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亞歷山大

1968-1969年開始對帕森斯感興趣，之前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上熱衷於帕森斯的思想家。

受古爾德和斯梅爾塞的影響開始關注帕森斯。

學術抱負是建立一種更綜合性的社會理論，帕森斯不是終點而恰是一個起點。帕森斯的理論是一個可以用來思考的東西，但從來不是惟一用來思考的東西。

1976-1980年修改博士論文時，發現與帕森斯及其大部分追隨者拉開了越來越大的距離。

功能主義的內涵相對較小，使用了“新功能主義”的概念，在此框架下，在對帕森斯的理論做出根本批判的同時，又與他的一些基本觀點保持聯繫。

公開地表達對帕森斯的不滿，限制了對早期的、更傳統的帕森斯學派的充分理解，並最終導致了對它們的低估，這一定恰恰是非常錯誤的。

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社會衝突論，社會交換理論，社會現象學，戲劇論，本土方法學等社會學理論流派，特別是米德、戈夫曼、舒茨、加芬克爾的思想和新馬克思主義理論。

（1）帕森斯理論的侷限性以及由此而招致的各種批判；

（2）各種理論流派紛紛登場，表新立異，反而使社會學領域陷入混亂局面，人為地限制了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

（3）西方社會學家意識到打破現存的理論疆界，對各派理論進行恰當綜合的必要性，試圖在新的基礎上對分離的理論重新進行綜合。

科學思維運行在經驗環境和形而上學環境之間的“科學連續體”上；科學的發展既受經驗環境的制約，亦受形而上學環境的制約；理論邏輯和經驗邏輯對於科學的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應該通過二者的雙向運動推進對社會的認識。既要堅持環境對行動的強制性效果，又要強調行動的偶然性和創造性和行動對環境的變革作用；人格、文化、社會系統作為環境的行動因素進入行動過程，為行動者提供目標、手段、規則等，是行動展開的前提又是行動的產物，行動與環境之間相互制約和構造；行動者作為社會的主體隨時都對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進行解釋和謀劃，制定行動策略做出行動選擇。社會分化的結果是多樣的，功能性的分化和相對自主的亞系統以及精英的出現會促使現代社會衝突數量增加，同時縮小衝突的範圍。社會科學中的每一種理論都包含一個意識形態的部分，它自動地來源於該理論視角的預設、模式和經驗命題。社會學研究者應當採取一種“多維度”的理論視角，融合不同理論傳統和理論流派，重新解決社會學的前提預設問題，即關於秩序和行動問題，以達到新的綜合。

《社會學的理論邏輯》（1983年），《新功能主義》（1985年），《微觀-宏觀之環》（1987年），《行動及其環境：邁向新的綜合》（1988年），《結構和意義》（1989年），《文化和社會》（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