儒醫之名正式開始流行。儒而知醫成為一種“時尚”，“以至於無儒不通醫，凡醫皆能述儒”…。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通曉醫學，但並非都能稱之為儒醫。部分文人亦官亦醫，或者由儒轉醫，不僅著書立説，而且參與醫療活動，懸壺濟世，才稱得上真正的“儒醫”。比如許叔微，在習儒同時，刻意方書，精研醫學，為官後仍不忘行醫，人稱“許學士”，對《傷寒論》頗有研究，治病重視辨證，著有《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普濟本事方》等，流傳至今；又如朱肱，元禱三年進士，曾任奉議郎、醫學博士等職，後因忤旨罷官。他身處逆境，潛心醫學，以行醫著書為事，撰寫了《類證活人書》，流傳甚廣，影響深遠；此外像高若訥、孫奇、孫兆、陳高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儒醫。

而宋代的多數文人士大夫廣泛涉獵醫學領域，通曉醫學、養生學，積極編撰方書，或者參與政府組織的修訂醫學典籍T作，卻未真正以醫為業，較少或者無臨牀醫療活動，只能算是“儒而知醫”，“知”在此為“通曉”之意。如蘇軾、沈括、陸游、朱熹、歐陽修、王安石、范仲淹、辛棄疾、司馬光、黃庭堅、范成大、蘇頌、洪邁、鄭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張載、文彥博等，幾乎到了“無儒不通醫”的地步。這些文人士子在從文從政的同時，兼攻醫學、養生學，既具有文學家的卓越成就，又有政治家的顯赫政績，還在醫學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他們對祖國中醫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往往鮮為人知。

宋代統治者奪取政權以後，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文人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他們大都是社會的主體，曾是宋代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和宋代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在宋代社會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蘇軾等。受儒家濟世救人的醫德思想影響，統治者又高度重視醫學與養生學，屢次頒佈醫學詔令，普及醫學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養的儒生學醫，官方多次組織醫學專家和文臣編修方書和本草著作等。這一系列的舉措營造了社會上濃厚的重醫風氣，大大提高了當時醫學醫師的社會地位。另外，宋朝的幾位皇帝大都自身愛好醫學，對世人們學醫起了一定的引導和示範作用，據《宋史》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就懂醫道，曾親自為其弟宋太宗艾灸治背；宋太宗趙炅素喜醫術，曾親自收集名方有驗者千餘首等，正所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加之范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思想的傳播影響，鼓舞了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黃之路，為一代儒醫成長開了風氣之先。

宋代官方多次組織醫學家和知醫文臣整理醫著、編修方書。此外，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廣泛蒐集民間驗方，擇其精要而編纂方書，成績斐然。

北宋時期。大儒科學家沈括雖非以醫為業，然其對於醫藥學有着濃厚的興趣，晚年更是致力於醫藥學的研究，在《夢溪筆談》裏，《藥議》、《採草藥》等文對藥學方面的論述十分精闢，從採藥、用藥到辨藥、製藥均有論述。他所著的《良方》、《靈苑方》影響深遠。文壇巨匠蘇軾對中醫藥學也頗有研究，著有《蘇學士方》，後人將其與沈括所著的《良方》合稱作《蘇沈良方》，流傳至今。清代陸錫熊、紀昀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蘇沈良方提要》中記載，“宋士大夫類通醫理，而軾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徵引，於病證治驗，皆詳著其狀，確鑿可據。”王安石推崇醫道，愛讀醫書，《難經》、《素問》、《本草》諸書無所不讀，他有兩處方流傳後世，一是《蘇沈良方》所載的“王荊公偏頭痛方”，另一方是葉天士《臨證指南》所載的“王荊公妙香散”，醫家醫案中屢用之。

南宋時期。洪遵，進士出身，官拜資政殿學士，著有《洪氏集驗方》，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北京中醫藥大學錢超塵教授親自對《洪氏集驗方》一書做了考注，在序言裏寫道“所錄驗方多有出處及獻方人，不作模稜兩可語，至今對臨牀醫師仍有啓發，可資借鑑”@。洪邁，紹興十五年進士，為官端明殿學士，紹興知府，“學識淵博，自經史百家以至醫卜星算皆有論述”⑤，在《夷堅志》中對於中醫藥學內容如疾病症狀、單方驗方、方劑來源等的內容有大量篇幅進行介紹，《容齋隨筆》中亦有專篇論述。陸游是古代文人中不可多得的壽星，自幼飽讀儒家經典，又精心研讀《周易》、《本草》、《黃帝內經》等，終生好學不輟。晚年蟄居山陰，他一邊讀書耕作，一邊行醫鄉里，採藥、種藥、合藥，廣泛收集醫方，並將自己編撰的醫方專著定名為《陸氏續集驗方》。類似以上的例子還很多，如史學家司馬光著《醫問》；任將相五十年的文彥博，著《節要本草圖》、《藥準》；史學家、目錄學家鄭樵著《本草成書》、《本草外類》、《食鑑》等。這些名家輯錄的方集，促進了兩宋時期方書的空前繁榮，為弘揚醫道、傳播醫學知識起了很大作用，使得宋代醫學打破了師徒相承、父子家傳的方式，吸引了更多非專業人士。

