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蘇現實主義文學

20世紀的世界，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紛呈迭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人類慘遭浩劫；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充分證明人類的正義力量必然戰勝邪惡；世紀末蘇聯的解體又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形成多極化的格局。歷史的風雲變幻必然呼喚新的文學出現，為文學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再從哲學、文化、藝術等觀念形態方面來看，也可以觀察到俄蘇文學演變的因素。在哲學方面，19世紀以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哲學力求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運用辯證法，其影響在20世紀依然存在。到蘇維埃階段，對唯物主義的研究已經深入到對人的本質的探討，對藝術美的本質與審美意識的分析，以及對現代自然科學（如相對論、量子力學、遺傳學、生物學）基本理論的哲學概括。而對西方諸種現代哲學流派的評價，在揭示其主觀唯心主義實質的同時，也能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

在藝術理論領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占主導地位。列寧在藝術和現實的關係方面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在文學與無產階級事業的關係問題上倡導文學的黨性原則；而對於各民族文化藝術的繼承和革新則提出兩種文化學説；堅持批判地繼承人類一切文化遺產的立場以及文學藝術應當面向新生活、表現新事物、紮根於人民。盧那察爾斯基和高爾基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有獨特的貢獻。以莫斯科語言學小組和彼得堡詩語研究會為代表的形式主義文藝批評理論，從文學作品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觀念出發，把藝術視作手法，認為藝術的目的是使事物奇特化，使形式艱難化。俄國形式主義學派孕育了本世紀西方文論的許多批評流派的產生。以沃隆斯基為代表的認識學派文藝批評理論，對俄蘇文學的影響不可低估。以上幾種藝術理論，給20世紀俄蘇文學以積極影響。

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20世紀的俄蘇文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品格。

（1）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從思想特徵來看，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20世紀俄蘇文學的首要特徵。20世紀的俄蘇文學繼續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對社會問題和人民大眾出路的思考。高爾基的早期創作暗示，沙皇專制制度到了非推翻不可的時候了。布寧的小説提出了資本主義侵襲農村後的農民問題。庫普林展示了沙俄軍隊的腐敗和殘忍，同時又關注社會底層人物非人的生存狀態。魏列薩耶夫和阿·托爾斯泰的創作則始終關注俄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歷史作用。

（2）反映強烈的時代精神，表現新的主題，塑造新的主人公形象。

20世紀俄蘇文學伴隨着時代的腳步前進，表現新的主題，塑造新型的主人公形象，這是又一特徵。每一時期的文學都反映強烈的時代精神。在國內戰爭時期，文學創作號召人民投入戰鬥，表達人民為爭取自由與獨立而英勇奮戰的英雄氣概；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謳歌蘇聯人民克服重重困難進行社會主義勞動的精神；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蘇聯文學展示了人類所經受的空前浩劫，表現人民抗擊惡勢力的勇氣。蘇聯文學把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歷史意識的覺醒放在創作的首位，塑造了一系列既有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又有頑強性格和優美心靈的藝術典型。不少作品描寫他們在改造社會與自然的鬥爭中，勇於克服自身的弱點，逐步走向完善。

（3）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

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義思想，也是20世紀俄蘇文學的基本特徵。20世紀初期文學中的人道主義，與傳統的人道主義概念一脈相承。高爾基的人道主義觀，奠定了蘇聯文學人道主義的思想基礎。他認為文學的目的是喚醒人們的靈魂，激發他對真理的追求，善於在人身上發現美好的品德，以便用聖潔的精神來活躍自己的生活。盧那察爾斯基在考察人道主義概念時，提出了歷史的思想角度、人類的倫理道德角度和藝術的美學角度這三個要素。但在個人迷信時期，出現了不重視人的價值，把普通人的作用貶低為“燃料”和“螺絲釘”的現象。因此在50年代的“解凍”思潮中，重新樹起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的價值這麪人道主義旗幟，文學創作也隨之宣揚人性的善良和仁慈本性，呼喚給人以更多的同情。70年代以後，理論界又更新了對人道主義的解釋，主張把人道主義納入美學範疇，強化辯證思想，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把尊重人的價值和權利，與弘揚人的道德觀念、承認人的社會職責相結合。

