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

何廉，1895年生於湖南寶慶(今邵陽)的硤石口村。14歲到長沙入讀新式的邵陽中學，16歲考入有美國背景的雅禮中學。這同時打通了他的留學美國之路。21歲，也即1919年，何廉赴美留學。1926年6月，何廉在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3] 

1926年6月中旬，何廉在回國途中，接到了南開大學的聘請函，聘請他擔任財政學與統計學教授，開出的月薪為現洋180元。而在他離開美國之前曾接到暨南大學的邀請函，月薪300元。考慮之後，他決定捨棄高薪接受南開的聘請。他所看重的是京津地區相對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當時南開的大多數教員具有留美背景，平均年齡僅30歲左右，大家意氣相投，關係融洽。第一年，何廉即開設了“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和“公司理財學”四門課程，每週要完成12個課時，工作相當繁重。何廉回憶説:“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以一種獻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儘量當好年輕一代的師表。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學生身上，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南開校園，教授中沒有一位到別處兼職。”翌年春末，北大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陶孟和高薪邀請他擔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社會研究部的研究導師，被他以興趣在教學與研究的相輔相成婉拒。張伯苓瞭解有關情況後，決定減少何廉的授課時間，並撥出研究費用。對此，何廉建議設立一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後更名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校董會通過他的建議後，他的時間一分為二，教學和研究各佔一半。他每週的課時由12個減到6個。何廉為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提出的研究任務是:“探討和評價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工業存在的實際問題。”何廉在南開的最初課題是“中國物價統計研究”，在收集有關中國經濟的文字材料，整理編撰成《南開中國經濟文集》的基礎上，對上海、廣州等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統計資料重新分析計算出物價指數，於1927年夏完成發表。之後，他親自走訪商業區，收集各類商品的零售價格，綜合編纂併發布“天津物價和生活指數”。這是國內第一次發佈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地區性生活指數，何廉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吳大猷先生曾説:“何廉可能是在國內最早引入市場指數之調查者”。南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所編制的各類物價和生活指數發表以後，受到國內外社會的普遍重視。1928年末，何廉開始對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工業化程度及其影響進行研究。他確定以天津地區為考察對象，調查棉紡、繅絲、地毯、針織、麪粉、製鞋業等各行業的經濟狀況。考慮到這方面的研究需要經濟史專家或工業經濟專家的專門指導，他向張伯苓校長推薦他的耶魯同學和“最親密的益友”經濟史專家方顯廷，擔任研究委員會的研究主任。1929年初，在他的極力遊説下，方顯廷來到南開。以後的歲月裏，儘管經費緊張時常出現，但他們仍通力合作，研究成果持續發表，為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使有近半個世紀的缺席，何廉的開創性工作對於今天的南開仍不乏影響。從1928年開始，南京國民政府對國立大學給予正常撥款，高等教育的狀況有所好轉。特別是清華大學，再加上有庚子賠款的資金來源，以高薪招引了不少名人大家。因此在1929年夏季，南開的蔣廷黻、蕭公權等多人脱離私立的南開去了國立的清華。在這一波師資流失潮中，何廉難得地繼續留了下來。同時，為了在殘酷的競爭中生存下去，南開有意淡化理科色彩，轉向北大、清華尚未涉足的企業管理人才、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30年春天，張伯苓請求何廉在社會經濟研究會之外，再主持商學院和文學院經濟系的工作，何廉接受了聘請。1935年，南開經濟研究所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協和醫學院等聯合組成“華北農村協進會”，何廉任會長。該會與晏陽初等倡導的農村改良運動相配合，藉助外國資金，發揮各校優勢，合作培養各種人才，“充當農村合作、農業發展、鄉村保健和衞生等方面的實際工作人員”。他們以山東濟寧為基地進行農村建設的實驗，其目的是“進行有關縣政改革和農村建設的實驗，併為大學應屆畢業生和研究生提供實習基地”。抗戰中，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南遷，更名“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何仍為會長。這位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學者，在教學與研究中極為重視經濟學的“中國化”。 ^[3] 

