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賢祠

泰安市泰山五賢祠 ^[1]  ，在普照寺西北。祠東有投書澗，西有香水峪，溪水環流，山石林立。

唐代周樸在此創建棲真觀。北宋學者孫復、石介在此建泰山上書院。理學家胡瑗曾訪學至此。

明嘉靖年間在此建祠，祀孫、石二先生，題額“仰德堂”，後增祀胡瑗，稱三賢祠。至清道光年間徐宗乾重修時，又增祀宋燾和趙國麟，遂易名五賢祠。

祠分東、西兩院：東為五賢祠，有大門、正殿及東西配殿；西為講書堂，有正房和西配房。馮玉祥曾在此攻讀《春秋左傳》，著《春秋左傳札記》。

五賢祠(2張)

祠後石崖上有題刻“講書枱”、“授經台”、“千秋道岸”、“能使魯人皆好學”等，多少讓人看出些儒家學府當年的影子。

祠前溪畔有石亭，額書“洗心亭”，上有清人賈培榮題聯：“真山水不須圖畫，大聖賢皆自奮興。” 亭內有金題聯：“雲過峯頭留墨氣，水來祠畔度書聲。”四面皆為清代人題聯。

惟馮玉祥在亭內題的標語：“你忘了沒有，東三省被日本人侵佔了去，有硬骨頭的人應當去拼命奪回來！”，並刻東北三省的面積和總人口。

祠於1976年拆除，今唯剩殘垣卧碣，有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翰林院侍讀黃叔琳撰書《重修岱麓三 賢祠碑》、民國年間範明樞、鄧長耀撰書《泰山五賢祠五賢事蹟碑記》，另有“講書枱”、“授經台”、“侍立石”、“能使魯人皆好學”等明清時題刻。

祠東有巨石如屋，巔平如台，下臨深澗。傳當年胡瑗千里訪學至此，卧石攻讀， 十年不歸，見家書有“平安”二字，不予展讀即棄澗內，故名“投書澗”。

明萬曆六 年(1578年)，欽差巡撫趙賢在此題碣“胡安定公投書處”。明代蕭協中贊：“野 　芸芸綠間黃，當年習靜任亡羊。清心不逐家緣擾，澗底猶騰翰墨香。”

祠東南路旁有巨石，似大象卧息，名卧象石，有書刻“弘毅”二字。

泰山書院在唐時為道教“棲真觀”，宋初闢為學館，後稱“泰山上書院”。

北宋初年，范仲淹的門生孫復、石介、胡瑗為弘揚儒學，來泰山創辦了書院，其規模雖不如白鹿、石鼓、睢陽、嶽麓等著名的“四大書院”，但當是對於促進泰山乃至山東地區的學術發展，培養人才，改變民風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泰安縣誌》稱：“泰安舊俗淳樸，士習於孫石遺風，多好經術，重氣節。”孫、石之後，泰山興辦書院之風不絕，，如明代李如桂的育英書院、宋燾的青巖書院、清代趙國麟的泰山書院、徐肇顯的徐公書院、許蓮君的懷德書院等等，泰山的文化地位大為提高，四方士子紛至沓來，成為泰山歷史的又一佳話。

泰山書院的創始人之一孫復（字明覆），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早孤，少年好學。來到泰山後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無斗升祿以養妻子，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

但他仍“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宋石介《與董秀才書》）、孫復治學多有獨到見解，開發出富有時代精神能為當世所用的儒學理論。

由於他治學頗富成就，撰寫出《春秋尊王發微》、《易説》、《春秋總論》、《舜制儀》、《董仲舒論》等一批論著，被世人稱作“泰山先生”，後人將他同石介、胡瑗並稱為“宋初三先生”。

石介是泰安徂徠人，字守道，性格剛強。他繼承孔孟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者，國之根本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他還積極主張澄清吏治，簡約寬民。

他在《明禁採》中尖鋭地批評朝廷説：今山澤江海有禁，鹽鐵酒茗有禁……一切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皆有禁，惟獨宮室奢靡過度不禁，豪強兼併不禁，吏貪於天下不禁……這種大膽的言論在北宋初年是不多見的，因此歐陽修稱讚他“雖在畎田不忘天下之憂”。

