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葉斯·坎巴拉吉·尼雷爾

1922年4月13日生於坦噶尼喀大陸馬拉省首府穆索馬布蒂亞馬村扎納吉部族的酋長家庭。家境貧窮，幼年在家放牧。1934年進穆索馬的教會學校學習，接受了基督教洗禮。1937年進入塔波拉唯一的公立學校讀書。1942年皈依天主教。 ^{[15]  [16]} 

1943年至1945年，尼雷爾在烏干達東非大學馬凱雷雷學院（今馬凱雷雷大學）就讀，讀書期間，參加了“天主教忠誠會”，並組建坦噶尼喀學生聯合會——噶尼喀非洲人協會的支部。 ^[16]  1945年回國後在天主教會辦的聖瑪利亞學院教書3年，組織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塔波拉支部，任書記。1946年在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英國殖民地部策劃建立的由肯尼亞白人移民佔統治地位的東非聯邦（包括肯尼亞、坦噶尼喀和烏干達）。

1949年，尼雷爾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研修經濟學、歷史學、哲學和社會人類學 ^[16]  ，並獲得獎學金。留學期間，尼雷爾經常與非洲各國的民族主義者討論民族解放運動問題，立志要消滅非洲大陸的殖民制度。同時與英國工黨成員交往，受到他們宣揚的費邊社會主義思想影響 ^[15]  。1952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2]  [15]} 

1952年，尼雷爾回國，在達累斯薩拉姆附近的聖弗朗西斯學院執教。 ^[15]  1953年4月被選為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主席。1954年7月7日把已不適應反殖鬥爭需要的協會改組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簡稱坦盟），當選為主席。主張採用非暴力的鬥爭方式，通過內部自治、分階段實現民族獨立。希冀建立一個非洲人、亞洲人和白人互相信任、合作的多民族並存的國家。 ^{[3]  [17]} 

1955年2月，尼雷爾代表坦盟去聯合國，就獨立問題向託管理事會陳述意見。回國後辭去教師職務，周遊內地宣傳坦盟通過非暴力方式分階段獨立的主張。1956年再次赴聯合國作獨立請願講演，揭露殖民主義殘酷掠奪、血腥鎮壓非洲人民，提出獨立要求。 ^{[3]  [16]} 

1957年8月作為坦盟代表被英國殖民當局任命為立法議會議員。但四個月後即辭職，以抗議英國遲遲不讓坦噶尼喀獨立。1958年在東方省重新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1960年1月獲美國杜克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同年9月坦盟在立法議會選舉中獲勝，僅差一席就囊括了立法議會的全部席位，尼雷爾受命組成責任政府，1960年9月2日至1961年5月1日任首席部長。利用合法權能加緊爭取獨立的鬥爭，並贏得亞洲人和歐洲人的諒解與合作，迫使英國允許坦噶尼喀提前獨立。 ^{[2]  [16]} 

1961年5月1日坦噶尼喀實行“內部自治”後，任自治政府總理；同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告獨立，繼續任總理。1962年1月22日辭去總理職務，全力從事坦盟的領導工作，爭取國家的完全獨立；同年12月9日宣佈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國，廢除英國總督，在97%選民的擁戴下當選為第一任總統。宣佈斷絕與英國王室的一切聯繫，英國女王不再是坦噶尼喀的國家元首。 ^[2] 