（1）多種文學流派並存，競相發展並迅速交替。

現實主義小説、現代主義詩歌、先鋒派作品薈萃文壇，各種流派都以其藝術獨創性顯示自己存在的價值。本世紀下半葉，蘇聯作家藝術創新的熱情更是高漲，文壇呈現出流派林立的大千景象。

（2）不同風格的藝術形式在相互影響中走向綜合，現實主義作為主潮也表現出多種形態。

不同風格的藝術形式在相互影響中走向綜合，現實主義仍然是強勁的主潮，但在不斷地自我更新，表現出多種形態。現實主義作家遵循着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的共同準則，卻進行着不同風格的創作實踐。大體上有三種不同的創作傾向：一是再現客觀的現實主義，突出小説藝術的敍述性本質，重視人物性格與環境的關係和情節、場景的轉換，以再現客觀外部世界的廣闊性為創作的最高追求。馬雷什金、巴別爾、綏拉菲莫維奇、阿·托爾斯泰、西蒙諾夫等人的創作，這種傾向最明顯。二是表現主觀的現實主義，藉助於人物內心世界的主觀印象來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實。重在描寫社會生活所引起的人物心理衝突，往往運用細膩的心理分析和意識過程的投影來展現外部世界。法捷耶夫、列昂諾夫、費定、肖洛霍夫、拉斯普京、邦達列夫等人的創作為突出代表。他們的作品重在分析人物性格的歷史，以研究人的心靈世界為己任。三是諷刺性的現實主義傾向，以布爾加科夫、普拉託諾夫、左琴科、伊裏夫和彼得羅夫的創作為代表。他們的作品尖刻辛辣地揭露了社會弊端，並以誇張、怪誕、象徵性手段來折射現實。這三種類別的區分也不是絕對的，有的作家以某一種傾向為主，兼及其它風格，有的作家前期與後期選擇了不同的風格。

（3）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的審美原則和基本創作方法。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概念出現30年代的蘇聯，後被定為蘇聯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並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產生重大影響。這一概念的提出適應了文藝進程的客觀需要，是對《母親》問世以來蘇聯無產階級文學創作實踐的理論概括，也是對庸俗社會學觀點的否定。其基本內容包括：①主張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具體地描寫現實。這種理論把現實理解為一種動態發展過程，要求表現時代的本質真實與生活的主導傾向。②這種理論不排斥浪漫主義，反而要求洋溢理想的激情；也不拒絕揭露生活中消極現象的批判性，認為這種批判精神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③這種理論不提倡統一的風格，相反，要求作家的創作探索運用多種多樣的形式、風格和體裁，擴大藝術視野。作為蘇聯文學基本創作原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界集體探索和創造的結果。但是，這種理論在表述上也有缺陷，過分強調了社會主義文學教育人和改造人的功能，對文學的審美功能論述不深。爾後蘇聯文學中一度出現的公式化、概念化等教條主義創作傾向，與這一理論的表述缺陷不無關係。

（4）作家藝術思維發生重大變化，把現實形象描繪與理性思考融為一體。

要求對生活現象進行史詩性、全景性描寫，並與哲理思考結合在一起，從而使現實主義呈現出綜合藝術的態勢。歷史感與現實感在作品中相互滲透，並由此衍生出多樣化的結構方式。多線索、多層次的複合網絡結構小説應運而生。多時性的敍述筆調廣泛被採用，象徵、變形、怪誕、擬人、夢幻、神話模擬等假定性手段。

俄蘇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四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90年代——20世紀20年代末

文藝思潮極其活躍、文學團體和流派不斷湧現。

與俄國曆史處於新舊交替時期一樣，新舊文學觀念的嬗變也十分迅捷，文壇出現了多種文學流派、多種文學形態共存的局面。這一階段是蘇聯文學史上文藝思潮極其活躍的時期，文學團體和流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派、“鍛冶場”派、“拉普”派、“左翼藝術陣線”，主張否定文化遺產，以建設新文化為主要藝術宗旨；而“謝拉皮翁兄弟會”、“山隘”派、“構成”派、“詩歌語言研究會”，在不同程度上崇尚藝術形式，提倡純藝術。

