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春

準擬今春樂事濃^⑴，依然枉卻一東風^⑵。

年年不帶看花眼^⑶，不是愁中即病中。 ^[1] 

⑴準擬：預料，滿以為。濃：多。

⑵枉卻：辜負。東風：春風。

⑶不帶看花眼：沒有遊春賞花的眼福。 ^{[1]  [2-3]} 

原來預料今春許多活動其樂融融，到頭來卻依然辜負了可愛的東風。

連年以來未能去欣賞似錦的繁花，因不是愁緒滿懷便是在病痛之中。 ^[4] 

蘇軾、黃庭堅的詩歌將宋詩的發展推向了高峯，體現了一代特色。但以黃庭堅等人為首的“江西派”提倡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作詩主張卻將學詩、寫詩限制在效法古人舊作的狹小範圍之內，而忽略了詩人的思想感情和對生活的觀察、體驗和積累，從而把詩歌創作引向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楊萬里為“誠齋體”詩歌作為對江西派的一種修正，是有其積極意義的。而這首詩便是“誠齋體”的典型作品。 ^[5] 

這首《傷春》詩寫的是詩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寫詩人做的一個決定：對今春樂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個轉折，推翻了之前的決定，也就辜負了好意送來春色的東風。第三句點明，不僅今年先做決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負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樂，而自己卻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負了大好春光，這種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對立使詩人禁不住感慨萬端，發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嘆息。讀罷此詩，詩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不假雕飾，自然渾成，而詩意詩味即在其中，這正是“誠齋體”的成功之處。

楊萬里在《荊溪集自序》中談到自己寫詩時，曾説：“步後園，登古城，採擷祀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餘詩材。蓋麾之不去，前或未應，而後者己迫。”在他看來，平日所見所聞及所感似乎無不可以成為詩歌創作的材料，這和江西派“閉門覓句”，講究“無一字無來處”，“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誠齋體”也有其弊病：由於寫作比較“隨便”，有些詩藝術概括不夠，境界不高，社會意義也不大。此首可以説是個典型。 ^{[5]  [6]} 

清·王相《新校千家詩》：春光未到之時，預料今春賞心樂事，必興濃而稠密。豈知一春已過，而宴賞仍虛。蓋年年花發而略不曾觀者，非愁中無緒，則病中未能也。傷春之意，情見於詞矣。 ^[7]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孝宗初，知奉新縣，歷大常博士、大學侍讀等。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主張抗金。工詩，與尤袤、范成大、陸游齊名，稱南宋四大家。初學江西派，後學王安石及晚唐詩，終自成一家，擅長“活法”，時稱“誠齋體”。一生作詩二萬餘首。亦能文。有《誠齋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