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荀子》是戰國時期荀子和弟子們整理或記錄他人言行的哲學著作。

《荀子》全書一共32篇，其觀點與荀子的一貫主張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幾篇，如《議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學生整理而成的。

《荀子》一書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數篇章外，大部分由本人所寫。其文章擅長説理，組織嚴密，分析透闢，善於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強議論的氣勢，語言富贍警煉，有很強的説服力和感染力。

《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家學派重要的著作。它的注本除唐楊倞的《荀子注》外，清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彙集清代學者的訓詁考訂成就，內容翔實，梁啓雄的《荀子簡釋》綜合諸家校釋成果，尤重“簡易、簡明、簡要”，另有章詩同的《荀子簡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釋》等。 ^[1] 

荀子（約前313～前238），名況，戰國後期趙國人，時人尊稱為荀卿，漢時避漢宣帝劉詢諱稱為孫卿。年五十，始遊學於齊國，曾在齊國首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的稷下學宮任祭酒。因遭讒而適楚國，任蘭陵（今山東省蘭陵縣）令。後失官家居，著書立説，死後葬於蘭陵（蘭陵縣有荀子墓）。著名學者韓非、李斯均是他的學生。

荀子是一位儒學大師，在吸收法家學説的同時發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稱霸力，崇禮義，又講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時，又主張“法后王”。孟子創性善論，強調養性，荀子主性惡論，強調後天的學習。這些都説明他與嫡傳的儒學有所不同。他還提出了人定勝天，反對宿命論，萬物都循着自然規律運行變化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2] 

荀子的生平事蹟，史書記載都很簡略。我們可從太史公《荀子傳》、劉向《孫卿書錄》、應劭《風俗通義》、清代謝墉《風俗通》、《荀子·強國篇》等中略知，荀子曾經去過齊、秦等地，而且遊學稷下時成就了其名聲。

荀子據《韓非子·顯學》篇記載是孔子之後儒家八派中的一荀學派代表人物，是繼孟子之後的又一儒學大師。據謝墉《荀子序》記載，荀子“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蓋自週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並指出公孫子、屍子、墨子等皆被列於孟荀之下。

二、從《荀子》一書看荀子的三大思想主張 ^[3] 

荀子的思想因其批判地總結和吸收了各家思想而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在人性論、天人論、社會道德觀、政治觀、教育觀等各方面都在儒家學派中獨樹一幟、別具特色。下面僅舉三例加以説明：

（1）從《性惡》篇看荀子的性惡論

荀子的“性惡論”是其最主要的思想主張之一。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荀子·性惡》篇中，荀子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所説的“性”是指與生俱來、自然而成的“自然之性”或生理本能。“偽”不是“真偽”、“虛偽”的“偽”，而是“人為”之義。因此，荀子認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常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荀子·性惡》）即禮義等善良的品性和德行是靠後天的人為的努力得來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

之所以説人之性“惡”，是因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在此已論證得很清晰條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飢欲飽、寒欲暖、耳好聲、目好色等都是人生而具有的天然之性，但是如果不對這種天然之性加以人為的節制和引導，那麼人與人之間就會發生爭奪、暴亂和相互殘害。所以説“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要想達到儒家追求的至善，就要人為地用禮義法度來制約人之惡性。

（2）從《天論》篇看荀子的天人論

荀子的“天人論”主張“天行有常”、“人可制天命而用之”。這是荀子思想中最具積極進步意義的思想之一。我們僅舉《天論》中一例加以説明。《天論》篇開頭寫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3)從《禮論》、《王制》等篇看荀子的社會道德觀

隆禮重法、人而能羣、分等級而治是荀子的又一重要思想主張，其中，“隆禮”最為突出。荀子認為人之性惡需要用禮義法度來加以制約,這在《荀子》的《禮論》、《王制》、《強國》、《天論》、《非相》、《君道》等篇中皆有論述。如:《禮論》篇雲:“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王制》篇雲:“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大略》篇雲:“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可見,荀子是主張隆禮的,而且主張國家應分等級而治,尊君重法。

此外荀子在政治上主張要使國家強盛，必須行“勝人之道”，在人生觀上主張積極有為與正義原則，在修養觀上主張修身為本,強調“學”,提倡“思”,重視“行”，在教育觀上主張“以善先人者謂之教”、“尊師重教”、“君師合一”,也有十分進步的意義,篇幅所限不再贅述。 ^[3] 

《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荀況撰】

況，趙人。嘗仕楚為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遊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遊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遊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説，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説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説，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歟？

《荀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記載有三十三篇，據《劉向校書序錄》記載當為三十二篇。

清朝考據學家梁玉繩繼承“尊孟貶荀”的文化語境，情緒上並不承認荀子“可並吾孟子”，但王先謙《荀子集解序》雲謝墉《荀子箋釋序》在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謝墉披覽《荀子》全書，深有感觸地説：“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謝墉以孔、孟、荀來簡述先秦儒學史，或者以孟、荀兩脈來架構孔子之後先秦儒學的發展。

清朝歷史學家謝墉《荀子箋釋序》曰：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諸子排名，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屍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週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荀子》原書或反而殘缺散失。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遊説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君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春申君若早見，就沒有了李園的棘門之禍，而為‘癘人憐王’之詞，則荀子有先知之聰慧，固然異於春申君的策士朱英（朱英勸告春申君不聽而逃離）。故荀子不見用於春申君，而終以蘭陵令，則荀子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

謝墉説荀子“對濁世之政治痛心疾首，而有《性惡》一篇，且質問孟子《性善》之説，而反之亦然。宋儒乃交口攻擊荀子也。嘗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以孔子相近之説為準繩，則孟子、荀子皆為偏執之論。”據謝墉自序：《荀子》此書自古以來，，沒有註釋的善本，唐朝大理評事楊倞之《注》，已為最古，而亦頗有錯誤。我一向知道，同年抱經學士盧文弨的勘核極為精博，因此從盧文弨那裏借來觀閲，校對盧文弨學士之瑕疵，仔細搜尋，不敢揣測我是不是愚昧無知，中間附有我自己的管窺之見，皆糾正楊氏版本之誤，盧文弨也肯定了我的意見，我援引的校對，悉數出於盧文弨，我們倆參互考證，往復交流，最終遂得以成事。以我謝墉的孤陋寡聞，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奪人之美，而盧文弨致書寫序，列舉其大要，略微留綴數語於書簡的上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 謝墉《刊盧文弨校定逸周書序》也給對方考證：“若《太子晉》一篇，尤為荒誕，體格亦卑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辯之也。”

錢大昕為謝墉《荀子箋釋跋》謂：“孟言性善，欲人之儘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敍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雲“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謝墉則一反理學家“尊孟抑荀”的做法，認為孟子與荀子關於“人性論”的討論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之間的差異則緣於各自論證的視角。

2020年10月30日，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