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

圖書館藏書以中外美術專業書刊為主，社科類圖書為輔，尤其藝術類圖書畫冊，自解放前美術出版物到當時代藝術圖書，藏書種類與藏書品質，在全國美術院校中首屈一指。圖書館採書注重圖書質量，密切配合學院教學需要及學科發展，尤其注意新學科圖書建設。除了自主採書，儘可能擴大圖書來源渠道外，圖書館每年還接受相當的贈書，豐富館藏資源。圖書館設有線裝書庫和珍本書庫，存有我館的特色館藏，其中包括數量豐富的線裝珍本、插圖本線裝古籍、木版年畫、宣傳畫、連環畫、漢代石刻畫像拓片、歷代碑帖、原拓印譜、民國時期美術出版物等。我館較早確立了向自動化、網絡化方向發展的戰略目標。早在1997年，圖書館即搭建了局域網，初步實現了辦公自動化，並完成了常用館藏書目數據的回溯建庫工作，率先在同類院校圖書館中實現了編目、流通領域的計算機管理。在上級部門及學院資金的大力支持下，圖書館硬件設施完善，管理手段先進。管理系統方面，圖書採購、編目、流通所有環節實行計算機數據庫管理，Melints自動化管理系統軟件升級版本還新增現刊外借、網上論文提交、參考諮詢、總館分館等功能。讀者通過點擊圖書館主頁，可以在網上進行書目檢索，使用數據庫資源。使用的非接觸性讀者IC卡可實現圖書閲覽、借還、上網、過期罰款等功能。網絡資源建設上，圖書館通過購買、共享、自建等方式，現有全文數據庫17個，包括全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博碩士論文數據庫、港台博碩士論文數據庫等，方便快捷的全文數據庫搜索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倚重的手段。圖書館以高品質、多品種的圖書為基礎，以大信息量、檢索快捷的全文數據庫為重要補充，通過先進的管理手段，努力提高館藏圖書的利用率，並達到良好的使用效果。 ^[1] 

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的發展，是伴隨着國家的興衰和學院的發展而發展的。早在1918年4月15日我國曆史上第一所國立美術學校——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成立之初，即設有圖書室。1925年更名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後設圖書館，著名學者聞一多、畫家王雪濤等曾主管過圖書館工作。1937年抗戰爆發，國立北京藝專一部分師生南下與西湖藝專合併為國立藝專，帶去了一部分圖書資料。留守北平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遷至阜成門外成達中學舊址，圖書館主任為張鳴琦。1938年暑假再遷至東城東總布衚衕，黃賓虹曾擔任過圖書館館長。抗戰勝利後，國立北平藝專劃歸北平臨時大學第八班，由鄧以蟄主持。圖書館主任惠晴廬及四名工作人員管理圖書館事宜。1946年暑期，徐悲鴻受教育部聘北上接受臨時第八班，重新改建國立北平藝專，同時接受圖書資料七千餘冊，大部分為中文線裝書和英、日文畫冊。徐悲鴻校長十分重視圖書館的藏書建設，1947年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吳作人赴英考察訪問，行前，徐悲鴻託其“在國外給藝專圖書館買一些圖書及畫冊”。1950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1951年由著名美術史學家常任俠教授主持圖書館工作，常先生適時地抓住機遇，利用自己的學術聲望、與各界人士的廣泛交往和對圖書知識的深刻理解，通過接受捐贈、轉讓、訪購等多種方式，相繼為圖書館購置了不少有價值的圖書和文物，為圖書館的藏書建設打下比較堅實的基礎。如著名藏書家張懷博士、許壽裳、周作人、汪榮寶、朱啓鈐等先生，將畢生辛勤蒐集的部分圖書捐贈我館保存，其中不少屬於難得的珍本；還有孫佩蒼先生早年在歐洲蒐集的一大批西洋名畫原大印刷品，亦捐贈我館收藏。這時的圖書館經費已有保障，還爭取到外匯，開始訂購外文畫冊和美術刊物，圖書館的業務工作也逐漸正規起來，先按劉國鈞的圖書分類法進行圖書分類、編目，以後又根據本館藏書的特點，進行了幾次大的改革，於1957年採用北京圖書館編《中小型圖書分類法》，並由王遜教授主持編制了《藝術圖書分類法》，配合使用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同時建立了讀者目錄和公務目錄，奠定了圖書館科學管理的基礎。文革期間，學校停止招生，圖書館工作遭到嚴重的挫折，外文圖書期刊的訂購工作幾乎中斷，為了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圖書館工作人員加強保衞，日夜值班，使圖書館免遭劫難，功不可沒。1978年學院恢復辦學後，圖書館工作也逐步恢復正常。為了配合教學、創作的需要，圖書館開始重點購藏國內外藝術類圖書，補充了歐美、日本等國出版的成套美術全集和最新出版的各種流派畫家的畫冊，為輔助教學，增進師生對國內外最新藝術動態的瞭解起到了積極作用。購置圖書經費基本上達到國家教委規定的要求，同時成了國內美術院校唯一所享受國家劃撥文科專款的圖書館。這一時期先後主持和擔任過館長、副館長工作的有桑介吾、楊連根、王瓏、蔣淨華、湯池等人。九十年代中期，按照國家教委、圖工委的關於要求高等學校圖書館全面實現和推廣圖書館自動化管理的精神，在學院領導的支持及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幫助下，1997年，圖書館利用購買及受贈的7台電腦，搭建起圖書館局域網，引進北京丹誠軟件公司的DT1000集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4月份始，最早實現用計算機進行圖書編目。同時動員全館人員加緊進行館藏圖書的回溯建庫，第二年即完成五萬冊常用圖書的數據製作，在全國美術類院校圖書館中，率先實現了圖書編目、流通環節的計算機管理和操作。1997年始，沈建東擔任圖書館副館長。 ^[2] 