1964年1月20日，坦噶尼喀軍隊發生兵變，要求實現武裝部隊非洲化（獨立後坦軍司令官和各級軍官仍由英國人擔任）和改善待遇，並準備接管政府，這場兵變還在烏干達和肯尼亞引起連鎖反應，震撼東非政局。在尼雷爾的請求下，英國出兵干預，才將東非三國的兵變鎮壓下去。同時，譁變軍人完全是缺乏文化的烏合之眾，始終沒有確切的政治目標，也提不出政治綱領，他們既反對現政府，又不接管政權。而且兵變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羣眾的理解和支持，這也是兵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後，尼雷爾政府對譁變士兵和反對派（反對派頭面人物在兵變期間與譁變者接觸，教唆兵變領導人推翻尼雷爾政府和建立一個新政權）的處置採取了慎重和寬大的政策，沒有一人被處決，既有利於政局穩定，也提高了尼雷爾的威望。在軍事上，尼雷爾完全解散了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這支無文化的、沒有政治思想的軍隊，建立了一支以“青年聯盟”（即坦盟青年團）成員為核心的新軍——人民國防軍，使武裝部隊的組成發生了根性的變化，成為一支由執政黨領導的有文化、具有非洲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軍隊，即一支政治化的軍隊。在軍事方面比較徹底地肅清殖民主義的殘餘。武裝部隊的非洲化和政治化使之成為執政黨貫徹其政策的有力工具。在政治上，尼雷爾利用兵變事件進一步打擊反對派力量，消滅了所有存在的反對派，使坦噶尼喀成為名副其實的一黨專政的國家。 ^[4] 

1964年4月，尼雷爾訪問新成立的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為穩定兩國國內局勢和應付外來壓力，會晤桑給巴爾總統謝赫·阿貝德·阿馬尼·卡魯姆，就兩國聯合成一個主權國家達成協議。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聯合共和國成立，同年10月24日改名為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尼雷爾當選為聯合共和國總統兼武裝部隊總司令（一度兼任外交部長）。 ^{[3]  [2]  [13]} 

1970年11月、1975年11月和1980年11月，尼雷爾連任總統。 ^{[3]  [2]} 

1975年，尼雷爾建議坦盟與桑給巴爾和本巴非洲-設拉子黨（桑給巴爾執政黨）合併，以鞏固聯合、加強統一領導。1977年2月5日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和非洲設拉子黨合併成坦桑尼亞革命黨，尼雷爾當選為革命黨主席。1982年10月、1987年10月繼續當選為黨主席。 ^{[3]  [2]} 

坦桑尼亞獨立後，尼雷爾着意發展經濟，注意發揮各種經濟成分的作用，經濟持續增長，政府財政收支年年盈餘。1967年2月5日發表《阿魯沙宣言》，宣佈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國家發展的指導方針是自力更生，強調發展農業。將大中型工礦企業、貿易商行和金融機構收歸國有，有計劃地建立一批國營企業和準國營企業；限制民族資本發展，以防止財富過分集中和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建立了聯絡印度洋海岸和港口的鐵路、公路系統，實現了公共企事業的非洲化。在農村大規模建立（一度採取強制措施）烏賈馬村，修建學校、飲水和醫療衞生設施。希圖通過恢復農村傳統社會共同佔有土地、集體勞動和分享成果的制度，樹立非洲社會主義的樣板，建成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認識到方針政策有失誤，70年代中期以後強調發展生產，放寬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重視發展農業，恢復烏賈馬村運動以前的農村合作社；調整國營企業、外資、外援等等經濟政策。 ^[2] 

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支持未獨立地區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的鬥爭。1965年12月為抗議英國庇護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南羅得西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而與之斷交。尼雷爾長期擔任非洲統一組織解放委員會主席、非洲前線國家首腦會議主席、對南部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游擊戰士設立訓練營地，為未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組織提供立足點和辦公處所；儘管是聯合國宣佈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還為非洲民族解放事業慷慨解囊，並中斷了向南非提供勞工的協議，蒙受外匯收入減少的損失。奉行不結盟政策，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979年2月在七十七國集團第四次部長會議上倡議第三世界加強團結與合作，用一個聲音同發達國家談判改革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1984年11月當選為非洲統一組織第二十屆首腦會議執行主席，敦促非洲國家利用債務武器，拒絕償還欠西方國家的貸款。 ^[2] 