小説創作

（1）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説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在進行着自我革新，拓展新的領域。

新一代現實主義作家的創作，善於把其它流派的藝術因素注入現實主義，俄國小説的現代意識正在覺醒。高爾基是20世紀俄蘇文學的傑出代表。他善於把浪漫主義的幻想、抒情、象徵等藝術手法，融進現實主義小説之中，使本世紀初的俄國文壇耳目一新。庫普林（1870—1938）的現實主義小説以簡潔清晰的文體突出點染對生活的印象，具有印象主義的某些色彩。他在長、中、短篇小説等多種文體上，均有建樹，代表作是長篇小説《亞瑪》（1909—1914）和《決鬥》（1905）。布寧（1870—1953）的創作則融匯了表現主義的某些技巧，擅長於藉助自然界的聲、光、色、影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主要作品有中篇《鄉村》（1910）和自傳體作品《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3）。他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作家。從現實主義走向象徵主義的典型代表是安德列耶夫（1871—1919）和別雷（1880—1934）。前者的《七個被絞死的人》（1908），後者的《彼得堡》（1914），均是憑藉“藝術感覺”創造的小説，運用了一系列象徵性形象，來構築“幻象表演”。

（2）諷刺文學傳統悠久。

本世紀初，女作家苔非（1872—1952）及其傳人左琴科（1895—1958）的幽默諷刺小説，十分辛辣尖刻。伊裏夫（1897—1937）和彼得羅夫（1903—1942）合作的長篇小説《十二把椅子》（1928）諷刺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社會不良風氣。札米亞金（1884—1937）是諷刺幻想型作家，他的社會諷刺作品《我們》（1921）被評論界稱為“反烏托邦小説”。

（3）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小説題材。

在20年代，就出現了反映這一歷史變遷的三部史詩式長篇小説，即富爾曼諾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1923）、綏拉菲莫維奇（1863—1949）的《鐵流》（1924）和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毀滅》（19217）。這三部小説中的主人公克雷奇科夫、郭如鶴、萊奮生，是蘇聯早期文學中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在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上逐步展開人物性格，揭示他們的心理歷程，對他們的行為和激情作準確而細緻的刻畫。與這三部小説相近似的作品還有拉甫列尼約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小説以抒情浪漫的筆調，描寫出身漁家的女游擊隊員瑪柳特卡在愛情與義務之間所作的抉擇，從主人公感情世界的最深處，反映出國內戰爭的嚴酷性。肖洛霍夫（1905—1984）的《靜靜的頓河》（1928—1940），生動地描繪了十月革命前後頓河地區哥薩克社會的動盪與人物關係的變化。20年代還出現了歌頌勞動熱情、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描繪城鄉面貌變遷的作品，以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長篇小説《水泥》（1925）最著名。其主人公楚馬羅夫也是蘇聯早期文學中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典型。

詩歌創作

（1）象徵派、阿克梅派、未來派的成就最高。

俄國象徵派詩歌濫觴於19世紀90年代初，其前期代表有勃留索夫（1873—1924）等，後期代表有勃洛克（1880—1921）、別雷（1880—1934）等。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1918）以象徵手法歌頌十月革命，代表着俄國象徵派詩歌的最高成就。這個流派的理論代言人梅列日科夫斯基認為：俄國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已經具備了向象徵主義轉化的條件，強調探索內心世界的最高真實；在技巧上廣泛地運用了隱喻、暗示、移情、音響機制等手段，具有強烈的本土文化色彩。成立於1912年的阿克梅派，致力於象徵派詩歌的革新。他們不追隨象徵派詩人迷戀彼岸世界，宣佈返回塵世；主張放棄象徵主義的朦朧暗示，堅持恢復語言的準確意義，詩風明麗。主要代表有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瑪託娃（1889—1966）、曼德爾施塔姆（1891—1938）等。未來派從1911年起在俄國風行。這個詩派以同傳統的舊文化決裂相標榜，追求文藝的內容和形式的革新。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和早年的馬雅可夫斯基（1893—1930）為主要代表。這些詩派共同開創了被稱為俄國詩歌史上的“白銀時代”的繁榮局面。

