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元榮

丘元榮，14歲隨叔父丘燮亭去巴達維亞，先佐理商務，後自營布業，與人合辦織造廠，代理日本紗布而致富。他熱心社會事業，歷任巴城中華商會、中華慈善總會和籌賑會等僑團的主席職務。在荷印華僑募捐救濟祖國難民時，他表現積極。1941年被重慶國民政府委為“海外部委員”。日軍侵佔荷印時，他被捕進集中營，財產遭沒收。二戰後，被舉為中華總會主席、華僑公會理事長。時值社會發生動亂，他為妥善解決各地湧入雅加達的兩萬餘户難僑，付出了巨大努力。1949年被舉為雅加達巴城中學第二屆董事長。丘氏1941年任香港南華學院副董事長時，還曾帶頭捐鉅款支持該院在梅縣設校。他對桑梓公益事業也多有贊助，曾捐款支持東山中學和丙鎮中學興建校舍，還捐款興建橫跨梅江的梅江、梅東和錦江三座大橋。 ^[1] 

1978年5月2日，丘元榮因心臟病突發，醫治無效，在印尼雅加達逝世。終年82歲。 ^[2] 

丘元榮，1897年出生於廣東省梅縣雁洋鎮長教村，年幼時就讀於鄉村中的“永捷學校”，勤奮好學，篤實敦厚，深為巴達維亞中華會館創辦人丘燮亭叔父之賞識。1913年，十六歲的丘元榮應叔父之叮囑壯志南來，初在叔父創設的“聯興公司”當店員。其時任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會長的丘燮亭叔父為歷練侄兒的才智，便讓他從店員做起，以協助叔父料理商務。當時，聰穎過人的丘元榮亦深悟“無商不富”、“萬丈高樓平地起”、“古今凡做大事者必先從小事做起、從基層做起，以積累經驗”等道理，於是他在工作中刻苦耐勞、虛心請教，並參加“華文夜校”的補習以提高中華文化程度進而博覽羣書，增長知識。

果然，經過多年的磨練，丘元榮在叔父的精心栽培下，於1930年自行創立“榮盛有限公司”，專營棉紗、布匹、絲綢、匯兑，生意紅火。旋在印尼泗水、井裏汶等地設立“榮盛分公司”。隨後，又創辦“聯榮公司”和“新光織造廠”，業務發展到新加坡、曼谷、香港、上海及印尼各埠，可謂運籌帷幄，操奇有計，馳騁商場，乘風得意。值此事業有成之際，他更是高瞻遠矚，看準上海、香港是國際市場的商貿中心，商機無限。於是，他與堂弟丘陶榮、丘佐榮(即先叔父丘燮亭之公子)一起通力合作，在上海和香港先後合股創設“榮南興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事業如日中天。與此同時，他又在上海開辦“巴華筆廠”，生產之兩用筆前為自來鋼筆後為毛筆，美觀實用，風行一時。這是客籍僑商進軍大上海及“東方之珠”的香港商界貨阜財豐的明證。

丘元榮為了報效桑梓的養育之恩，於1941年獨資在梅州家鄉創辦“梅縣華僑玻璃廠”，以支持家鄉的經濟發展。他還在梅縣丙村鎮墟設立“榮達分公司”，經營雜貨，為中小學生和赴墟的民眾提供方便。

丘元榮在商貿業上鋭意經營，長袖善舞，成為印尼華僑工商界之鉅子。他深知，二十世紀為競智時代，亦是羣策羣力之時代，應謀取華僑商務之發展，戳力實施。於是，他首倡巴達維亞華僑公會並出任首屆會長。1934年，荷印政府仍施行輸入限制政策，丘元榮乃出面組織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得到眾僑商的響應，被推為首任主席並蟬聯第二任主席。自有該會以來，華僑輸入商受益不少，凡有關於輸入商之公共事件，均可在會內商定議決。當時，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還在泗水、望加錫、三寶瓏設有分會。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件，日本侵略者大舉進犯侵略中國，遭到民國政府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和人民的英勇抵抗。國難當頭，凡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均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抗日衞國，譜寫了中華兒女艱苦卓絕、浴血奮戰、抗敵卻暴的輝煌篇章。身為炎黃子孫的海外華僑在世界各地紛紛成立“華僑捐助祖國慈善委員會”，發動僑居地的華僑捐款贈物，或派遣熱血青年投筆從戎回國投身於抗日洪流。富有“實業救國”遠大抱負的丘元榮當即與各愛國僑領在巴城成立“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被公推擔任主席。他公而忘私，竭智盡心，號召全體僑胞踴躍輸將救國，督導僑胞捐獻源源匯回祖國，對振奮抗日士氣，功績卓著。當時，民國政府發行5億元的抗日救國公債，丘元榮積極響應，當即以“榮盛公司”名義認購6萬元，一時傳為佳話。1938年10月，星洲舉辦“南洋各屬華僑代表大會”，丘元榮被推舉為巴達維亞首席代表率團赴會。

由於丘元榮在僑居地為祖國抗日賑災貢獻良多，應民國政府之特別邀請，返國到重慶陪都開會，受到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接見，褒獎有加。其時，他在梅縣雁洋鎮長教村為母親温樣妹做“七旬晉一”祝壽華誕，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最高統帥蔣介石以及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等政要相繼題詞祝賀。由原梅縣縣長梁國材從縣城專程將國府政要的賀匾送到離城30多公里的山村。當年，丘元榮慷慨解囊捐獻10萬元，連同其母70大壽所收到各界禮金20萬元共30萬元捐給祖國抗日賑災，此善舉受到民國政府表彰。

