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公社

早在1966年10月，江青一夥就在北京與聶元梓等人密謀，要搞垮上海市委。11月，聶元梓到上海，公開叫囂“打倒上海市委”。11月6日，在北京南下串連紅衞兵的支持下，王洪文、潘國平等三十多人集會，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決定成立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並於9日召開羣眾大會，誣衊上海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工總司”的成立沒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認，王洪文等組織了請願遊行，在沒有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又聲稱要上北京請願。10日，王洪文等人率眾在上海郊區的安亭火車站卧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30餘小時。事後，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央作了彙報，中央文革派張春橋到上海處理這一事件，張春橋支持這一事件並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12月上旬和12月底，王洪文等人先後製造了持續七天七夜的圍攻《解放日報》事件和圍攻上海市委的“康平路事件”，其矛頭直指上海市委。

1967年1月20日，張春橋等指使“上海工司”等20多個造反組織在上海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備會”。4日和5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先後被造反派奪權。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回到上海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這是他們直接指揮控制上海奪權活動的好機會。張春橋、姚文元一下飛機，就分別找徐景賢、王承龍和工總司的幾個頭頭密談，煽動他們説：“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麼幻想” “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

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1月6日，徐景賢、王洪文一夥假冒上海市各造反派的名義，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人，並將全市幾百名高級幹部揪到會場批鬥。大會還發出三項通令，宣佈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長;陳丕顯必須在7天內向造反派組織徹底坦白交代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根據張春橋的佈置，徐景賢在會後把大會的發言稿和通令報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這次大會後，他們在全市進一步掀起了戴高帽子、遊街、揪鬥的惡浪，大規模地迫害各級幹部和廣大羣眾，上海市委、人委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全市的實際權力落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夥人的手裏。

在搞垮上海市各級黨政機構的同時，張春橋、姚文元在策劃建立他們自己一手獨霸的全市性政權組織。1月6日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夥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衞委員會”、“造反組織聯絡站”等組織，經過反覆爭鬥，全面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

上海的奪權活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1月8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這個談話實際上成為在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號召。1月10日，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替中央起草一個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革命羣眾組織的賀電”發出。

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毛澤東談話和中央發來賀電的消息後，馬上命令徐景賢等人召集各個羣眾組織的頭頭，連夜到上海市委黨校開會，宣讀中央賀電，1月12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劃下，上海召開了有數十萬人蔘加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

正當張春橋等人為“一月奪權”活動取得“勝利”歡喜若狂四處奔走時，一部分對他們的奪權行為極為不滿的羣眾起來展開了一場“炮打張春橋”的鬥爭。1月24日，復旦大學等校的紅衞兵組織在上海外灘、南京路等鬧市區貼出《一問張春橋》《為什麼——20個問張春橋》等大字報和“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的標語。26 日，“紅革會”逼迫徐景賢交代張春橋的問題，張春橋調警備部隊相威脅，這引起了部分不滿意張春橋的紅衞兵們的極大憤怒。28 日“紅革會”開會決定進一步炮打張春橋，他們同張春橋、姚文元進行了長達六小時的面對面的鬥爭，責問張春橋“為什麼鎮壓紅衞兵?”、“你三十年代幹了些什麼?”等等。29日晚，“紅革會”聯合其它部分組織在復旦大學禮堂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決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大會，並舉行遊行示威。張春橋在陳伯達、江青的支持下，迅速將其壓了下去，隨後對參加炮打活動的青年進行了殘酷的迫害。 ^[2] 

中共上海市委被搞垮、不聽話的羣眾組織逐步被清除後，張春橋等着手籌建自己的政權。

1967年1月14日，《文匯報》發表社論，題目叫“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社論説：“許多單位內的革命造反派起來奪了權。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標誌，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面臨死亡的一個標誌。”並宣稱：“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權，把報紙等一切典論工具的領導權，把經濟命脈的領導權，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統統從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手中奪過來。”

在籌建新政權過程中，張春橋多次狂妄地同列寧十月革命相類比，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稱為“一月革命”。説什麼“一月革命”的勝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心裏”，“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爛了被資產階級奪了權的舊國家機器產生的新的地方權力機關”。1月19日，王洪文受張春橋之命召集一些造反組織頭頭開會，決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新的權力機構，定名“新上海公社”。後來經張春橋同陳伯達、王力商定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同月中旬，徐景賢讓人在外灘一座高樓掛出4條巨幅標語，內容是：“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上海市市長！”“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上海市副市長！”

1月23日，“上海革命造反派聯絡站”正式宣告成立。1月26日，駐滬的人民解放軍部隊遵照中央支左的指示，進行全市大遊行，並出動飛機撒傳單，表示“堅決以槍桿子保衞左派奪權”。1月31日，陳伯達控制的《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第一次在報刊上出現“一月革命”的提法。文章説向走資派奪權“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在人民廣場舉行的成立大會上，通過了經張、姚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宣言》），發出了《一號通令》，《宣言》稱：“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就要百分之百地奪”,“一定要把一切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算奪了的市、區、縣各級黨政機關以及工廠、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商店、學校、街道等等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奪過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張春橋在會上得意地説，“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標誌着舊市委、市人委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跨台了，標誌上海無產階級廣大人民奪了權，當了政”。《一號通令》稱：“宣判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宣佈：“凡是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的”，都作為“現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辦”。 ^[3] 

1967年2月12日，毛澤東找張春橋、姚文元談話，指出：“你們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稱，將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不要？要不要改變國號？叫中華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國承認不承認你？” 因此，毛澤東認為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2月19日，中央專門發了一個通知，叫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權組織時，不要採用人民公社名稱。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市革會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為副主任。 ^[4] 

2月25日，《文匯報》報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通知：

現在，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上海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名稱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們深深感到，這一指示充分體現了中央對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關懷，對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愛護。我們堅決擁護中央的正確指示，一致通過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一新的名稱，現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批准。這是我們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將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發揚一月革命精神，領導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替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暫把上海建設成為一個真正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原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所頒佈的宣言、通令、通告、決定、決議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繼續有效，全市人民必須切實遵照執行。 ^[5]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解決所謂“一月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徹底的撥亂反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