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

供給的範圍和水平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一切影響社會生產總量的因素也都影響供給量；但是，市場供給量不等於生產量，因為生產量中有一部分用於生產者自己消費，作為貯備或出口，而供給量中的一部分可以是進口商品或動用貯備商品。提供給市場的商品，不僅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使用價值，而且具有凝結着一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因此，供給不單純是一種提供一定數量的特定的使用價值的行為，而且還是實現一定價值量的行為。

供給側相關三種曲線(3張)

供給顯示了隨着價錢升降而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某個體在每段時間內所願意賣出的某貨物的數量。在某一價格下，消費者願意購買的某一貨物的總數量稱為需求量。在不同價格下，供給量會不同。供給和需求也就是説價格與需求量的關係。若以圖像表示，便稱為供給曲線。見圖：

凱恩斯學派強調通過需求管理來調節經濟週期，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通過加大政府公共支出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屬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古典學派和供給學派強調供給一方的作用，強調通過財政貨幣政策激勵生產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強調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升來提高國民經濟的供給能力。

供給側要素改革與管理(3張)

供給側要素，不僅是勞力、土地和資本，有人又加上了創新，其實是不是應該把創新合併在勞力裏去，值得推敲商榷，但是創新是個根本性的大事，是企業國家生存和生命力所在。土地是場所、場地問題，勞力創造力是動力；那麼，資金（流動的固定的）就是粘合劑。

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在理論界數年調研基礎上，中央不失時機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針，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使供給側和需求側得以合理匹配，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觀察問題，看到病症很重要，找準病根更重要。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主要矛盾就是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側，已在供給側。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效果在遞減，而供給體系總體上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同時不少消費品供給規模有餘而品質不足，導致人們出國買馬桶蓋、電飯煲甚至藥品、牙膏。只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

在抓好需求側管理的同時，“只要我們把握正確方向、奮力開拓進取，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就一定能實現“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開局，推動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2] 

供給側改革，怎樣才算是基本成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員範必在6月24日第十六次長安街讀書會暨“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經濟道路”讀書學習活動中用形象直觀的語言做出瞭解釋：“要改到生產要素、產品與服務領域的排隊現象消失，價格機制可以靈活地調節供給和需求，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這時供給側改革就算基本成功了。” ^[3-4] 

供給過度的就是這次改革需要對付的三個“去”，即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槓桿。其中產能和庫存實際上是一回事情，而槓桿則是制度上的事情。產能和庫存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加以應付的，但“去槓桿”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則是比較長遠的事情，很難一蹴而就。庫存和產能供給過度，這是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有關的。通過“去”來促成產業的調整也會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不過，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消化庫存和產能？是內部消化還是外部消化，或者兩者同時。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計劃，“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這方面，人們還沒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為嚴重的是，在強調“去”的同時人們更應當考察有沒有產生新的過度供給？在中國的政策環境中，討論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原因很簡單，新政策所導致的“跟風效應”經常迅速導致政策的扭曲。這方面，我已經多次討論過中國近年來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過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正在發生美國2008年之前的情況。2008年以來，美國接受了過度金融化的教訓，通過再工業化大力復興實體經濟，使得經濟開始走上健康的發展方向。而中國則在走向反面，過度的金融化和互聯網化在急速促成實體經濟的衰落。

概括地説，簡單的擴張時代已經過去，是到了建設質量經濟的時代，追求一個精緻的高附加值經濟。人們所需要思考和行動的都必須符合這個總體方向，在這個概念構架內，就中國經濟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個重要的領域。

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內部基礎設施建設促成大規模的庫存和產能的內部消化。內部消費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性社會投資和農村現代化而達成。通過增加基礎設施進行內部消化產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會產生新的過剩。儘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峯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領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層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設、污水處理、各類污染的治理等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進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質和城市的整體。這些從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線城市，這些方面仍然很落後。

