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早年，反帝、反殖、反侵略是辨識“老朋友”的依據。而“隨着中國外交不斷走向務實，‘老朋友’稱呼的意義也逐漸淡化”。

第一次老友之稱出現在1956年，獲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從1930年代開始他就在中國辦學，並始終支持中國革命。

中國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到過延安。因為抗日戰爭，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與“中國人民”結緣。一批蘇聯志願航空員曾參加保衞武漢的空戰，後來，這個航空隊的隊長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比軍人更多的是醫生。除了人盡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根廷、美國、英國等國均有醫生來到中國的戰場救死扶傷，並結下友情。

不過，601位“老友”絕大多數是在1977年之後才獲此稱號的。1979年，該稱呼的出現頻率出現了第一個波峯。

從國籍看，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日本人最多，達111名，是排名榜眼的美國人的兩倍多。排名三至五位的分別是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

個別小國也有重要的老友，例如柬埔寨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又如兩位非洲“鐵友”——坦桑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和贊比亞前總統肯尼思·戴維·卡翁達。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日本人佔據了日本老友的很大一部分，他們還被冠以另一個稱呼：“中日邦交正常化掘井人”。在掘井人序列中，企業家岡崎嘉平太最受推崇，他共被以老友身份提及22次。日本首相亦有很大幾率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擔任過此職，其中10人都獲此稱謂。

在601老友名單中，各國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羣體。除了如亨利·基辛格、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這種邦交正常化的開拓者以外，曾經訪華若干次的國家領導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的稱呼。

但這並不影響經濟、文化領域老友的存在。被傳為中國外交佳話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等都需依靠文藝、體育界的老朋友。

還有一個老友羣體是外國記者，他們向外界報道神秘的中國，讓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運動為世人知曉。外國記者中最有名的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被並稱為“3S”，1984年，中國專門成立了“中國三S研究會”，鄧穎超任名譽會長，原外交部長黃華任會長。後來，這一機構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

與斯諾等記者類似，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也被視為向世界正面介紹了共產黨抗日戰爭的好友。他1938年來到中國，拍攝了關於抗戰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從此開始了與中國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還曾經託人把一部手提攝影機送給延安電影團，這部攝影機藏於國家博物館。

還有一些人，雖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過中國，但因為與共產黨領導人的友誼而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法國生態學家勒內·迪蒙早年就曾結識了蔡和森、鄧小平等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這段發生在異國的相遇成為他與中國人民友誼的開端。

革命年代結束後，在國際舞台上能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多成為判斷是否老友的標準，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侵略是辨識的依據，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友多是這段時間結下。

不過，倘若能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或是能在國際社會正面宣傳中國的建設成果，那麼即使是擁有“不友好國家”國籍的人，也能被視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國經濟》一書的美國人愛得樂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復邦交浪潮中，幾乎所有為外交正常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政要和民間人士被悉數列入老友羣體。倘若是像墨西哥前總統路易斯·埃切維里亞·阿爾瓦雷斯這樣堅決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領導人，則更被視為親密朋友。

從1987年開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個新羣體——國際組織的負責人。率先與中國人結交友情的是曾任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主任的拉斐爾·薩拉斯。《人民日報》報道説，薩拉斯“生前一貫堅定支持中國的人口政策……當國外少數人惡毒攻擊中國‘推行強制墮胎和強迫絕育’政策時，他挺身而出，發表聲明，予以駁斥”。

隨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前執行主任詹姆斯·格蘭特、世界旅遊組織前秘書長薩維尼亞克、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也進入了老朋友序列。

隨着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端，經貿領域的老友也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本國反對聲尚強烈時與中國開展貿易關係的商人更受推崇。

高級領導人的會見和宴請是一種常見的款待方式。即使是導演伊文思、英國作家韓素音這樣不具行政級別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們與中國人民的友情足夠深厚，也能夠與中國領導人聊天、吃飯。

其實，對於居住在中國的老友，每年都會有固定的機會見到國家領導人。每年年初，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迎春招待會，邀請在華友人蔘加。

對於一些上了年歲的老友，祝壽也是一種維持友誼的例行方式。如果友人住在中國，那麼領導人會去看望，並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慶祝。曾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曾設家宴款待日本老友西園寺公一，祝賀他的八十壽辰。

如果友人不住在中國，那麼一般也會有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或類似級別的領導人赴海外祝壽。國家領導人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的名義赴日為日本友人岡崎嘉平太祝壽，還轉交了鄧穎超向其贈送的“壽”字盤。

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的行程中，經常安排有拜訪老友的環節。例如，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訪問新西蘭時，就兩次會見了曾到訪延安報道抗日的老記者貝特蘭，並邀請他再回延安。

中國政府對老友的關心和幫助遠不止於噓寒問暖，甚至還包括邀請友人來北京治病。1938年，印度醫生巴蘇曾隨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轉戰華北，救死扶傷近五年。近半個世紀後，中國人以相同的方式予以報答——對外友好協會邀請巴蘇來北京治病並訪問。

對於中國人民的友情，不少友人深受感染。薩馬蘭奇就曾説，他的一生榮獲過許多獎項，但最看重的還是中國人民把他看作老朋友。

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有些最終成了自己人，比如波蘭記者愛潑斯坦。他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64年入黨，還是全國政協六屆至十屆常委。

更多的老朋友居住在自己的國家，或者即使住在中國，也依然保留了原國籍。

許多老友都已離開人世，從1985年開始，《人民日報》有幾個時間段曾密集出現友人的訃聞。這也可被視為一種極高的待遇。當一些重要的朋友去世時，國家領導亦會發去唁電。之後，逢百年誕辰等紀念日，這些友人的名字還經常出現在報紙上。每次出現，都不會略去“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一稱呼。

一些感情深厚的老友將骨灰留在了中國的土地上，這是他們的生前遺願。例如，埃德加·斯諾的一部分骨灰安葬於北京大學未名湖邊，路易·艾黎的一半骨灰融入了甘肅山丹的土地，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的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鄉四川樂山。

自2003年開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一短語在《人民日報》上出現的頻次驟減，從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進入2011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前兩個月的《人民日報》中只出現了兩次，一次是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一次是亞冬會組委會主席庫里納扎爾諾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