為紀念宋初三先生，泰安人在書院故址建起了“三賢祠”，後又增祀明人宋燾、清人趙國麟，遂改稱“五賢祠”。祠東有深谷，稱作“投書澗”。

傳説泰山書院的創始人之一泰州海陵人（今江蘇泰縣）胡瑗學習十分刻苦，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説他“侍講（胡瑗）布衣時，與孫明覆（孫復）、石守道（石介）同讀於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信，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為紀念胡瑗，人們便把這條澗叫做投書澗了。

胡瑗10年不歸，家書也不看的故事，竟引得乾隆皇帝寫詩一首：“報來尺素見平安，投澗傳稱人所難。誠使此心無繫戀，平安兩字不須看。”題目為《戲題投書澗》，看來皇帝不理解他。

宋燾也是泰安人，字岱倪，號青巖，明代萬曆進士，做過御史，是惟一一位在《明史》中立傳的泰山人物。當時神宗設置礦税太監，殘酷壓榨人民，致使民不聊生。

宋燾出於對百姓的同情，也為了維護明王朝的統治，上書神宗説“自採榷役興，民不堪命，家怨人愁，一夫振呼而亂聲四應”。

但昏庸的神宗卻不於理睬，再加上當時種種政治弊病，宋燾一再受挫，歷盡了無數的憂傷和痛苦後，終於棄職回籍。回到泰山後，在岱下築“青巖居”，寄情山水，潛心讀書，但他並沒有忘記百姓。

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泰山洪水暴發，民眾填溝壑者千計”（《泰安州志》）。

宋燾目睹殘狀，寫下了《泰山大水歌》：“……水光迸散雨如傾，洪濤浩淼靡溪沚……一望城西無片瓦，萬人滾滾隨流下。

口中猶自呼爺孃，抱木浮沉白浪打。屍橫荒野亂參差，破衣殘骸掛樹枝。血水和泥相枕藉，斷肢落臂誰家兒。可憐死者葬魚腹，生者無家何處宿。滿城盡是呻吟聲，深夜唯聞亂鬼哭。”這是多麼慘痛的一幕啊！接着，詩人又筆鋒一轉，對礦税使（太監）仍無視民間疾苦，進行殘酷掠奪表示了強烈憤慨，進而將其斥之為吞噬人的“洪水”：“洪水何無情，真如礦税使，令人慾生不得生，欲死不得死……”這迸發着血淚的詩句，可謂泰山的“史詩”。宋燾在泰山的著作有《理學淵源》、《泰山紀事》、《青巖居漫錄》等。《泰山紀事》頗有特色，記錄了泰山一代的神鬼異聞，借鬼神地府來鞭撻黑暗現實，借呂洞賓、張景巖等神侶仙蹟的故事來抒發遠離紅塵、追尋仙境的情懷。這些故事很多都在民間流傳下來，我們在白龍祠所講的小白龍的故事，就出自宋燾的這本書。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宋燾病逝，年僅44歲。此後不久，閹黨魏忠賢控制朝政，宋燾被削去追贈，逐出鄉賢祠，以至死後20年不能舉葬。崇禎初年閹黨覆滅，宋燾才得以昭雪，並得到了泰安人民的深深懷念和愛戴。

趙國麟，字仁圃，泰安人。清康熙年間進士，曾任長垣（今河南長垣）知縣，並代理內黃縣之職。此時內黃大飢，他便開倉放糧數百萬石賑濟百姓。同年黃河決堤，河水直逼長垣城，他又率官吏百姓不分晝夜築壩搶險，打撈災民，修起了堅固的堤防，使長垣永絕水患。他“當官清峻，以禮導民，民戴之如父母”（《清史稿·趙國麟傳》）；乾隆年間官升刑部尚書，後遷禮部，拜文淵閣大學士；乾隆六年退隱歸田，講學於青巖書院，教授鄉里弟子“來學者嘗數百人”，有“侍趙公坐一日，抵十年養氣”之説。他一生著述甚多，有《大學困知錄》、《小圓雜記》、《文統類編》、《居岱淵源》等。他是泰山最後一個被祭祀的儒學代表人物，也就是從那時起，儒家學説及其命運在泰山，也在全國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