（2）現實主義詩歌也很活躍。

馬雅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之後的創作，漸漸地從未來主義轉向現實主義。長詩《列寧》（1924）和《好》（1927）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前者謳歌列寧的雄才膽略和對歷史的科學預見，後者讚美十月革命。馬雅可夫斯基對詩歌的語言和形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新。他運用了階梯式的新格式，根據語言特點和思想情感的需要，將一個詩句按音步、音節分成若干行排列，形似階梯，在空間上給人一種立體感，又能發揮停頓的音樂性能，以收到語言更明確，節奏更有力的效果。如果説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以直抒胸臆、高亢雄渾見長，而葉賽寧（1895—1925）的詩則以意境雋永、陶冶性靈取勝。葉賽寧晚年完成的《安娜·斯涅金娜》（1925）和《大地船長》（1925），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第二階段：20世紀30年代初——50年代初

確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審美原則。

這一階段是蘇聯歷史上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1934年8月召開了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成立蘇聯作家協會，選舉高爾基為作協主席，確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審美原則。蘇聯文學出現了一個被稱為“紅色的30年代”的空前繁榮的局面。

小説創作

歌頌社會主義建設，謳歌一代新人的成長，弘揚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

是這一階段小説創作的主導思想。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1932）等作品表現人與現實的關係的改變。許多作品描寫一代新人的成長和知識分子的精神探索，提出以人的社會積極性作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最高準則。尼·奧斯特羅夫斯基（1904—1936）的長篇小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34），塑造了一位在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忘我奉獻的紅軍戰士保爾·柯察金形象。阿·托爾斯泰（1883—1945）的長篇三部曲《苦難的歷程》（1921—1941），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經十月革命到國內戰爭期間俄國的社會現實為背景，刻畫了捷列金與達莎、羅欣與卡佳這4位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探索人生道路的“苦難歷程”表明，知識分子只有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才是精神更新的正確的道路。

詩歌和戲劇

詩歌以敍事長詩和抒情詩的成就最為豐碩。

伊薩科夫斯基（1900—1973）是當時蘇聯著名的抒情詩人，他的作品充分表達了蘇維埃時代俄羅斯人民朝氣蓬勃的樂觀情緒；他的愛情詩寫得特別純樸動人，表現了蘇維埃時代青年男女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內心世界；許多作品被作曲家譜上樂曲後廣為傳唱，長盛不衰，如《喀秋莎》、《有誰知道他》等。特瓦爾多夫斯基（1910－1971）寫農業集體化的長詩《春草國》（1936）曾在全俄羅斯引起巨大反響。

戲劇以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為題材的居多。

湧現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包戈廷（1900—1962）和維什涅夫斯基（1900—1951）以描寫革命和領袖列寧的劇作而享譽蘇聯。施瓦爾茨（1896—1958）以寫童話劇見長，表現真善美對假惡醜的勝利，富於哲理色彩和隱含的諷刺。

衞國戰爭文學

基本思想傾向是塑造為保衞祖國而浴血奮戰的英雄戰士形象，歌頌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既描寫戰爭的殘酷，又充滿樂觀主義精神。小説的成就最高。

德國法西斯的入侵，不僅破壞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也中斷了蘇聯文學的正常發展，文學迅速轉入戰時軌道，戰時和戰後初期的衞國戰爭文學，基本思想傾向是塑造為保衞祖國而浴血奮戰的英雄戰士形象，歌頌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作品的基調是既描寫戰爭的殘酷，又充滿樂觀主義精神。文學創作以小説的成就最高。在小説的結構上有局部性和全景性兩種類型同時並存。主要作品有：西蒙諾夫（1915—1979）描寫前方戰事活動的《日日夜夜》（1942），描寫敵後鬥爭的有瓦西列夫斯卡雅（1905—1964）的《虹》（1942）。特瓦爾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長詩《瓦西里·焦爾金》（1941—1945），是由30首能獨立成篇的詩章組成的情節連貫的抒情敍事詩，塑造了一位積極進取、勇敢樂觀的普通一兵形象。戰後初期的衞國戰爭文學仍很活躍，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衞軍》（1941—1945）顯示了蘇聯人民不可戰勝的意志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波列沃依（1908—1981）的《真正的人》（1946）着力表現蘇維埃人的英雄性格和堅毅的力量。