宋代學風不同於漢唐，它一反漢唐的訓詁註疏之學傳統，而強調“窮理”，提倡“格物致知”，形成了頗具革新意味的“義理之學”。朱熹解釋“格物致知”意謂窮究事物之理，而獲取知識。新儒學提倡對自然界和人本身觀察，注重對客觀事物一般規律的探討，從而參悟出天地人之間的道理。在這一學術思潮的影響下，不少文人士大夫也把研討醫學作為格物致知的內容，窮究天人關係、醫學原理以及醫藥知識。

張載，字子厚，嘉祜二年進士，北宋哲學家。張載認為，儒和醫為一家，醫理通於文理，提出“‘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的觀點。《聰邵氏聞見錄》卷十五記載有張載為邵雍診病之事：“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脈日：‘先生之疾無慮。”也可見張載頗通醫道。

蘇軾也具有深厚的醫學理論素養，在《求醫診脈》一文中指出“至虛有實候，而大實有贏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他認識到中醫理論中虛實辯證的重要性。

沈括對醫理也頗有研究，其《良方自序》實際上是一篇較系統的診療理論，開篇指出：“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

程顥、程頤二兄弟對醫理造詣之深，超過其他宋儒。關於切脈，二程説：“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的道理。人脈起於陽明，周旋之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沖，亦如氣口。”@二程居然能像醫家一樣根據“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診法，分辨出複雜的脈象，判斷出人有無壽考，可見其在脈學方面造詣頗深。他們對人體生理解剖也有研究，提出了“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的道理，通過認識人的生理狀況來反求天地之理，萬物之理。對精神衞生知識更為熟諳，提出了“明理可以治懼”的精神治療方法，他們認為，內心的恐懼是由於不明事物的性質和道理。二程還提出了“知醫為孝”論，程顥説：“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⑧程頤也認為，人子事親學醫“最是大事”。由此可見二程的醫學知識是比較系統和全面的。……兩宋文人士大夫精通醫理者還很多，不一一列舉。

宋人筆記雜著中有豐富的醫學史料，包括醫家小傳、醫林箴語、醫林軼事、醫方藥理、中醫養生、針灸推拿等。散見於許多文人作品中。如周密《志雅堂雜鈔》中記載了三十多條治溺死、治喉癰、治暴聾、治金瘡刃傷、治暑天痱子等各種疾病的實用方藥：

此外，宋代文人的詩詞中也藴含着豐富的藥物知識，其中藥名詩佔有相當的數量，如辛棄疾《定風波·靜夜思》：“雲母屏開，珍珠簾閉，防風吹散沉香。離情抑鬱，金鏤織流黃，柏影桂枝交映，從容起，弄水銀塘，連翹首，驚過半夏，涼透薄荷裳。一鈎藤上月，尋常山夜，夢宿沙場。早已輕粉黛，獨活空房。欲續斷絃未得，烏頭白，最苦蔘商。當歸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整首詞以24味中藥連綴得如穿線珍珠，既表達了詞意，又不顯得牽強，作者文采、學識盡顯其中。又如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八首》之二：“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涼。夜闌香夢破，一雁度衡陽。”在讚美荊州住所環境優雅、寄託對意中人相思之情的同時，天衣無縫地諧出了四種中藥名：前胡、半夏、蘭香、杜衡。黃庭堅還時常親自制作一些丸劑自用贈人，也常指導友人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記載：“二月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記載：“--,9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三月初十……送含笑花兩支，作順氣丸成。”等可見當時的文人有相當程度的醫藥知識。

兩宋時期“儒而知醫”這一社會現象的產生，對醫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其一，文人士大夫普遍涉獵醫學領域，他們整理編撰方書，探求中醫之理，諳熟養生之道，在筆記雜著中記載豐富的醫學史料，引用藥名作詩作詞等，促使了醫學知識的廣泛傳播，推動了醫學理論的發展，並因此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中醫藥文化。

其二，他們借儒學研究醫理，將仁義納入醫德，“仁愛”、“修身”、“孝親”、“利澤生民”等儒家思想滲透到醫學的方方面面，使醫學隊伍素質明顯提高，弘揚了“醫乃仁術”的傳統醫道，提高了醫家的人文境界。

中醫學綿延兩千餘年，他深深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新時代的醫生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藴，也要具有豐富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素養，才能真正成為醫術精湛、道德高尚的蒼生大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