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梅爾塞

1952年獲羅茲獎學金赴牛津大學就讀。195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舊金山精神分析研究所進修，並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1972年成為該校社會學教授。1969～1973年和1980～1981年，兩度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曾在一些社會學研究機構及學術團體任職。斯梅爾塞將社會學理論應用於經濟制度、集體行為、社會變遷，以及人格與社會結構等方面的研究，在學術界有較高的聲譽。在《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遷》一書中，他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通過考察1770～1840年間英國蘭開夏郡棉紡工業的歷史情況，探討了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對家庭結構和對社會分化的影響，認為這一歷史過程導致了成功的經濟性分化，拓展了行動範圍，併產生一系列響應市場要求的非經濟性分化。斯梅爾塞的研究對現代化理論有一定影響。著有《經濟與社會》（與T.帕森斯合著）、《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遷》、《集體行為理論》、《經濟生活的社會學》、《社會學解釋論文集》、《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方法》、《變化中的學術市場》等。

斯梅爾瑟不能單純地從心理的角度來解釋集體行為，而應該將集體行為的形成與社會結構聯繫起來。斯梅爾瑟提出，只有在以下六個因素不斷累加影響下，才會導致集體行為的發生。

1、結構性助因。

社會的結構的構成方式必須滿足集體行為形成的一般外部環境條件。例如，商場搶購這一集體行為的發生，就必須先得有商場這種購物環境的存在。

2、結構性緊張。

社會中存在着的缺陷和矛盾，這些衝突因素會引起人們的怨恨和不滿。例如，罷工這一集體行為的發生，常常是由於經濟不景氣企業要裁員或降薪，從而導致企業員工的憤怒，此種情緒是促成集體行動的重要條件。

3、一般化信念。

人們對結構性緊張引發的怨恨情緒必須轉化為一種共同的認識。一方面是要求對問題產生的原因共享同一種解釋方式，另一方面是要求對問題的解決方法共享同一種信念，即相信可以通過集體行動（例如罷工）來促成問題的解決。斯梅爾瑟相信在羣體力量的作用下，人們是很容易衝動的接受一般化信念的。

4、促發性因素。

某種突發的事件導致了人們受到情緒上的強烈刺激，從而成為導火索，導致了集體行為的發生。例如，足球場上裁判的一次誤判，常常會直接導致對立球迷們鬧事。

5、行動動員。

當人們開始付諸集體行為時，通常會產生出行動中的領袖，並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一定的共同行為規範來引導集體行為。若此種動員是有效的，那麼集體行為就能得以持續的進行下去。

6、社會控制。

集體行為一旦形成並趨向嚴重的話，國家的社會控制力量就會介入，以控制集體行為的進一步擴散。若控制得當，集體行為可能停止；若控制不當，集體行為反而可能激化和擴大。

顯然，在斯梅爾瑟的理論中，六個因素分別在集體行動的不同階段發揮着各自的功能，因此提供了關於集體行為形成的過程理論。另一方面，在斯梅爾瑟的集體行為模式中，結構性緊張導致的怨恨以及對一般化信念的衝動接受，都暗示着集體行動中的人仍然主要是由非理性因素支配的。

與傳統理論強調集體行為的非理性特徵不同，新一代的研究者更願意假設集體行動的參與者乃是理性的，並從這一假設出發來揭示集體行為的產生機制，由此形成了集體行動的理性選擇理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