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寶松

何寶松(1911- 2002)，字勵操，廣東興寧縣人，何寶松大革命時代就讀於梅縣東山中學，畢業於興寧縣立中學。1929 年春考入廣州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官教導隊學生隊,1929 年夏結業。派往第六十一師見習，後任參謀、營附、少校團附。參加過 1932 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4年“福建事變”。1935年在廣東燕塘軍校軍官研究班受訓(現全國黃埔軍校同學會把他列入黃埔軍校第十一期)，畢業後任陸軍第二軍軍部少校參謀，陸軍第一五四師四六O旅中校參謀主任、上校團長(1940年起提升為少將待遇)，一五七師團長、副師長、少將師長。八年抗戰中參加過“八·一三”淞滬會戰、兩次粵北會戰以及粵東汕頭及廣西等地的抗戰。1945 年冬到台灣接收和參加受降。1949年1月在北平起義。起義後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獨立二十四師師長、兩廣縱隊第二師師長，參加南下解放廣東的戰鬥。1950年3月轉業任珠江專區第一副專員。1953 年3月任廣東省參事室參事。1953 年冬至1954年秋在中南政法學院政治研究班進修。1955 年以後任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盲啞人協會副主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兼任民革廣東省委會工作組組長、副主委兼執行組組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3] 

何寶松的少年時期是處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風暴席捲全中國、“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聲響徹神州大地的年代，並在追求進步的梅縣東山中學就讀，閲讀了不少進步書刊，在他年青時代的思想深處孕育着追求進步為國為民的因素。何寶松説，這一因素在他人生歷程中起着積極作用，特別是“一·二八”浴血抗戰和1949年在北平起義的關鍵時刻支配着他的整個意識。同時，1929年他開始參加軍隊，在北伐時期的鐵軍十一軍整編為六十一師的蔣光邪師長身邊工作多年，親受蔣光邪將軍學識精湛、淡泊自持治軍嚴謹、統御有方的高尚情操的薰陶,對他畢生的立身處世影響至深。 ^[3] 

何寶松是一位愛國的抗日將領，他膽識過人，指揮作戰有方，在抗戰中曾先後三次負傷，多次受獎，戰功卓著。比如，1932 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戰，迫使日軍四易主帥，增兵至十萬，打破皇軍不可戰勝”和“四小時佔領上海”的夢囈，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風。當時何寶松任十九路軍第六十一師的連長，他憑着赤誠的愛國熱忱，率領全連戰士在上海江灣拼死抵抗日軍，全連戰士同仇敵愾，英勇殺敵，他在這場戰鬥中，表現十分英勇頑強。2月 22日上午他輕傷不下火線堅持戰鬥，下午再次負傷，才被上級派來的擔架抬下。受傷後被送到南京治療，傷愈後回到福建原部隊，因戰功被提升為少校團副。“福建事變”失敗後，回到廣東任第二軍參謀,併入燕塘軍官學校軍官研究班受訓不到一年結業。不久,任一五四師四六O旅中校主任參謀，於1938年10月隨部隊調往上海蔘加“八·一三”抗戰。部隊到達上海後，先在劉行參戰,後轉移到蘇州河南岸。不久,部隊奉命撤退轉移,在撤退途中遇日機轟炸，他背部受傷，這是他第三次負傷。隨後輾轉多日才回到廣州治傷，傷愈後重返抗日前線。在粵北大捷的兩次會戰中重創敵軍，再次立功受獎。抗日戰爭勝利後何寶松反對蔣介石發動的內戰。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在國民黨軍隊軍心換散土崩瓦解之際，何寶松率部隊駐防北平，參加了傅作義將軍領導的北平起義。 ^[3] 