戰後文學

戰後時期，描寫人民重建家園、反映社會矛盾的問題小説有：柯切托夫（1912—1973）的《茹爾賓一家》（1952）、列昂諾夫（1899—1994）的《俄羅斯森林》（1953）。歷史題材小説有費定（1892—1977）的《初歡》（1945）和《不平凡的夏天》（1954）。

戰後初期，聯共（布）中央從1946—1948年對文學藝術問題連續作出過4項決議。這些決議在提出文藝界的存在問題，要求文學藝術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同時，又不適當地干涉了文學創作。特別是日丹諾夫對左琴科和阿赫瑪託娃的指責，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對待文藝事業，造成了嚴重後果，導致“無衝突論”得以流行，出現了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飾現實的作品。

第三階段：20世紀50—80年代中期

進入精神更新時期，文學界思想活躍。作家們在排除了“無衝突論”的干擾之後，致力於藝術形式的創新。不同的藝術流派和理論主張競相發展，給當代蘇聯文學留下了諸多成功的經驗。

1、“解凍”文學思潮

50年代初期以來，文學界對寫真實、自我表現、人民性、形象思維等一系列理論問題展開了爭論。在這種輿論準備的基礎上，愛倫堡（1891—1967）發表了《解凍》（1954—1956）。小説通過描寫伏爾加河沿岸一家工廠的廠長茹拉夫廖夫這個“官僚主義者”典型，反映了蘇聯社會的不正常現象。小説以寫冰雪消融、解凍時節來臨結束。於是“解凍”成了這個時期文學界的象徵，由此發端的干預生活、寫陰暗面、表現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關注人物命運的創作傾向，被稱為“解凍文學”思潮。“解凍”思潮的性質極其複雜，其積極方面是對“無衝突論”的反撥，促進了文學對人物命運和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注。中篇小説是“解凍文學”的主要體裁。“解凍文學”的重要作品還有：奧維奇金（1904—1969）的農村問題特寫《區裏的日常生活》（1952—1956），並由此形成了奧維奇金流派。杜金採夫的長篇小説《不是單靠麪包》（1956）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1956）推動了軍事文學創作的轉折。

“解凍思潮”中問世的兩部小説引起了轟動效應：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的《日瓦戈醫生》（1957）和索爾仁尼琴（1918—）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日瓦戈醫生》以日瓦戈醫生和拉莉薩各自的經歷及其在戰亂中的愛情為主要線索，以紅軍將領斯特列爾尼科夫的故事、游擊隊員帕雷赫的故事、知識分子戈爾頓和杜多羅夫的故事為次要線索，在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背景上再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05年的俄國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革命戰爭、新經濟政策時期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傾注了作家對歷史和個人命運的深刻而沉重的思考，表達了作家對祖國前途和人的命運的關注。整個作品顯示出博大精深的特點。《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作者自己的勞改營生活為素材寫成，是蘇聯文學史上第一次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作品。小説的主人公伊凡·傑尼索維奇原是集體農莊莊員，衞國戰爭中上前線作戰，後被德軍俘虜，又趁機逃回部隊，但被逮捕審查，為了活命他招認自己是德國間諜，以叛國罪判刑十年，送入特別勞改營。小説集中描寫了主人公在勞改營中從早上起牀到晚上熄燈所度過的普通而又難熬的一天。作品充分揭露了人的權利遭踐踏的冷酷現實，顯示出深刻的批判意義。

