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達宗城

伊達宗城生於江户，生父為山口直勝，是家中次子。祖父山口直清是宇和島藩5代藩主伊達村候的次子，因此成為了山口家的養嗣子。並得到龜三郎的乳名。

文政10年(1827年)4月，因參勤交替制度而住在家鄉，成為宇和島藩主伊達宗紀的臨時繼子。宇和島藩把第一代仙台藩主伊達政宗長男伊達秀宗作為藩祖先。

文政11年(1828年)10月，伊達宗城成為宇和島藩家臣伊達壽光的繼子。

文政12年(1829年)4月11日，成為藩主伊達宗紀的繼子。與宗紀的五女貞訂婚，但由於貞夭折了，沒有實質結婚。

天保15年(1844年)伊達宗紀退休，伊達宗城就任藩主。他把發展宗紀的殖產興業作為藩政改革的中心，收回木蠟的專賣權，實施了煤的專營等。優待被幕府潛伏於江户的高野長英，更是親自招待長州的藩士村田倉庫，並開始軍制的近代化改革。

伊達宗城與福井藩主松平春嶽、土佐藩主山內容堂、薩摩藩主島津齊彬被稱為四賢侯。他們也積極地參與幕府政治，向老中阿部正弘呼籲幕府政治改革。

阿部正弘死後，伊達宗城與井伊直弼就幕府將軍世繼問題開始對立。因第13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定無子嗣，伊達宗城與另四賢侯、水户藩主德川齊昭推舉一橋慶喜為繼任將軍。另一方面，井伊直弼推舉紀州藩主德川福慶繼嗣。井伊利用大老地位發動政變。結果德川慶福繼任第14代幕府將軍（即德川家茂）為了排除政敵製造了安政大獄。由此伊達宗城與德川齊昭一起被命令退休。

伊達宗城將藩主之位傳給了伊達宗紀之子伊達宗德。可是其退休後也持續對藩政帶來影響。在文久2年(1862年)時反對生麥事件的賠款支付。同時，島津久光有故交，推進了公武一體。

慶應3年12月(1868年1月)王政復古後向以新政府的名議與閣僚串通。但因明治元年(1868年)戊辰戰爭開始，其感情上偏向德川幕府，於是辭去了新政府參謀一職。

明治2年(1869年)任民部卿兼大藏卿，因為鋪設鐵道借款英國。

明治4年(1871年)時作為欽差全權大臣與清朝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此後主要擔任接待外國貴賓的角色。之後從中央政界引退。

宇和島藩主家根據明治17年(1884年)貴族令被授予了伯爵。

明治24年(1891年)，根據伊達宗城明治維新時的功勞封為侯爵。

明治25年(1892年)，在東京的今户房地病故。享年75歲。墓地在東京都台東區谷中谷中陵園。法名為“靖國院先生藍山維城大居士”。

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正使，柳原前光為副使，來天津商議條約。清政府以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天津海關道陳欽為幫辦進行談判。上次柳原前光曾帶來一份條約草案並對李鴻章説：“歐美各國強迫日本通商，日本不甘心，可是力難獨抗，中日兩國應先通好，同心合力對付列強才是。”所以李鴻章極力主張與日本簽訂對等條約。但此次伊達宗城一反柳原前光所説，提出的條約草案以中國和西方各國簽訂的條約為基礎，把日本置於和歐美各國同樣的地位。

面對這個不平等條約的草案，李鴻章大吃一驚，對柳原前光説：“去年送來的約章，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約，全改為一面之辭，而且綜合西方各個條約擇優採用。這豈非自相矛盾，將前稿作為廢紙不成?未訂交先失信，以後的事怎麼辦呢?教我如何向皇上覆命?”柳原前光解釋道：“此次約稿，大致與西方各國的條約相同，但相異之處也不少。交際之道，萬國只可劃一，不可有輕有重。重了則會遭西人妨忌，輕了則會遭西人侮辱詆譭。現在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但不能通行，而且會説使者不出力氣，有何面目回國覆命?”伊達宗城在旁插嘴説：“當今之計，我們兩國惟有內求自強，外禦其侮。誠能心照，不妨按照西洋成例立約，毋須更動，不露聲色為好。”此時應寶時、陳欽駁斥道：“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通兩國之好，若怕西方各國猜忌，那末伊達大臣不來中國，憂慮皆無，更能照應西人，豈非好哉?”伊達宗城被駁得啞口無言。

最後，李鴻章提出了中國自己的草案，對伊達宗城説：“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遵循他人呢?何況條約中無可使西人生疑之處。兩國有來有往，與有來無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約絕不可與西方完全相同；而且西人所得之利，還沒有單單不給日本的。今送去草約，請與西約比較，不知何重何輕，希一一指開茅塞。”説畢，將中國所擬的條約草案遞交伊達宗城。伊達無口可藉，只得收下。

後來伊達宗城對條約內規定日貨不能運入內地，日人不能入內地購買土產，以不同於西約為辭提出異議。李鴻章説：“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本系以八個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係兩國一致，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為例?”伊達宗城被駁倒，無以為言。

1871年7月29日，大體上按中國的方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其主要內容是：兩國互不侵犯領土，互不干涉內政；一國受他國侵略時須互相支援；互派駐外使節；各通商口岸派駐領事等等。這是近代史上中日兩國簽訂的第一個對等條約。條約訂畢，伊達宗城一回國就被罷官。

1872年4月9日，柳原前光攜帶外務卿副島種臣、外務大輔寺島宗則的書信來到天津，要求改訂前約，被李鴻章譏為“寒盟”。柳原前光含恨而去。同年12月，日本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臣，來中國力求改約，清政府竟然同意。

1873年5月，改約完成，並在天津互換。從此以後，日本輕視中國，更膽大妄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