尼雷爾平易近人，有時徒步下鄉視察，廉潔奉公，坦桑尼亞人尊稱他為“姆瓦利姆”（Mwalimu），斯瓦希里語意為“老師” ^[15]  ，人們稱頌他為“非洲賢人”。為打破總統職務終身制，加之灰心於經濟混亂的局面，1984年3月尼雷爾宣佈不再擔任下屆總統，1985年10月懇求辭去了總統職務，將權力交給接班人阿里·哈桑·姆維尼。專任執政黨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1990年8月辭去革命黨主席職務，退出國家政治第一線。 ^[2] 

尼雷爾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領袖、堅定的泛非主義者和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作為非洲統一組織解放委員會主席和非洲前線國家首腦會議主席，尼雷爾致力於爭取南部非洲國家獨立和帶領非洲走上聯合團結自強的道路，成為世界舞台一支重要力量；他也致力於促進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為第三世界地位的提升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改善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尼雷爾在非洲大陸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要影響，被尊稱為“導師”。這一尊稱不僅源於他的從教經歷，更來自於他對坦桑尼亞乃至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作出的傑出貢獻。他將社會主義思想與非洲的傳統文化和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了關於非洲獨立、自力更生、非洲聯合自強和發展等重要主張。尼雷爾曾説：“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為他國做決定，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為他人做決定。”尼雷爾留下的豐厚思想資源，使他仍然被坦桑尼亞人擁為國父和導師，被整個非洲大陸的民眾所熱愛，也被不遠萬里的中國人民所熱愛、敬重、追思。 ^[6] 

1986年8月當選為不結盟運動的第三世界經濟南方委員會（現改名為南方中心）主席，為促進第三世界國家間更廣泛的合作，推動發展中國家和北方發達國家間的對話奔忙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各國。自1989年8月3日起任尼雷爾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 ^[2] 

尼雷爾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元老之一，享有極高的國際聲望。正因為如此，在他卸任後，大湖地區才推舉他作為布隆迪部族衝突國際調解人，以促進布隆迪國內和解。但對於一位古稀老人來講，要解決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多年恩怨談何容易。尼雷爾既要苦口婆心地説服各派握手言和，又要以尼雷爾基金會的名義籌集資金。布隆迪談判讓他心力交瘁，加速了這場疾病的提前爆發。據姆卡帕透露，1998年8月醫生髮現尼雷爾患上了慢性淋巴白血球過多症，根據情況暫無需治療，但1999年7月舉行的關於布隆迪問題的談判讓這位和善的長者頗為窩火。用他的話説談判是胡攪蠻纏，一片混亂。當晚尼雷爾便發現腰部出現帶狀皰疹，經查白細胞驟然增多，但他仍堅持參加完阿爾及利亞非洲首腦會議。隨後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於8月30日啓程去英國就醫。

尼雷爾於1998年8月被確診患慢性淋巴腺白血病。1999年9月病情惡化，於24日住進英國倫敦聖托馬斯醫院治療。10月14日，坦桑尼亞總統姆卡帕宣佈，尼雷爾於當天上午在倫敦逝世，享年77歲。

尼雷爾去世後，姆卡帕總統發表講話説，坦桑尼亞失去了一位重要領袖。他要求人民保持鎮定，繼承尼雷爾的遺志，捍衞祖國的統一。坦桑尼亞總統府隨後發表一份聲明説，尼雷爾的遺體將運回國內，接受人民的崇高敬意。 ^[1] 

尼雷爾的靈柩18日運抵坦桑尼亞，在接受公眾瞻仰之後，安葬在其家鄉布蒂亞馬。坦桑尼亞總統姆卡帕下令全國哀悼30天。

尼雷爾(3張)

在政治體制上實行一黨制。1977年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與桑給巴爾非洲設拉子黨合併為坦桑尼亞革命黨。同年4月坦桑議會通過新憲法，規定革命黨為全國唯一合法的政黨，擁有最高權力，領導和監督政府的一切活動，所有議員和軍官都必須是革命黨黨員。從此，坦桑開始實行真正意義上的一黨制（此前也實行一黨制，但由坦盟和設拉子黨分別領導坦桑大陸的聯合政府和桑島的革命政府），並加強了黨的自身建設及黨在各個領域的領導作用。 ^[5] 