回國之初，何廉先到北京、上海、南京三地，考察了北大、燕京、清華、金陵、復旦、滬江、聖約翰等十餘所大學。他發現，當時“社會科學的教學內容幾乎完全是關於西方國家的狀況，特別是美國狀況的材料……很少涉及中國的現實生活”。各大學經濟學專業，甚至“連一門涉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組織情況，或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的課程都沒有”。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師，應當能夠勝任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掌握與他們的教學有關的中國材料。可是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一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能夠勝任講演美國的都市財政，比如馬寅初教授曾寫過論紐約市財政的學術論文，然而他們之中很少有人對於中國的一個縣政府的財政略知一二的”。他在1935年出版的教材《財政學》一書的引言中説:“社會科學之教本，欲期詳明，貴能闡述理論之概要，而以實際事實印證之。考實際事實，各國不同，故教本之編著，亦貴能相體裁衣，具有國別。近十餘年來，吾國社會科學，漸已發達，然國內各大學中，所採用之教科書，仍多為西籍，即有用中文本者，亦大都取材外國事實。夫採用外籍，固不足病，第以之為講授之教本，則承學之士，所學與所見迥殊，結果思想易陷於分歧，而所學易感覺隔膜……習用外籍，因循不變，終難使吾國學術，脱附庸而進於獨立。”正是通過此次考察，何廉決定改變當時國內已蔚為風氣“照單全收”的教學方向，確立了“把西方經濟學‘中國化’”的目標，即“將中國的材料與學科內容融合在一起，並且利用中國的素材來解釋原理”。他明確地説:“如果一位教師在教課中不能探討他執教的本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我覺得他最多不過是‘空談’……首先要逐步瞭解中國的實際經濟現狀……其次還要使教科書中得出來的結論能被學生們應用。”是中國缺少經濟方面的材料嗎？回答是否定的，只不過“拿來”比“消化”簡單得多，很少有人真的下功夫研究實際的問題。何廉在講授財政學裏的公共支出、公共收入時，就從財政總長手中收集到了中央政府各時期的支出資料，從海關總監以及税務官那裏索取有關年報。為收集資料，他曾在商務印書館發現了出版於民國初年一套二十卷的政府財政報告書。他以很便宜的價格購買了這套無人問津的書，對他來説這套書是“無價之寶”。與此同時，他還在京津地區收穫了一系列研究資料，比如工廠和手工作坊的工資記錄、學徒契約、租地契約，以及政府檔案、農村租税簿。最令他興奮的是，他為南開收集了一套完整的海關年報，使南開成為擁有該套年報的三家機構之一。以上所有收藏構成了南開中國經濟藏書的主體，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這類書刊的總數已超過6000部。這些資料為何廉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吸收消化國內材料的基礎上，何廉率先開始了經濟學教材的“中國化”。他説:“我覺得絕對必要的是將中國的材料與學科內容融合在一起，並且利用中國的素材來解釋原理，這樣來使我的教學‘中國化’。”至1931年，何廉在助手的協助下，對自己開設的《經濟學原理》、《財政學》、《統計學》等課程都編寫了適用於中國大學的教材。《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道:何廉“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1936年6月末，何廉接到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的一封信。該信轉達了行政院長蔣介石邀請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願望。當時中日戰局已是箭在弦上，南開校舍更與日軍司令部緊鄰，張伯苓已考慮在重慶創設南開分校。他認為何廉從政對解決南開的困難會有所助益，因此建議何廉接受邀請。在此情況下，何廉於7月末走馬上任。在此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裏，他雖然身在政府，但一直擔任重慶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在假所長”，這也為他抗戰勝利後迴歸南開埋下了伏筆。1938年，南開大學南遷昆明併入西南聯大，而南開經濟研究所為“就近何廉”居留重慶。他堅持每週到所問事，1941年後更是每週三天到所。1946年，何廉堅決離開政界。同年11月，他北上天津，面對一片廢墟的南開校園，他深感南開復校艱難。 ^[3] 

1948年8月，正在美國以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的經濟與就業委員會和人口委員會中國代表身份考察的何廉受召回國，出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當時，張伯苓已經接受考試院院長的任命。但他與蔣介石有一個默契，即仍擔任南開大學校長。為此，何廉在上任前拜訪了教育部長朱家驊。因為朱家驊認為，張伯苓既已擔任考試院長，就不應再在教育部署下的國立南開大學任職。而何廉明白只要張伯苓不提出辭職，教育部是不可能發佈新任命的。因此，何廉建議張伯苓在考試院長任期內，向南開大學請假缺勤，他自己以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身份代行校長職務。這樣，既可以使教育部不發佈新任命，又不違背政府人員不可另兼公職的規定，同時也照顧了張伯苓的個人意願。對此，張伯苓很是贊同，而朱家驊只是默認。10月14日，何廉正式上任，張伯苓主持了他的就職儀式。可第二天一早，天津的報紙刊登的卻是張伯苓辭職，何廉為代理校長的消息。這樣的消息深深傷害了張伯苓，何廉憤怒地給朱家驊寫了一封抗議信，卻沒有得到任何迴應。何廉上任僅僅一個多月，就掛職而去。 ^[3] 

1949年1月，舉家從香港轉赴美國。3月，赴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口會議。6月，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1955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此後相繼開設了“中國經濟結構”、“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土地制度”和“日本的經濟結構”等課程。1956年應歷史學教授韋慕廷(C.Martin Wilbur)之邀，共同主持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工程（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1958一1976），先後聯絡採訪了十六位民國名人政要，留下了大量的歷史研究資料。1961年因高血壓症困擾而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1965年10月，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研究中心訪談，至1966年8月完成《何廉回憶錄》。1975年7月，病逝於美國紐約。 ^[4] 

《中國工業化之程度及其影響》、《中國六十年進出口物量指數、物價指數及物物交換指數（1867~1927）》《財政學》、《所得税比較論》、《何廉回憶錄》等。 ^[5] 

1927年創建南開大學社會經濟委員會（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是中國高校最早構建的經濟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機構。 ^[6] 

1.何廉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始人，被後世學人稱為“中國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人、中國最早的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開創者、中國現代經濟學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6] 

2.《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道:何廉“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 ^[3] 

妻子：餘舜芝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