以往，中國只有生產性投資，而沒有生產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產性社會投資。例如沒有這些社會政策，中產階級就沒有制度基礎，而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同樣重要的是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可以為培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質條件。例如體育設施建設，在新加坡，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游泳池和體育館，方便的體育設施培養了新加坡人愛好鍛鍊的生活方式。而國民的健康則大大減少了醫療的費用，也就是減少了政府的負擔。又如停車場的建設，中國在大量增加私家車的同時停車場沒有相應的增加，這使得整個城市變成了停車場，所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庫存和過剩產能的。較之庫存和產能的對外輸出，內部消費更具有保障，因為這是中國本身所能操作的。

中國的城市化即使達到發達國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居住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建設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農村現代化涉及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裏尤其要解決二代農民工問題。二代農民工基本上出生和長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們，他們返鄉之後，自然嚮往能過城市的生活。這種情況已經開始，不過，農村並不存在集中的衞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調設施。因此，很多人就設立單獨的衞生設施、暖氣和空調設施等，根本不顧對環境的影響，結果導致了土地和環境的巨大污染。城鄉一體化的問題儘管討論了很多年，但連土地的流轉問題都沒有解決。

對城鎮化仍然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通過趕農民進城來消化過剩的房地產產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致失敗甚至是悲劇。因為人們只盯着農民口袋裏面的錢，農民進城並非是提供住處那麼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面，農村居民也不僅僅是農民，也必須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要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農村的現代化搞好了，城市和農村就只是一個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裏則只是人們的選擇而已，這是一個雙向的選擇過程。此外，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這裏有客觀的需要，因為農業水利已經年久失修，必須把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產能。

建設消費社會很多年裏一直是政府的目標，但近年來中國儼然已經形成了一個外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名牌包包服裝到技術含量高的馬桶蓋、電飯煲、安全套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巨大諷刺。中國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也有價格要素的影響，即各類產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實在過大。

但為什麼會產生這些荒唐的情況？這些年，有關部門都在大力抓虛擬經濟，不僅忘記了實體經濟，而且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例如，網購市場大量充斥假貨，減低中產階級的消費趣味；同時，也把整個正式經濟轉化成為非正式經濟。除了通訊領域，中國很多方面的製造技術都跟不上他國，甚至在退化。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就導致了外部消費社會的產生。

舉醫療和醫藥產業為例，最近温州康寧醫院在香港上市，而後獲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國內首家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看中了客觀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場。實際上，看看百度的各種“吧”，不難理解中國的各種疾病人數，數量龐大。不同的“吧”就是一個大市場，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因為有那麼多的病例可供醫生觀察。

新加坡那麼小的一個城市國家，製藥業面向世界從無到有，做起來了。要發展醫療產業，就需要大量的醫院。醫院建立起來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為醫生的工具。中國那麼多的資源，但因為政策不當，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很多企業都在務虛，搞虛擬經濟，沒有足夠的企業家來尋找新的市場和發掘新的技術。這需要政府為企業家提供一套新的機制，把他們導入這些領域。

總體上，必須看到，儘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創新，但國家的創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實際政策的制約。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裏所説的“錯誤的供給”，包括上面所討論的過度金融和互聯網化。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給，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尤其是錯誤的供給，彌補供給不足，從而找到新的供給，刺激需求，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5] 

要改善供給也有兩種不同的辦法，在我看來，正確的辦法是建立有利於創新創業的制度體系，通過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制度體系來推動供給側的改善、供給體系和供給結構的改善。

需求調控轉到供給方面的調控，其中會碰到一系列難題，需要加大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大家都知道，發展方式的轉變説起來容易，真正做起來並不容易，為什麼呢？因為發展方式的轉變涉及關停並轉，這樣就容易產生問題。 ^[6] 

供給側改革必須把核心內涵放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的命題上。我們需更注重以中長期的高質量制度供給統領全局的創新模式，在優化供給側環境機制中，強調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供給側改革引領“十三五”》

《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