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交流史

本書是季羨林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叢書》的一種，分為：古代編（上）、古代篇（下）、近代篇、現代編四個部分，共十五章。是非常好的比較文學研究書籍，適合研究者和廣大中文專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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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概念與界定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國際學術界不同學科領域曾對“文化”下過百數十種甚至更多的定義：

1人類文化學：文化是一種行為的範式，它不僅是行為的產物，而且是今後行為創造的要素和條件。這種範式分為“明示的文化”和“隱示的文化”兩種。

2哲學：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條件下，長期生活所形成的民族生活、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中的共同的東西，是民族精神的結晶，近乎民族性。文化可分為“表層的和深層的”、“具體的和抽象的”、“廣義的和狹義的”。

3歷史學：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所從事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成就的總和。文化可分為“物質的、制度的、精神的”三個層面。

4文化的屬性：既是一個歷史範疇，又是一個社會範疇，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民族性和時代性兩個屬性，此外，文化還具有隔離機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傳播性等屬性。

二、文化交流的接受、排斥與變異

1本土主體文化：一個社會若政治健康、經濟發達、文化活躍，對外往往表現出自信、開放、改革進取的心態，易於接受異文化；反之，就排斥。

2外來客體文化：外來文化的效用、與本土文化體系之間差異性的大小，即是否適應，是主要的影響原因。即效用性和適應性。

3文化交流引起的變異：兩種文化相遇後，無論是主動接受還是消極拒斥，都會發生交流、影響和交融，從而促使原有的文化體系產生新的文化要素，引起文化總體結構和整體面貌的重大變化，這就是文化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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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派遣使節、留學生、樂舞團體等；貿易往來，即朝貢和個人貿易；宗教傳播；戰爭與掠奪。 ^[2] 

一、張騫鑿空

張騫鑿空與絲綢之路

張騫出使西域的原因：

公元前139年到公元前127年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其出使的原因是解決匈奴之患。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與匈奴打仗，一般都用騎兵，就需要中原不產的馬匹。張騫通過第一次出使見聞，呈報漢武帝説，“烏孫的馬匹最好。”並且提議不妨與烏孫建立外交關係，用絲綢和烏孫的馬做交易，為下一次進攻匈奴儲備物質基礎。於是，在絲綢之路開通後，為了得到烏孫的馬，公元前119年到前115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西去，因西域已大都在漢朝的控制之下，所以非常順利，三四年間，張騫又在西域轉了一圈，這一圈就更加

鞏固了漢朝對西域國家的領屬關係，這就形成了後來《漢書》裏面寫的由西域都護所統轄的西域三十六國。 絲綢之路的路線：這條逾7000公里長的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崑崙山北麓、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西行，過於闐（現和田）、莎車，西逾葱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今埃及亞歷山大），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印度）。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現吐魯番），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西行，經庫爾勒、庫車，出疏勒（現喀什），西逾葱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

商品交流——絲綢、瓷器的輸出；瓜果蔬菜的傳入；其他物品的輸出和輸入。

文化交流——中原技術的西傳；西域歌舞的傳入。

宗教思想交流——通過這條絲綢之路，印度的佛教，中亞的祆教、摩尼教，歐洲的景教都得以傳入中原，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豐富了古代中國的宗教思想體系。 1 / 34 （二）西域三十六國

大西域：即廣義的西域，是指通過葱嶺（今帕米爾山結和崑崙山、喀喇崑崙山脈西部諸山的總稱）所能達到的廣大地區，涵括中亞、西亞、印度半島，乃至東歐、希臘羅馬、北非等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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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域：即狹義的西域，是指葱嶺以東的地區，涵括今天我國的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河西四郡：河西四郡就是出長安向西行，在河套以西，漢政府設立的四個郡，即：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河西四郡就是所謂的河西走廊。

原政權控制了。這片區域就是歷史上記載的西域三十六國。因為西域三十六國都在葱嶺以東，所以它們屬於小西域範圍內。西域是三十六國，但並非同一時期的三十六國，有的存在的時間短，有的存在的時間長，有的分合不斷，它們被通稱為三十六國。

