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

何干之，原名何鬱君（ 毓均） ， 又名何秀峯、何衞中。廣東台山人。早年先後入廣州廣雅書院、嶺南大學附屬中學讀書。1923 年回鄉任昌明小學教員。1925 年考入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 教育系， 參加響應上海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的學生愛國活動，思想追求進步，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觀點。1928 年與進步同學創辦秋明書店，任經理，不久書店遭反動當局查封他被校方開除學籍。同年冬回台山任昌明小學校長，兼任《台山日報》編輯，撰寫反對封建制度、宣傳民主思想的文章。1929年初在伯父資助下赴日本留學，先後入早稻田大學專修科和明治大學經濟科攻讀，並自學馬克思主義書籍。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參加中國留日學生抗議日本侵華的罷課鬥爭，憤然回國，在台山縣立中學當主任教員，兼任《台山日報》總編輯。1932年到廣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併到國民大學任講師。1933 年任國民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創辦《世界情勢》半月刊，任主編。參與組織成立廣州文化大同盟，後改為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任執行委員、分盟書記兼社聯書記。1934年春因廣州“ 文總” 被破壞轉移至上海，參加上海社會科學家聯盟。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文總” 宣傳部工作，並參加編輯《時代論壇》。1935年轉移到日本東京，從事中國社會史研究，成立東京留日學生文化總同盟，任宣傳部部長。1936 年回國，在上海著作人協會中共黨團工作，撰寫出版了《轉變期的中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等專著。抗日戰爭爆發後，與艾思奇、周揚等奉調到延安，在陝北公學任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併到中央黨校任課，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939 年起，先後任華北聯合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中學部主任，晉察冀分局文委委員、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延安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等課程。1945 年4至6月曾列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華北聯合大學政治學院院長，華北大學第二部（社會科學部）主任兼社會科學系主任，兼《北方文化》及《魯迅學刊》編委。他曾帶領學生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注重培養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人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先後任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校研究部副部長和歷史系主任等職。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歷史組組員。1954 年由他主編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一書， 被規定為全國高等學校最早的革命史教材。他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現代革命史專家， 對全國高等院校中國革命史課程建設和師資培養做出了貢獻。1969 年1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還有《社會科學概論》、《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等。 ^[1] 

何干之（1906-1969），廣東台山縣人，原名譚毓君，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教育家，其研究涉及政治、經濟、文學、歷史等領域。作為中共歷史學科領域的開拓者，他對中共歷史學科的確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編寫的《中國現代革命史》和《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開創了中共歷史研究通史與專史撰寫體系。他長期擔任教學工作，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中共歷史研究者。

一、編纂《中國現代革命史》，確立中國現代革命史的研究和教學體系

1950年，高教部政治教育司請何干之出任政治理論課教材的編審委員，負責編寫《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何干之等人歷時四年於1954年編寫出教材初稿。此後，《中國現代革命史》教材不斷再版，累計印數160餘萬冊，並先後被譯成英、俄、越等文字在國外發行，影響廣泛深遠。

首先，何干之等人編纂的《中國現代革命史》確立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範圍。從歷史學角度看，中國革命史主要是圍繞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展、壯大和獲取政權展開的。黨史學界一般把中國革命史研究視為中共歷史研究的範圍。從這個意義上講，何干之研究編寫中國現代革命史教材的過程也是在研究編寫中共黨史的過程。當時，中共歷史教材多從1921年或鴉片戰爭講起，何干之編寫的《中國現代革命史》則從1919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講起，把舊民主主義革命及其失敗作為背景，而且明確以“中國現代革命史”，即“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革命史”命名，目的是“為了將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相區別”。這一論斷反映了何干之早年的理論探索。1936年他在《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明確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觀點，中國現階段革命“不是普通的民主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進而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先來第一着，再來第二着”，“在第一着中就準備着解決第二着的前提，在第二着未來之前，必先通過第一着”。這一研究“對毛澤東產生過直接的影響”。毛澤東將“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是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裏，時間是1938年11月。1939年10月，毛澤東在撰寫《〈共產黨人〉發刊詞》時才明確稱“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更為具體的闡述則是到了1939年12月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可見，何干之“在中國共產黨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

隨着時間的推移，研究範圍不斷延續，這也是《中國現代革命史》的鮮明特點。該書1954年版將歷史寫到1952年，1958年修訂時又延續至1956年公私合營完成。“除去印刷週期，可見截稿日期與所寫史實之間的距離是何等接近”，“何干之率先根據黨的方針政策研究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寫出了新中國成立後最早總結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經驗的教科書。”