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建館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在幾代人的識見、努力下，形成豐厚的藏書積累。其中，主要集中於上世紀50至70年代收集而來的插圖版線裝古籍、民國珂羅版畫冊、木版年畫、宣傳畫、碑帖拓片、西洋名畫印刷品、民國時期美術出版物、美術期刊等，在收藏的品種、品相及數量上，遠遠好於和多於同類院校圖書館，作為我館的特色館藏，具有十分珍貴的資料價值和收藏價值，是我館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1996年國務委員李鐵映來我館視察時，聽完介紹後曾對這批藏書稱讚不已。我館約有線裝圖書5000多種2萬多冊，從版本時間範圍上，除收藏有若干明代版本的佛經外，清代版本圖書約佔二分之一，民國早期線裝圖書約為二分之一，其中，成書於清初順治年間的繡像小説《一片情》殘本，為我館所藏較早版本圖書，亦為海內孤本。從分類而言，我館線裝古籍藏書主要包括四類。一是古籍叢書及詩文集，如《揚州叢刻》、《知不足齋叢書》、《津逮秘書》、《西清硯譜》、《美術叢書》、《古本戲曲叢刊》等；二是美術相關文字類圖書，如歷代書畫史、書畫著錄、書畫題跋、金石學著作等，並注意收藏不同版本，例如《吳越所見書畫記》就有4種之多；三是插圖本線裝古籍，既包括畫譜、圖譜、印譜、箋譜等藝術類圖書，也包括插圖版的古本小説戲曲，此類圖書是我館當年的收藏重點之一，也是特藏資料中的亮點，其中一些書籍至今沒有再版，因而具有珍貴的版本價值和資料價值，如《鏡影樓鈎影》（清末民初著名藏書家徐乃昌編印，金石學著作）、《鏡影簫聲初集》（光緒13年版）、《毓秀堂畫傳》（光緒9年版）、《醉蘇齋畫訣》（清晚期著名畫家戴熙從子戴以恆著，光緒17年版）、《詩畫舫》（光緒14年版）等，同時，注意收藏不同插圖版本，如《芥子園畫譜》、《西廂記》等都有4、5種不同版本，其中於右任題簽，民國12年北京鑑古齋據明王氏香雪居本影印的《繪圖新校注古本西廂記》，版刻十分精美，除木版單色插圖本外，還有早期套色印刷的古籍，如清末出版的《明朝生動畫圖》；四是民國珂羅版畫冊，在現代膠印技術普及之前，基於照相複製技術的珂羅版印刷工藝，因其效果逼真，形神兼備，能夠忠實反映作品原貌，從而廣泛應用於繪畫、相片、拓片、壁畫、版畫、書法、古籍等的複製，曾被啓功稱之為“下真跡一等”，我館所藏民國初年的珂羅版畫冊不但具有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在當年的教學中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類圖書約有百餘冊，以當時著名畫家畫冊為多，如《中國名人畫史》（1921年版）、《當代名人畫海》（1931年版，內收陳寶琛至鄭昶民國間書畫名人作品）、《智超畫存》、《白社畫冊》（潘天壽、張書旂等5人於1931年在上海組織白社畫派，同年編印《白社畫冊》第一集，由上海金城工藝社發行，本館藏第二集）、《王師子畫冊》（1925年版，齊白石為之題一小序曰：“甲子之秋汪君藹士攜王君師子書畫冊與觀，餘嘆甘守寂寞之道，樂而不疲，居海上者勝於京華也。齊璜白石山翁”）、《樊浩霖山水》（1931年版）、《十二洞天梅花冊》（吳昌碩早期作品）、《陶錐庵山水冊》等。以版本價值而言，我館所藏線裝古籍有相當品相上乘的珍善本圖書，如上所述，除多收藏不同刻本，或至今不曾再版的古籍外，從收藏來源上，上世紀50年代，許壽裳（魯迅友）、周作人、汪榮寶、朱啓鈐等先生，都曾將畢生辛勤蒐集的部分圖書捐贈我館保存，其中不少屬於難得的珍本，比如在1952年著名藏書家張懷博士的贈書中，有關文學、藝術方面的書籍共145種1300冊，書內大多鈐有“張百齡藏書”的朱文印章。這些著名藏書家的款識題跋，尤其提升了圖書的文化價值。除上述線裝圖書外，我館還收藏大型古籍叢書、類書，如《縮本四部叢刊》、《叢書集成》、《清代御製詩文集》、《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叢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共計10000多冊。木版年畫作為重要的民間藝術形式之一，自清乾嘉至解放前曾盛極一時，流傳廣泛，解放後逐漸為膠印技術的新年畫取代。我館自50年代始，收藏木版年畫3000多張。