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智慧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説，儒家文化構成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要構建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新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總體的把握。

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空間活躍、文化極度繁榮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裏，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孫子、韓非子等諸子並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百家蜂起，出現了中國文化史的第一個高峯，

也由此奠定了中華古文化堅實的基礎。其中，儒家學説是對後世影響極大的一派學説。儒家學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創立的學派，是當時百家爭鳴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和雜家）。《論語》、《孟子》、《荀子》等著作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作品。儒家思想，從狹義上理解，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從廣義上理解，是指源遠流長的儒家學派的思想。無論從狹義或廣義理解，有三點是共同的，即主張“禮樂”、“仁義”、“忠恕”和不偏不倚、無過之而無不及的“中庸”之道，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自我修養。這些思想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等。

總的來説，中國有關治國治民的智謀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治標和治本。顯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學派，而法家是治標的代表學派。孔子曾經説過：聽訟，“吾猶人，但使無訟”，他的意思是，處理訴訟案件時，我和一般的人一樣，也要按照法律辦事的，但我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我首先要實行禮樂教化，

從根本上杜絕訴訟案件的發生，這是孔子以禮樂思想治國的基本表述。司馬遷説“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這就是説，禮樂教化對於治國治民來説是最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馬後炮”的作用。

儒家謀聖不謀智，看上去不是智謀，實際上是一種謀於無形的大智謀。他所謀的方法不是謀智，即不是象法家或兵家那樣用強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對方服從，而是謀聖，即從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儒家並不首先向人們宣揚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要求人們被迫執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思想工作”，使人心悦誠服，把儒家的價值觀念內化到自己的靈魂之中。由於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脈脈的，所以也就最富有感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認識到自己是在被別人所謀，被 一種觀念在謀，也是心甘情願的。但這已經不是儒家謀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謀略比別的學派的謀略奸詐，在這裏，他已經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範疇，這説明人家的謀略在其最深處是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則的。這就是儒家智謀的合理性所在，也是其成為真正的大智謀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謀的具體形式就是仁術，仁術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我們常説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仁術的核心當然在於以仁治國治民，但如果實現治國治民呢？法家和兵家以強力來壓服人心，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社會中的每個人。儒家則主張用個人的人格修養來影響別人，並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通過改變社會中的每個人來改變社會，二者的出發點和走向都恰恰相反。所以，在修，齊，治，平四項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為中心，逐漸象更大的社會範圍衍射。使人心服的具體方法是很多的，但總的説來，做人要經常設身處地為別人的利益着想，為大局着想，為道義着想，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捨棄自己的利益，甚至要捨己為人，直至犧牲個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