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

1933年12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小學，接觸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

1951年7月，被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工作，195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宣傳部文藝處幹事、市委文藝工作部幹事、副科長。

195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作品有傳記文學《黨的兒子穆漢祥》、得獎話劇《年青的一代》（與他人合作）、散文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電影文學劇本《曙光在前》等。

1964年，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任黨支部書記，和姚文元等一起投入對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

1966年12月，帶領寫作班全體成員宣佈造反中共上海市委。

1967年初，追隨張春橋、姚文元奪上海市的黨政大權。1967年2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等職。“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等職。為“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

1980年5月被開除黨籍，1982年8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罪、誣告誣陷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92年保外就醫，在家撰寫回憶錄。

1995年刑滿釋放。

1999年恢復政治權利。

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亡。 ^[3] 

徐景賢與王洪文相勾結，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積極製造動亂，誣陷、迫害上海市黨政領導幹部，奪取了上海市領導權。 ·

1966年12月，徐景賢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指揮下，夥同王承龍、朱永嘉等人密謀策劃，裏應外合，煽動“把上海市委鬧它個天翻地覆”，製造了所謂“心臟爆炸，後院起火事件”，緊密配合王洪文等人，從市委機關內部，進行奪權。12月18日，徐景賢等人召開大會，誣陷上海市委“蓄意把羣眾打成反革命”，對陳丕顯、曹荻秋等黨政領導幹部，進行人身迫害，煽動奪上海市領導權。以老工人、黨團員為主體而組織起來的“工人赤衞隊”，為保衞黨、保衞社會主義秩序，同王洪文、徐景賢等一夥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徐景賢根據張春橋要告訴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的電話指令，勾結王洪文、耿金章等人，製造了攻打“工人赤衞隊”的“康平路事件”，打傷91人。

1967年1月至2月，徐景賢和王洪文等人，多次策劃，密謀奪權。先後兩次召開大會，誣陷上海市委“早已變質為資產階級司令部”，誣陷陳丕顯“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誣陷曹荻秋是“叛徒”；宣佈“徹底打倒”上海市委，“不再承認陳丕顯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並將陳丕顯、曹荻秋以及部、委、辦、區、縣、局的大批領導幹部非法監禁，奪取了上海市領導權。 ^[4] 

1976年10月8日，徐景賢和王秀珍，獲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後，決定發動武裝叛亂。在徐景賢、王秀珍統一指揮下，夥同王少庸等人，先後召集原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員張宜愛，市民兵指揮部施尚英、鍾定棟，市公安局薛幹青、徐成虎等人，進行緊急部署。徐景賢召開《解放日報》、《文匯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社上海分社負責人會議，進行反革命煽動；規定刊登、播發新華總社的電訊必須經他批准，以進一步控制輿論工具。

8日晚，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語通報了江青一夥發生的情況後，徐景賢、王秀珍夥同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朱永嘉等人，再次緊急密謀，決定建立指揮班子，設立兩個指揮點。為了控制、調動部隊，經徐景賢、王秀珍同意，通知李彬山、張宜愛，原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楊新亞、警備師師長李仁齋待命。徐景賢還下達手令，調集“民兵”三萬三千五百人，由王秀珍負責部署。深夜，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分別進入兩個指揮點。徐景賢率領王少庸、張宜愛、李仁齋等人進入丁香花園“一號指揮點”，負責總的指揮，並直接抓輿論準備；同時，又下達了將警備區的二個連隊交給上海市委機關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調動的手令。王秀珍率領馮國柱、李彬山、楊新亞等人，進入市民兵指揮部“二號指揮點”，具體部署武裝叛亂。

在徐景賢、王秀珍的策動下，市民兵指揮部施尚英等人制定了武裝叛亂方案，動用了各種槍炮二萬七幹餘件，汽車、摩托車二百餘輛和武裝巡邏艇一艘，架設了十五部電台，溝通聯絡。市公安局薛幹青、徐成虎也制定了武裝叛亂行動計劃，部署了武裝機動力量，組織了四百餘名幹警進行演習。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朱永嘉等人，進行了具體策劃、部署。設立了秘密聯絡點，在工會、輕工、財貿等系統進行反革命煽動，調集了大批物資，策劃停產罷工、遊行示威，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準備發表“告全市、全國人民書”，宣稱要“決一死戰”。由於中央採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軍民的堅決鬥爭，及時制止了他們的犯罪活動。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