《史記》中西域三十六國的名稱：烏孫 龜茲 焉耆 于闐 若羌 樓蘭 且末 小宛 戎盧 紆彌 渠勒 皮山 西夜 蒲犁 依耐 疏勒 莎車 尉頭 温宿 尉犁 姑墨 卑陸 烏貪訾 卑陸後國 單桓 蒲類 蒲類後國 西且彌 東且彌 劫國 狐胡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尉都國 車師後城國

西域三十六國，所謂國是他們獨立的小王國，這些小王國實際是受漢王朝管轄的。管轄表現在：

a. 這些王國的國王有的時候要受西漢皇帝冊封;

b. 皇帝會往每個小國派出中央軍隊，象徵性地外駐在那裏；

c. 有時，在皇帝顧得着的時候還會派一些屯兵在那裏屯田、開墾。 所以，無論經濟還是政治上，它們都受漢朝政府的控制。 ^[2] 

一、《史記》中的西域諸國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了西域諸國的地理、風俗、特產等。

按照張騫出使西域所經過之國與所耳聞之國，可以分為：親歷之國：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耳聞之國：烏孫、奄蔡、安息、條枝、黎軒、身毒等。

按照各國的生產生活特點，可以分為：土著國：大宛、大夏、安息、條枝、黎軒、身毒； 遊牧國（隨畜移徙）：匈奴、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

其中: 匈奴最強，烏孫也曾經強大，不臣服於匈奴；大月氏雖然敗給了匈奴，但又打敗了大夏；烏孫、大夏、大宛皆因為漢朝的強大，而與漢朝交通，漢得烏孫馬，稱為“天馬”，後得到大宛汗血馬，因為此馬更好，所以將大宛汗血馬稱為“天馬”，而烏孫馬改稱為“西極”。正如《史記·外國傳》中所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

司馬遷記載西域的特點：

A. 客觀記載，所聞與所見分開記載。

B. 語言生動、準確，抓住西域各國的生產特點及民族性格特色。

C. 平等的心態，沒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可見當時還沒有形成“中華中心主義”觀念。

二、兩漢書中的西域記載

《漢書》中關於西域的記載：

《漢書·西域傳》在資料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史記》的相關部分，所以《漢書》 的西域記載，基本上沒有超出《史記·大宛列傳》的資料範圍。

《後漢書》關於西域的記載：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了東漢時代對西域的經營，主要有三件事很重要：a. 班超再通西域，並出任西域都護府 ，經營西域；b. 班超派使者甘英出使大秦；c. 大秦使臣朝漢。

三、古文獻中的大秦國

大秦即古羅馬。

在《後漢書·西域傳》中，中國古文獻第一次有了對大秦國比較詳細的記載，選讀如下：大秦有類中國，大秦多寶、欲通使於漢。

另外，在《三國志·魏書》中引《魏略·西戎傳》，《晉書·四夷傳》、《洛陽伽藍記》等古籍中，也都有對大秦的比較詳細的記載。

從大秦到拂菻： 2 / 34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東羅馬（或稱拜佔廷帝國）繼承地中海文明傳統，建都在君士坦丁堡。此地希臘人稱之為斯

丹波或波，Bolin。阿拉伯人稱之為伊斯坦布爾。在唐、宋中國典籍中，稱之為叫“拂菻”。“拂菻”是從希臘語翻譯而來的。其最早出現在《隋書》裏，《大唐西域記》有“拂菻國”卷。此外，中國文獻還有將羅馬國稱為“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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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普嵐”、“伏盧尼”的。

四、前三史對西域記載的特點

從《史記》到《漢書》《後漢書》，我們可以看出，它們所記載的西域形象有以下特點：

1. 記載客觀，語言準確生動，把所聞與所見分開記載。

2. 對於西方國家的介紹，按生產生活方式，分為土著（大宛、大夏、安息、條支、大秦和身毒）與行國（匈奴、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兩類，介紹其物產經濟、城郭屬國、軍事實力和制度交通等。(這裏的土著和行國是根據司馬遷裏面説法。)