何寶鬆起義之後，把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他為人民服務的言行準則。北平起義後，何的部隊被編為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獨立二十四師，他被任為師長，後編為曾生為司令員的兩廣縱隊第二師，仍任師長,率部參加南下大軍行列，於1949年10月14日解放廣州。1950年3月轉業到地方工作在40餘年的歲月裏,他努力學習,埋頭工作,幹出成績。比如：在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任內，負責抓救災和遊民改造等方面工作,他努力學好有關政策，經常下基層到災區及農場檢查指導工作，對工作中碰到的問題,依靠黨組織,根據政策,加以解決,得到中共廣東省民政廳黨組織和羣眾的好評。再如: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廣東省委恢復省各民主黨派的活動，廣東省委統戰部負責同志多次找他談心，要他去省民革主持工作,當時他考慮很多，心想“文化大革命”中省各民主黨派都被查封,停止了活動,原民革省委會辦公地址也被人佔用，要恢復活動，百廢待舉，加上在省民政廳工作多年，對民政工作產生了感情不願離開等等思想困擾着他。但想到共產黨多年的教育、信任和培養，中共對民主黨派工作的重視，他終於接受省委的意見，欣然走上省民革的領導崗位，在省委統戰部的大力支持和具體幫助下，組成了以他為首的省民革工作組，首先恢復機關辦公地址，制定和建立機關各項規章制度。另方面他積極參加中共的撥亂反正工作，協助黨落實起義人員政策華僑政策和複查“右派”案件，為許多成員恢復名譽恢復工作，做了大量工作。許多成員紛紛表示聽黨的話，積極參加民革組織活動，做好本職工作。何寶松在主持省民革工作期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努力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領導省民革各級組織貫徹執行民革中央制定的以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心、以促進祖國統一為重點的工作方針，使民革各項工作逐步開展，不斷取得新的成績。在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期間，他態度鮮明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害性，堅決擁護中共的領導堅信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在處理民革內部不團結問題上，明辨是非，堅持原則，經常向省委統戰部如實反映情況。他對已嚴對人寬,善於團結人，工作作風正派，平易近人，在民革和愛國人士中有較高的聲譽。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何寶鬆起義參加革命後，曾經歷兩次比較大的坎坷和磨難而胸懷坦蕩毫無怨言。一次他在珠江專區第一副專員任內,遭到誣陷，受到扣押審查年餘；另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誣衊為省民政廳“四家村”成員(指正廳長及管農場工作的處長科長和他四人貫徹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被關進牛欄。1968 年下放到博羅楊村農場勞動至1972 年才恢復工作。對此，他都能正確對待。 ^[3] 

何寶松參加北平起義轉業到地方工作以來，一直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工作出色，先後被選為第三、四、五、六屆廣東省人大代表，省政府委員，省人大常委、副秘書長、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第五、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副主席，歷屆省政協委員聯誼會名譽會長，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第五、六屆中央委員，民革第、三、四、五屆廣東省委會委員、常委，第五、六屆副主委，民革廣東省委會名譽副主委、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民革中央監察委員等職。他在參加統一戰線工作活動中堅決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認真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責。1990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決定把查處幹部以權謀房作為加強廉政建設的突破口來抓。省政協成立了“廣東省政協監督查處以權謀房工作小組”，何寶松任組長。他雖年紀較大，仍經常到各地檢查視察,採取“聽、談、看”的形式,研究在全省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和值得注意的傾向，從政策上、措施上提出建議供中共廣東省委決策參考。同時在與當地黨政領導交換意見時,該肯定的肯定,該批評的批評,理直氣壯地履行政協委員民主監督的職能再如，在1991年省政協會議上，他以省政協委員的身份，提出儘快修復在廣州沙河頂的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的提案，引起廣州市人民政府重視,撥出鉅款修整，使陵園面目一新。中央已把這個陵園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作為緬懷先烈、教育後代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場所。 ^[3]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何寶松堅決反對台灣島內外有些人所進行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分裂祖活動的罪行。多來他為祖國的統一，努力宣傳“一國兩制”的方針、促進台灣迴歸祖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對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髮表的關於大陸和台灣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他表示堅決擁護。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他認為是一個創舉，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案。他在省政協會議上就祖國統一的問題作過多次發言。比如:1992 年他在省政協大會上作的關於促進和平統一祖國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的歡迎。對1995年江澤民總書記在迎春茶話會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他認為很正確很及時盼望祖國和平統一早日實現，誠勸台灣當局，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接受“八項主張”.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推進祖國統一的進程。他主持省民革工作期間，堅決貫徹民革中央制定的以促進祖國統一為重點的工作方針，親自兼任省民革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親自接待從海外回來探親旅遊的中國國民黨中上層人士和在政治、經濟、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並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宣傳“一國兩制”的方針和中共對台的各項政策。每年中秋節他親自主持省民革舉行的中秋聯歡會，邀請在廣州的部分台屬參加聯歡，宣講祖國大好形勢及兩岸交往情況，勉勵台屬做好在台親人工作。在對外聯誼活動中他為發展兩岸的經貿、學術交流和“三引進”作了很大努力。何寶松把祖國和平統一工作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他對李登輝推行的萬變不離其宗的所謂“彈性外交”、“務實外交”搞“一中一台”的陰謀，表示極大的憤慨，並且指出李登輝這幫人如再執迷不悟，不停止分裂祖國背叛祖國的罪惡活動,必定身敗名裂，淪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1995 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50 週年何寶松在省委、省政府，省市各界人士以及省政協、省委統戰部舉行的紀念座談會上，歌頌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激發人們的愛國精神。他還參加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和廣東黃埔軍校同學會組織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粵北會戰戰場考察團，到清遠、從化等地重訪戰場憑弔英靈，在與當地老年羣眾的座談會上，共同回憶當年同仇敵愾，打擊日寇侵略者的情景一致表示要勿忘國難積極推動兩岸及海外袍澤同仁共同為振興中華、和平統一祖國而奮鬥。 ^[3] 

著有《參加北平起義的回憶》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