（1）重視黨的建設。自上而下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配備了黨的專職幹部；在吸收黨員方面較為嚴格，規定入黨有3個月的預備期；在中央設黨務監督常務委員會，監督黨的幹部並加強中央與地方黨組織的聯繫；健全基層組織活動，嚴格黨小組的會議制度；中央和地方設有黨校，分期分批培訓幹部。

（2）在軍、警中建立會議制度，開展黨的活動，以加強黨在軍隊中的領導地位。

（3）成立革命黨領導下的五大羣眾組織即工、青、婦、合作社聯盟和雙親協會，以便協助黨團結各族人民，使黨的政策得以貫徹執行。

採取上述政經措施後，坦桑國內發生了很大變化。執政黨的力量有所增強，截止1978年，黨員人數達150萬人；黨在各個領域都發揮着領導作用，地位和影響提高。在經濟領域，國家基本控制了經濟命脈，加速了工業化進程。 ^[5] 

（1）大規模推行國有化。從1967年2月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全部銀行、保險公司、主要的工商企業、運輸業和外國農場、出租房產等實行國有化，後來將中小企業和農村私人商店也包括在內。

（2）推廣烏賈馬村，在農村搞集體化運動。根據尼雷爾的設想，由於坦大部分農户居住分散，村落很少，烏賈馬村運動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將散居的農户遷移到新村集中居住，逐步實行集體生產和修建必需的公共設施，增強農民的集體觀念；第二階段，提高集體經濟的比重，使集體生產產值超過個體生產產值，並積極發展教育事業，使烏賈馬村成為先進的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中心；第三階段，通過並村擴大烏賈馬的規模，使之成為農工商聯合體。

在推行烏賈馬村後，到1975年1月，全國已建立烏賈馬村6944個，人口900萬，佔全國農村人口的66.6%。但這些村莊基本上只達到第一階段的要求。

（3）限制特權和縮小城市人口收入差距。為防止產生新的剝削階級，除了限制民族資本和農場主的發展外，坦黨還盡力限制黨政官員的特權。《阿魯沙宣言》中的《領導人守則》對此作了具體規定。此外，坦黨還採取辦法限制高工資和不斷提高低工資，使城市人口工資收入的差距逐步縮小，1960年的1:70降到1974年的1:11。 ^[5] 

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由於國有化和集體化搞得過激過快，結果嚴重打擊了國內外私人資本，損害了中小企業和農民的利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加上國內自然災害頻繁和國際貿易條件惡化，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工農業生產嚴重滑坡，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逆差激增，外匯奇缺，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面對這種形勢，坦桑領導人進行了反思。1977年尼雷爾承認坦桑搞社會主義有失誤，“國有化實行的太多”，“集體化也實行的太早”；坦桑社會主義的時間比他估計的30年要長得多。70年代中後期，坦桑政府對過激的政策進行“糾偏”，主要措施有：（1）以“村子化”代替烏賈馬運動。1975年承認在烏賈馬村運動中有強迫命令的過激行為，允許農民將烏賈馬村改組為初級合作社式的“村子”，村民對土地有使用權，但土地不得買賣。到1980年，這種村子達8200個，村民1300萬，佔農村人口的90%以上。（2）整頓國營經濟。主要是改變國營企業過於集中的體現，對虧損嚴重的國企實行關停並轉，發展小型企業等。（3）放寬對私人經濟的限制。包括鼓勵私人資本經營工農業，允許私人建房出租等等。 ^[5] 