民國廿七年(1938年)，丘元榮擔任巴達維亞中華商會會長、華僑公會會長、荷印華僑輸入商總會主席、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主席，還擔任中華會館顧問、巴城義平學校學務委員長、巴城養生院副主席等職。可謂商界翹楚、僑團領袖，才名並重，聲美月華。1941年，他被重慶國民政府委任為“海外部委員”。

1942年，日本侵略軍南侵，雅加達淪陷。日寇獲悉丘元榮愛國抗日，便窮兇極惡地將他與全爪哇之僑領共500多人一起關入集中營拘禁，並將他主持及投資之4家公司、1間工廠強行接管，內中的存貨、財物等全為日本侵略軍掠奪一空，僅布匹一項就達1千多箱。在集中營拘禁期間，丘元榮與司徒贊(廣東開平縣人，曾任巴達維亞華校教師公會主席、荷印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文書主任等職)等多人，被日寇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普天同慶，歡呼抗日戰爭勝利。丘元榮與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營的500多名僑領一同恢復自由。他熱心社會公益之精神，並未因日寇殘酷打擊而消沉，反而愈益奮發。在大團結的感召下，他積極聯絡雅加達的福建會館、廣肇會館、華僑公會、洪義順公會及新明會等各社團聯合組成“中華總會”，他被推舉為首任主席，領導全體華僑共謀福利而不懈努力。當時，印尼各島交通尚未恢復，百業蕭條，戰亂頻仍，各地動燙不安，受難僑胞流離失所，逃難到雅加達者甚多，亟待施救。當丘元榮目睹難僑流落街頭的慘狀心急如焚，當即放下自身生意，組織人力全力施救，在中華總會下屬特別設立“救濟股”，專辦難僑救濟事宜，經辦食堂，尋覓住地，先解決流離失所的僑胞之温飽問題。同時，他向當時政府力陳建議，請求撥出專款救濟，對難僑分發物資或現金受惠，從而使2萬餘户10多萬難僑得到救濟，或安置於雅加達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謀生。此一善舉，為同僑們津津樂道，傳為口碑。 ^[3] 

繼後，時局動盪，丘元榮剛毅忠貞，堅持立場，雖迭遇困難時受威脅，仍堅貞如故，其威武不屈、維護自由正義之精神，為國內外人士一致欽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元榮面對百廢待舉，應以經濟復興為本，振興華教辦學育才亦為重要。於是，他與同甘苦共患難的司徒贊等僑賢，在福建會館、華僑公會、廣肇會館等僑團支持下，積極籌辦雅加達聯合中學，後易名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他任巴中第二屆董事長。他還協助創辦中山中學和印華高等商業學校，併兼任八華學校董事。他還於1949年、1951年至1958年分別擔任雅加達養生院四屆副主席，為社會公益事業殫精竭慮。 1948年7月12日署僑務委員會委員。

誰料，時移世易。1952年，他與堂弟丘陶榮、丘佐榮在上海合股的“榮南興公司”，被“極左路線”劃為“官僚地主”而被強行沒收所有貨物和財產。

1958年，印尼蘇門答臘島兵變，蘇加諾總統發佈戒嚴令進入緊急狀態。昔年抗日愛國獲蔣介石接見褒獎的榮耀，竟被捲入事端。旋即，曾因抗日救國而被日本侵略者關進集中營近三年的丘元榮，這次又蒙不白之冤被印尼軍隊拘禁監獄達一年半。他在雅加達的“榮勝公司”亦慘遭查封，一年半解封后只得忍痛拍賣。

丘元榮自上世紀三十年代經商發跡後，他經常説：“操經濟權衡者，不患散財之多，但患生財無方；能生財，則愈散而愈聚。”又説：“來於社會之財，要須用之於社會。”故他數十年來能散財以賑災，能輸財以為國，一向熱心僑居地及桑梓的社會公益福利事業，功勳卓著。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丘元榮情繫梅州家鄉的文教公益事業，積極支持梅江橋、錦江橋、梅東橋三座大橋的興建。1931年，他聞訊梅城興建梅江橋當即捐款資助。1937年他由印尼回鄉省親時，與梅縣丙村鎮的父老鄉親商議興建丙村錦江橋，被推舉為建橋名譽董事長。在第一次董事會議上，他與堂弟陶榮、佐榮3人即席認捐3個橋柱和橋面的建築費，對建橋所需的水泥、鋼材，由其香港的“榮南興公司”負責購運，建橋的其它費用則由其堂兄弟3人負責在南洋募捐，使該橋得於1948年建成通車。而興建鬆口梅東大橋時，他除認捐1孔整體之費用外，並協助在雅加達籌款支持建造。1939年秋，香港南華學院設在梅州，院長鍾魯齋赴雅加達募捐，丘元榮帶頭捐款並積極協助籌募。1941年他被推舉為南華學院副董事長。1949年，梅縣鬆口鎮國光中學籌募建校資金，派員到南洋籌款，得到丘元榮等僑賢的大力支持，集資了20餘萬元。此外，梅州東山中學、梅州市梅縣區丙村中學(前身為三堡學堂)、梅州市梅縣區華僑中學建校舍，他亦鼎力襄助。 ^[4] 

1978年5月2日，一代聞僑丘元榮在印尼雅加達逝世，享壽82歲。當時，雅加達中華商會、留台同學會、僑務委員會委員、孔教會、中華航空公司雅加達分公司等領導成立治喪委員會，於5月11日舉行堂奠旋安葬於文登墳場。正是：“致富萬金為實業界中泰山北斗；斯人千古是貨殖傳上端木陶朱。”

叔父：丘燮亭，華僑富商、印尼僑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