2、小説創作

小説創作經過“解凍”之後，一直到80年代中期，蘇聯文學進入又一個繁榮時期，作家藝術探索的熱情空前高漲。首先，作品的史詩化傾向明顯，產生了規模宏大能夠包容更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的作品。其次，作品的道德哲理性加強，藝術對現實的形象描繪與理性思考如影隨形。許多作家的創作視線從重大社會事件轉向人們的精神世界，着重探討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革新在人的精神領域引起的變化，發掘生活現象本身具有的道德涵義。第三，人物性格深化，重視表現人的命運和心靈世界，展示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品行，塑造新型主人公形象。最後，藝術手法和風格體裁多樣化。在敍述手法上，不僅有對生活原貌的忠實描繪，也有多種假定性手段。小説的結構方式日趨多樣，心理結構、系列框架結構、複合網絡結構的作品日漸增多。結構方式多樣化，小型史詩、政治小説、抒情散文、心理印象短篇等新的文學體裁在借鑑中產生，有別於傳統的長、中、短篇小説。

作品主題包括：農村題材作品；軍事題材作品；道德探索作品。

（1）農村題材作品

農村題材作品在經歷了集體農莊散文、奧維奇金流派特寫之後，又發展為大規模的史詩性長篇。阿勃拉莫夫（1920—1983）的四部曲《普里亞斯林一家》（1958—1970）對俄羅斯農民的命運作了深沉的思考。阿納尼耶夫（1925—）的《沒有戰爭的年代》（1975—1984）則把農業問題與當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結合在一起探討。繼之而起的農村小説，又以抒情的筆調描寫農村的古老風情和泥土的芳香，挖掘千百年來形成的人民精神道德財富的根，揭示人民性格的本源。別洛夫（1932—）的《凡人瑣事》（1966），拉斯普京（1937—）的《最後的期限》（1970）和《告別馬焦拉》（1976），阿斯塔菲耶夫（1924—）的《最後的問候》（1957—1978），以及舒克申（1929—1974）的許多中短篇，是這種風格的代表。

（2）軍事題材作品

軍事題材方面，“前線一代”作家以真實地描寫戰地生活著稱，人稱“戰壕真實派”。代表作有邦達列夫（1924—）的《營請求炮火支援》（1957）和《最後的炮轟》（1959），巴克拉諾夫（1923—）的《一寸土》（1959），白俄羅斯作家貝科夫（1924—）的《第三顆信號彈》（1962）等。對戰爭過程進行廣闊描寫的全景性軍事小説有：恰科夫斯基（1913—）的《圍困》（1968—1975），斯塔德紐克（1920—）的《戰爭》（1970—1980）等。西蒙諾夫的戰爭三部曲《生者與死者》（1959）、《軍人不是天生的》（1964）和《最後一個夏天》（1971）。還有一類軍事題材作品，致力於開掘軍事文學的“人學”深度。鮑·瓦西里耶夫（1924—）的《這裏黎明靜悄悄》（1969）是把戰爭悲劇與英雄主義氣概相結合的經典之作，五位女兵的前赴後繼英勇就義，顯示了生命的價值。貝科夫的《方尖碑》（1973）以挖掘英雄主義的道德根源為創作宗旨，揭示軍人準備建立功勳的思想基礎。康德拉季耶夫（1923—）描寫戰爭的視角更為獨特，他的《薩什卡》（1979）着眼於戰爭中的日常生活，尋找戰士心靈中閃閃發光的時刻，來表現人的勇敢行為，蘇聯的衞國戰爭文學匯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大潮，顯示了人民力量的偉大。拉斯普京的中篇《活着，並且要記住》（1974）沒有描寫戰場上的連天炮火和紅軍戰士的浴血奮戰，他將戰爭作為背景，通過安德烈和納斯焦娜兩個男女主人公的悲劇展示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災難，譴責並詛咒了殘酷的戰爭，但作品的重心是探討男女主人公悲劇所包含的倫理道德和哲理意義。