以所藏年畫產地而言，以楊柳青年畫為最多，其次為桃花塢、濰坊楊家埠年畫，有少量朱仙鎮、武強、綿竹、北京、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年畫，所收年畫產地較全，風格多樣，且絕大多數為清中晚期刻版所印，版本較為珍貴；以所藏木版年畫的內容而言，各個產地的代表性內容幾乎都有所體現，如楊柳青的文武門神、娃娃戲、仕女圖、莊稼忙、戲文圖等，桃花塢的百子圖、蘇州萬年橋、閶門圖、一團和氣等，楊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北京的神碼等；以所藏木版年畫的形式而言，種類較全，有門神、神像、中堂、月光、斗方等，在印刷工藝上，近二分之一的年畫為彩色套印、人工點彩，其中不乏精印精品，即使線刻單色，因多為原版初印，線條都清晰流暢，1994年前後，我館曾攜館藏木版年畫精品赴意大利、英國做專題展覽。值得單獨一提的是，我館還藏有一批德格印經院印製的木版單色線刻藏傳佛教神像，線條嫺熟圓潤、藝術精湛，高度程式化，印刷十分精美，為上世紀50年代我院教授文金揚所贈。大的時代背景下，宣傳畫（招貼畫）也是我館5、60年代收藏的一個重點。作為中國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美術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宣傳畫在50至70年代的宣傳建國方略、參與政治運動等方面，始終走在造型藝術的前列，同時，一大批專業美術工作者的參與，則從整體上提升了宣傳畫的藝術水平。其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畫風絕無僅有。我館所藏宣傳畫13000多張，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政治（包括領袖像、戰爭）、經濟（工業、農業）、科技（如醫藥衞生）、文化（如樣板戲等）、民俗、社會等各個方面，所收品種堪稱齊全，且不乏當時代的精品。在宣傳畫成為當今收藏熱點的形勢下，我館蒐羅廣泛、品種宏富的宣傳畫收藏彰顯出當時收藏者對時代美術的敏感性和責任感。同時，50至80年代廣泛流傳的重要美術形式還有連環畫，與宣傳畫一樣，由於專業美術工作者的參與，連環畫不但是具有重要時代特徵的收藏品，也是藝術價值較高的藝術品，我館所藏連環畫約8000多冊，其中多有著名連環畫家的經典作品。自1951年始直至1987年，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一職的是著名東方美術史學家常任俠先生，常先生在東方藝術、美術考古、宗教美術方面都頗有造詣，曾出版《漢代繪畫選集》《漢畫藝術研究》等，並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的“畫像石畫像磚”一書，因為在畫像石及碑帖書法方面的研究與具眼，常先生在任期間，曾收藏大批精美的畫像石原拓及書法碑帖，計約5400頁，此批書法及畫像石拓片多為原拓，相當部分為初拓，拓片清晰完整，有些拓片比發表過的更完整，或者尚未公開發表過。我館藏有西文單頁畫6000多張，在前任館長常任俠先生1989年所作的《冰廬失寶記》（收入端木蕻良、方成選編《説畫集》，華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對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記載：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長，為館收集不少珍貴書物、古藝術品。其中重要的是孫佩蒼在歐洲德、法等國為過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畫家的油畫，解放後歸科學院。某日我去看郭老（郭沫若——筆者注），恰逢在倉庫中取出，這在中國保存的名畫家的原作還是稀有的，我簽呈郭老劃歸中央美術學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經郭老批准，即由圖書館以車運來。這成為後來美院展覽館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經過本院美術家的修整，並把這些原來的寶貴畫框，也修理一新。其後孫佩蒼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畫原大的印製品，也收歸本院。這些美術品印數甚少，其第一二張，例歸該國美術館保藏。孫氏在前數張中選購，僅下真跡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鴻先生常盛讚孫氏的辛勤和精鑑，在他身後由本院保藏這些珍品，也出於故院長的教導。” 在當時教學資料稀缺的情況下，這批珍貴畫片曾在我院教學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館所藏民國時期美術出版物、美術期刊，在重大美術課題研究、研究生論文寫作等方面持續發揮重要作用，其它院校甚至國外美術史學者都曾來我館查閲該批資料，據統計，我館藏有民國時期美術出版物1500多種（不含線裝書），堪稱豐富。其中，200多種圖書在國家民國時期出版物書目中未被收入，應為我館獨有。 中央美術學院圖書館特藏文獻資料，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幾代工作人員高瞻遠矚，抓住機遇，辛勤蒐集而來，這批珍貴館藏，不僅彰現了我館深厚的文化積澱，在我院教學科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作為圖書館的優秀傳統，值得我們繼承、發揚下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