但由於尼雷爾對社會主義的基本認識沒有改變。如堅持《阿魯沙宣言》不能修改，必須保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反對居民間收入差距擴大，決不向西方國家乞求等等，雖然“糾偏”措施糾正了一些過激現象，但由於執政黨的指導方針沒有改變，經濟中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經濟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進入80年代後，坦桑經濟面臨的內外困難依然存在，經濟形勢持續惡化，人民生活更為艱難。對此，坦桑領導人繼續探索出路，努力使經濟走出逆境。1982年1月，坦桑革命黨召開特別代表大會，通過了《革命黨指導方針》。大會承認國家經濟困難與黨的工作失誤有關；決定重視和發展農業，但同時主張在坦桑混合經濟中擴大計劃經濟的成份。同年10月，坦黨召開“二大”，修改了黨章，通過了《1982—1985年經濟結構調整計劃》。 ^[5] 

此後，尼雷爾急流勇退，將權力逐步移交給務實和穩健的年輕一代領導人，順利實現坦桑尼亞領導人的新老交替和平穩過渡。進入90年代後，非洲村社社會主義從思潮到實踐基本上步入沉寂，只剩下坦桑尼亞一國仍堅持社會主義，但其政策已大幅調整，更加趨於緩和和務實。從某種意義上説，以尼雷爾為代表的老一代非洲領導人所開創的非洲社會主義是失敗的。

1978年，尼雷爾指揮坦桑尼亞軍隊在烏坦戰爭中抗擊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明的入侵行動，並聯合烏干達國內各反對勢力進行反擊，最終推翻阿明的統治。 ^[15] 

作為中坦兩國關係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尼雷爾把建立中坦友誼看成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的一頁。坦桑尼亞是接受中國援建項目最多的非洲國家之一。

作為總統，尼雷爾於1965年2月 ^[12]  、1968年6月、1974年3月、1981年3月和1985年8月5次訪問中國 ^[16]  。他一生中曾13次訪華，是訪問中國次數最多的外國元首之一 ^[20]  ，為中國和坦桑尼亞乃至中國與整個非洲的關係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被認為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在任期間，中國和坦桑尼亞以及其他非洲國家緊密合作，建築了坦贊鐵路 ^[6]  。

在2013年的“尼雷爾導師日”紀念活動上，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劉結一大使高度讚揚尼雷爾為和平和民族團結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劉結一指出，尼雷爾是一位受人崇敬的非洲政治家和堅定的泛非主義信仰者，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他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與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共同播下了中坦兩國傳統友誼的種子，並促進增加兩國友誼。時任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揚·埃利亞松在紀念活動上講話指出，尼雷爾有着偉大的遠見，傑出的智慧、熱情和機智，他為了民族團結和國家主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埃利亞松表示，尼雷爾的崇高理念、道德操守和個人勇氣繼續激勵着全世界人民，包括他自己。 ^[6] 

桑給巴爾總統姆維尼、尼雷爾基金會主席布庫提等人在尼雷爾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中表示，尼雷爾堅定維護坦國家和人民團結，同桑給巴爾總統卡魯姆一道建立了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成為非洲國家團結自強、經濟繁榮的典範。他為南部非洲民族解放事業無私奉獻，同中國等國家積極發展友好關係。 ^[19]  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陳明健在致辭中表示，尼雷爾總統一生致力於推動中坦友好，奠定了中坦全面友好、世代友好的基調。其留下的精神遺產對中坦關係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8] 

作為國家總統，出門坐車理所當然，但尼雷爾卻有徒步下鄉的習慣。穿上休閒服，戴上太陽帽，蹬上長筒雨靴，下鄉瞭解民情，一走就是幾十公里。他和農民親如一家，一起吃飯，晚上同睡在一張牛皮上。他沒有像其他非洲國家領導人那樣的高薪，沒有國外存款，1981年獲得“第三世界基金獎”10萬美元，也全部獻出來建了國家圖書館。他沒有高級別墅，住在郊外一所普通的公房裏。房子與普通村居沒什麼兩樣，擺設和窗簾舊不堪言，颳起風來沙塵飄揚。尼雷爾卸職時政府要給他在老家建一處住宅，也被他嚴詞拒絕。