3，經過《後漢書》對西域諸國的補充記載，可以看到，從公元前2世紀到東漢末期的3世紀，這500年來中國人對於西方的認識，不斷豐富起來。

4. 當時的中國人對於域外民族和國家，尚沒有大漢族主義文化心理，是用平等的心態來記載和評論他們的。 ^[2] 

一、支那與古代外國人的中國認識

“支那”最早見於波斯 及印度的古籍記載。

公元前5世紀，波斯帝國的領土東起印度西北和粟特，西至埃及、黑海，東北邊疆與葱嶺以西塞人遊牧區接壤。根據波斯古文獻記載，在它的東邊有一文明古國，叫“支尼”。

印度人在公元前4世紀的文獻裏，最早稱中國為“支那”。

季羨林的考證：公元前4世紀印度的《治國安邦術》中，有“Cīnapattā”一詞，季羨林認為這個詞的意義是“中國成捆的絲”。所以，波斯的“支尼”也好，印度的“支那”也好，都與中國輸出到波斯或印度的絲織物有關。它們是中國絲織物之一種——“綺”的音譯。“支那”也就是生產“綺”的國家。

“支那”名稱的其他解釋：

李約瑟、張星烺等：“支那”是中國第一個大帝國“秦”的對音。

楊憲益：西漢時的西南民族“羌”的對音。

其他：中國外銷商品“茶”的對音。

評價：季羨林的解釋比較合適，即“支那”是中國外銷商品“絲織物綺”的對音，因為它反應的時代最早，早於秦、西漢，更早於茶。外國人認識中國，始於以物質為媒介的交流，也比較合理。

二、“賽里斯”與羊毛樹的傳説

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人就知道一種叫“賽里斯”的織物。“賽里斯”既是西方對絲織物的稱呼，也是他們對生產絲織物的國家的稱呼。

在漫長的中世紀結束之前，西方對“賽里斯”的認識有以下幾點，代表了西方世界對古代中國的最早認識： 地域：賽里斯人生活在極東的地方，東面瀕臨大海，與印度、大夏相鄰。海上交通通暢後，希臘人知道從海上也可以到達賽里斯，“過克里斯國（馬來半島）進入支國，海便到了終點。有都城叫支那，尚在內地，遠處北方。” 人種高大：賽里斯人與北印度人相傳身材高大，達13肘尺。（一肘尺約等於半米）

長壽：他們壽逾200歲。

外形：長着紅頭髮，藍眼睛，聲音嘶啞，不輕易與外人交談。（這一形象很像是對中亞販賣絲綢的突厥人和吐火羅人的描寫。）

1世紀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博物志》：賽里斯人以他們森林中所產的羊毛聞名遐邇，他們向樹木上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後，由他們的妻室來完成紡線、織布這兩道工序。再販運至羅馬，由於遙遠的地方有人完成了如此複雜的勞動，羅馬的貴婦人才能夠穿上透明的衣衫出現於大庭廣眾之中。

2世紀中葉，希臘地質學家波桑尼阿《希臘志》：至於賽里斯人用作製作衣裝的那些絲線，並不是從樹皮上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來源。在他們國內，生存一種小動物，希臘人稱之為“賽兒”。„„這種微小的動物比最大的甲殼蟲還要大兩倍。在其他特點方面，則與樹上織網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樣也有八隻足。賽里斯人為飼養這些昆蟲而建造冬暖夏涼、四季咸宜的房屋，„„但到了第五年——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小動物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綠蘆葦來飼養。„„它們貪婪地吃着這種蘆葦，一直到脹破了肚子。大部分絲線就在屍體內找到。 3 / 34 4 、5世紀的記載：文明與野蠻