其次，何干之在篇章佈局上獨具匠心，使“《中國現代革命史》確立的教學體系，一直沿用至今”。以1964年版為例，何干之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劃分為兩個階段，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劃分為三個階段，將抗日戰爭劃分為四個階段，將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劃分為三個階段。他把新中國成立後的頭七年劃分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勝利兩個階段寫入中國革命史教材，何干之是第一人。這一時期劃分和階段命名一直沿用至今。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階段的劃分對後來中共歷史教材的編排體系奠定了基礎，1980年以後出版的大量中國革命史教材，其框架均參照了何干之編寫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足見這部著作的影響。甚至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在章節編排上與《中國現代革命史》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如《中國現代革命史》將抗日戰爭分為“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抗日根據地在鬥爭中鞏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三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則設“爭取實現全面抗戰路線”、“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鞏固抗日民主陣地”、“爭取人民抗戰的最後勝利”四章。《中國現代革命史》將解放戰爭分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鬥爭”、“人民解放軍打退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三部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則設四章，分別是“爭取實現國內和平民主”、“粉碎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進攻”、“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轉折”、“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值得注意的是，何干之的研究還涉及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民族工作，他評論説“西藏人民由黑暗轉向光明，人口將逐漸增長，人民物質文化水平將逐步提高，這是西藏人民的勝利，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學説和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勝利”。他對民族問題的探究，對學界產生了積極影響，豐富了中共歷史研究，促使中共歷史研究逐步向多元化發展。

再次，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撰寫原則。《中國現代革命史》幾經修改，每次何干之都對舊版中一些不適當的提法加以修改。如1960年版中把1954年版中湖南工人鬥爭取得勝利是“由於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改為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65年修改時把之前關於“毛澤東同志的革命智慧、堅強意志、組織天才和實際精神，打下了湖南工人運動的鞏固基礎”等詞句刪去等。這兩次的修訂都處在“左”傾思想氾濫之際，但何干之堅持實事求是，不人云亦云的撰史態度，充分體現了他的學術風骨。此外，他對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但是陳獨秀並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客觀評價也在黨內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佔據主流地位。這種秉筆直書、求是求真的治學風格，影響了隨後的中共歷史研究。

何干之編寫的《中國現代革命史》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後編寫的黨史教材，雖然所依據的材料比過去多了，編寫者的認識、觀點也有了很大變化，但基本框架仍然源於何干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它“史從論出”的特點，“此後的中共黨史讀物竟無一例外地也照此辦理了”。

二、《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開闢中共歷史專題研究新領域

何干之在1960年撰寫的《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一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本系統研究中國共產黨和資產階級關係的專著，198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何干之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的歷史關係，着力強調以毛澤東思想作為研究中國資產階級的指導思想。書中各章節幾乎開篇都引述一段毛澤東的論述，再展開具體的分析，這體現了何干之從一定的歷史實際出發學習毛澤東的科學論斷和立場觀點的撰史思想。如他引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再分四部分具體分析孫中山反對北洋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教訓，闡明孫中山的思想轉變。而毛澤東的這段話，正是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所走的歷史道路的精闢總結。又如他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日方針》一節中，引用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的論斷：“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很久以來就明顯在中國存在着。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然後從上海、南京保衞戰的教訓，閻錫山的搖擺不定以及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來闡述對國民黨當局不能寄予全部希望的現實。

如果説何干之在《中國現代革命史》提供了一箇中國共產黨通史的樣式，那麼《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則提供了專史的撰寫樣式。從中共歷史研究體系的形式來説，這極為重要。書中，他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四個階段梳理出的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以及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奠定了這段歷史的撰寫範式。尤其是他能實事求是、有所區別的對資產階級不同派別的代表人物作出客觀評價，對於理解這段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如他對以宋慶齡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給予高度讚揚，認為他們“始終是孫中山的革命綱領和革命政策的擁護者”，“把貫徹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任務承擔起來”。對蔡元培、楊杏佛、蔡廷鍇等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兩面性也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他們雖然也參與過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但在民族危機深重之時能夠轉變立場，支持民主，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這一探索不僅開闢中共歷史研究專題新領域，“而且為統一戰線史、國共關係史、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等學科的建立、發展開闢了道路”。

三、長期擔任中共歷史教學工作，為中共歷史學科培養人才

何干之不僅在學術研究領域卓有成就，還長期從事有關中共歷史的教學工作。1937年他作為“抗戰後第一批到延安的知名文化人”到陝北公學任教，講授《統一戰線》、《中國革命運動史》等課程，後又到華北聯合大學講《新民主主義論解説》、《思想方法論》等。1959年2月，在看到“左”傾錯誤嚴重違背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危機後，他主動要求開設《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幾個問題》課程，並明確表示開課目的是為了反對“左”傾思潮。他通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旗幟”，“我國人民的革命實踐要形成自己的偉大思想”；“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辯證法的運用和發展”，“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基礎”；“中國革命的階段和革命轉變化”；“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黨的建設和領導”等問題的講述指出，“左”傾空談主義者把主觀和客觀割裂開來，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從而墮入冒險主義的泥坑。他主張對毛澤東思想要用科學態度來宣傳和研究。他説毛澤東的最英明之處，就在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把高度的科學精神同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結合。尤其是關於戰略藐視和戰術重視相結合、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相結合、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辯證觀。這也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思想。

何干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黨史研究陣地上耕耘三十餘載， 直接和間接培育了兩代（即“文革”前一代和“文革”後一代）中共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者，為推進中共黨史學科發展增添了主力軍。 1956年高教部評定一級教授時，歷史學共有六位一級教授，而何干之是其中的一位黨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組建後，他先後擔任歷史系、中共黨史系主任，以淵博的學識、高尚的人格，備受學生歡迎。他還應高教部之邀在京、津、唐地區開設大課。據統計，1957年全國中國革命史的教師約13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直接或間接聽過何干之的課。從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的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曾授業於何幹之，後來他們都為中共黨史學科建設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