尼雷爾在辭去革命黨主席職務前夕作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舉動：對他在任期間中國援建的項目統統視察了一遍。在一次羣眾大會上，尼雷爾滿懷感情地回顧説：1965年我去中國訪問時談到希望中國能幫助坦桑尼亞建一個紡織廠，當即得到中方的同意。後來工廠建成後，我們建議取名為毛澤東紡織廠或周恩來紡織廠，但中國表示沒有以人命名的習慣，想來想去就叫友誼紡織廠，這個名字很貼切！我知道那時中國並不富裕，會談中不好意思再提其他項目，可劉少奇主席卻問我：除了紡織廠，就沒有別的了？這時我才提到坦贊鐵路。劉少奇主席聽了後説：如果需要，我們就幹！你們聽到了嗎？如果需要，我們就幹！這個項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當時西方説中國是在紙上談兵，可事實上中國把它建成了！它是中國在國外最大的援助項目，這是我們的光榮！20世紀90年代初在坦桑尼亞推行私有化的過程中，有人建議把友誼廠賣掉，尼雷爾聞訊大為光火，他一語雙關地説：出賣友誼就是出賣朋友，中坦友誼是不能出賣的！

尼雷爾在坦桑國內享有崇高威望，被尊稱為“國父”和“姆瓦里穆”（Mwalimu，斯瓦西里語裏中意為“老師” ^[15]  ）；在國際社會特別是非洲大陸也具有重要影響，有“非洲賢人”之稱。 ^{[1]  [8]} 

1967年，尼雷爾被埃及開羅大學授予榮譽學位 ^[15]  。因積極倡議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1981年獲第三世界社會和經濟研究基金會授予的“第三世界基金獎” ^[14]  。1983年在日內瓦領取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授予的“南森難民獎” ^[13]  。1987年榮獲蘇聯授予的國際列寧和平獎。1986年榮獲津巴布韋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1992年被授予國際西蒙·玻利瓦爾獎。1995年12月獲“國際甘地和平獎”。 ^[2] 

此外，尼雷爾曾榮獲多枚勳章、獎章，現展示如下：

（表格參考資料 ^[2]  ）

尼雷爾主要著作有《烏賈馬—非洲社會主義的基礎》《自由和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自由和發展》《阿魯沙宣言》《鬥爭和解放》等。曾將英國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的《尤利烏斯·愷撒》和《威尼斯商人》譯成斯瓦希里文。 ^[14]  曾領導南方委員會完成《對南方的挑戰》一書。 ^[2] 

坦桑尼亞“尼雷爾基金會”選編尼雷爾的作品，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4卷本的《尼雷爾文選》（英文）。2015年，中譯版《尼雷爾文選》出版。 ^[8] 

妻子：瑪麗亞·尼雷爾，曾任“尼雷爾基金會”名譽主席。 ^[11] 

坦桑尼亞將尼雷爾去世的那一天定為“尼雷爾導師日”，每年都在該日舉行紀念活動。 ^[7] 

在1974年坦桑尼亞發行的“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紀念幣”中印有尼雷爾的頭像。 ^[10] 

為紀念尼雷爾本人對坦桑尼亞獨立和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1996年成立了非營利性組織“尼雷爾基金會”，致力於在全世界，特別是在非洲範圍內促進人類和平，統一和發展事業，同時也是坦桑尼亞執政黨革命黨的重要思想研究機構。 ^[11] 

坦桑尼亞在2016年開通的、連接達累斯薩拉姆與基甘博尼半島的現代化大橋被命名為“尼雷爾大橋”，又稱“基甘博尼大橋”。 ^[9] 

2019年10月14日，首屆“尼雷爾日在中國”紀念活動在北京大學舉行。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也適逢中坦建交55週年，坦桑尼亞駐華大使館攜手北京大學，聯合舉行尼雷爾逝世20週年大型紀念活動。 ^[6]  2022年5月17日，尼雷爾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研討會在達累斯薩拉姆舉行。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