“賽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無戰爭。性情安靜沉默，不擾鄰國。氣候温和，空氣清潔。„„賽里斯人習慣簡樸，習安靜讀書以度日，不喜多與人交遊。外國人渡邊境大河，往買絲及他物產，皆以目相視，議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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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談也。”

“野蠻、強悍，林中有野人，嗜食人。”

賽里斯形象是主體關注客體的產物，我們稱之為“異域形象”；今天我們來看賽里斯的形象，不僅看它是否符合客體，還要研究主體是如何、為何塑造這樣的客體形象；賽里斯形象中的一部分是真實的，來自於絲路貿易和與西亞人、中亞人接觸時的實際認識；一部分是傳説加想象，它固然不符合對象國的實際情況，卻折射了主體自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特徵，如羊毛樹的傳説。

中國絲綢的源源西運，使絲綢不僅成為亞歐各國嚮慕的衣料和裝飾物，而且，成為西域一些強大國家如波斯、拜佔廷的日常用品。這樣，這些國家就不滿足於輸入，而渴望親自學習和掌握養蠶和絲織技術。在絲綢之路上，中國不僅輸出了精美的絲織品，而且傳授了先進的絲織技術。

藏文《于闐國授記》記載了中國蠶公主將養蠶、繅絲的方法傳於于闐的故事。有學者推測此事在公元220年左右，也有人認為更早，在公元1世紀初。

玄奘《大唐西域記》也記載了中國蠶公主將蠶絲帶到于闐的傳説：

于闐國未知蠶桑，聞“東國”有之，於是，派使臣往東國求之，東國國君“密而不賜”，並且嚴守關防，使蠶種無法出境。於是，于闐國國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

這樣，才使中國公主將蠶種帶到了于闐，使那裏的人懂得了種桑養蠶。斯坦因在羅布泊附近，發現過4世紀前的桑樹。

蠶桑傳到于闐後，于闐人開始只能漂漬綿纊（棉絮），漸漸地才懂得繅絲織帛，到隋唐之交的7世紀初已精於絲織。

于闐的養蠶繅絲織錦技術，又傳入波斯，至少在5世紀時，波斯已擁有自己的絲織業了，但中國的絲織品一直是波斯的楷模。5、6世紀，波斯以產綾錦著名，波斯錦風行於中亞和新疆，對中國的織錦也產生了促進和改進。 波斯成為絲織國家後，對一直大量進口絲綢的拜佔廷產生很大的刺激，於是，拜佔廷也設法學會養蠶繅絲，以擺脱被動進口。

中國的蠶種是從新疆運到拜佔廷的。

一説是印度僧人為取得拜佔廷國王歡心以便傳法，他們知道國王不願再從波斯人手中購買生絲的意願，主動提出可從新疆引進蠶種，因為他們曾在新疆生活過多年，熟悉養蠶之法。國王同意後，他們就果真回到新疆，帶回蠶種，開始種桑養蠶。

一説蠶種是波斯人從新疆帶到拜佔廷來的。他的辦法是將蠶子藏在竹杖中，然後離開中國，帶到拜佔廷的。因此，拜佔廷在繼波斯、印度之後，也能養蠶繅絲了。

絲織技術的西傳路線

1中原——于闐國（2-6世紀） —波斯商人（4、5世紀）——拜佔廷帝國（6-12世紀）

2中原——于闐國（2-6世紀）——（印度僧人）——拜佔廷帝國（6-12世紀）

絲織工藝技術的西傳

對於絲織工藝上十分重要的提花機，中國在絲路開始以前就已完成了，所以能織出那樣五彩繽紛的花錦。 李約瑟認為，西方使用提花機至少晚於中國4個世紀，並且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福布斯認為：在3世紀，波斯、拜佔廷、埃及、敍利亞，已開始使用簡單的提花機，但直到12世紀摸才趨於完善。

因此，亞洲西部和埃及的提花技術最初是在中國絲織技術的薰陶下逐漸成長起來的，這種影響大約從2、3世紀到7、8世紀之間持續了好幾個世紀之久。 ^[2] 

2017年4月，該書獲得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