（3）道德探索作品

道德探索的作品突破了題材的界限，往往從人的價值與生存的意義、人類的前途與命運等哲學命題入手，思考世界面臨的緊迫問題。吉爾吉斯作家艾特瑪托夫（1928—）的《白輪船》（1970）、《一日長於百年》（1980）和《斷頭台》（1986），邦達列夫的社會問題三部曲《岸》（1975）、《選擇》（1980）和《人生舞台》（1985），拉斯普京的《火災》（1985），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1972—1975）等作品，表現了道德探索的深度和廣度。

3、詩歌和戲劇

詩歌和戲劇詩歌和戲劇在這一時期也獲得了新的生機。詩壇人才輩出，流派迭起，風格紛呈。有以葉甫圖申科（1933—）、羅日傑斯特文斯基（1932—）等詩人為代表的“大聲疾呼”派；有以魯勃佐夫（1936—）、弗·索科洛夫（1928—）、日古林（1930—）等詩人為代表的“悄聲細語”派；有以尼·阿謝耶夫（1889—1963）、馬爾蒂諾夫（1905—1980）、維諾庫羅夫（1925—）、德魯尼娜（1924—1991）等詩人為代表的哲理抒情派。長詩的創作亦方興未艾。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50—1960），伊薩耶夫（1926—）的《記憶的審判》（1962）和《記憶的遠方》（1977），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的《210步》（1978），加姆扎托夫的《女人島》（1981），葉甫圖申科的《媽媽與中子彈》（1982）等作品，體現了審視歷史和人生、憂患人類命運的思想導向。

隨着創作思想的活躍，戲劇作品的主題不斷得到拓展，體裁和風格也日益多樣，形式不拘一格。阿爾布卓夫（1908—1986）的抒情喜劇，萬比洛夫（1937—1972）的道德心理劇，羅佐夫（1913—）的道德哲理劇，沙特羅夫（1932—）的政治劇，都十分興旺。特別是萬比洛夫的創作，運用了許多新的戲劇手段，推動了心理劇的發展。“萬比洛夫流派”也由此形成，對70-80年代的戲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4、理論建設

從70年代以來，文藝界特別重視理論體系的建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探討有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德·馬爾科夫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個“開放體系”的觀念，從內涵的延伸方面來加大這個創作方法的容量。二是梅特欽科和奧甫恰連科等人倡導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創作方法多樣性相統一的主張。與此同時，文藝學方法論的研究也受到極大的重視。俄國文藝批評史上傳統的歷史比較研究、文藝社會學研究、文藝心理學研究、形式主義批評、巴赫金的敍事理論等研究方法得到了復興。

第四階段: 20世紀80年代中期——20世紀末

“迴歸文學”

1986年召開的蘇聯作家第八次代表大會，要求文學密切配合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運動，從而改變了蘇聯文學的發展軌道。當時文壇出現了發表作家遺著和解禁作品的熱潮。這些作品，有的是蘇聯作家在國內寫成，由於暴露性非常明顯，成書時未能獲准出版；有的是十月革命後三次移民浪潮中移居國外的俄僑作家在域外創作並首先在國外發表的作品，因為對蘇聯國情作了否定性描寫，無法進入蘇聯讀書界。自1986年以來，這些作品大量回歸蘇聯文壇，評論界稱之為“迴歸文學”。較有影響的作品有普拉託諾夫的《初生海》和《基坑》，布爾加科夫的《狗心》，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格羅斯曼的《人生與命運》，札米亞金的《我們》，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羣島》等，“迴歸文學”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現象，其作者對十月革命後蘇聯的一系列重大歷史性變革採取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這使得他們的作品難以反映當時的時代精神。這些作品的藝術水準也參差不齊，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迴歸文學”在俄蘇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一個尚待解決的新課題。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俄羅斯處於一種社會制度向另一種社會制度的急劇轉變之中。社會政治和經濟在激烈地動盪，歷史和文化都面臨着價值重構。這時的文學，一方面經受着市場經濟和以兇殺、色情、宗教宣傳為特徵的大眾文化的衝擊；另一方面又受到以反思過去、否定歷史為主導傾向的“迴歸文學”的干擾，一直處於不景氣的狀態。解體後的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別懸殊，普通人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對社會充滿新的批判精神的作品又大量湧現。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文學，無主導思潮，呈現出多變性和不穩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