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¹。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雲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³，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⁴。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⁵。韓子嘗語人文矣，曰云雲，子厚亦曰云雲。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⁶，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⁷。”獨謂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⁸。

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⁹。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¹⁰。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挾此説以自治¹¹。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¹²，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1] 

我曾經認為文章，不外是講禮教政治罷了。那些寫在書上而傳授給人們的，大體都歸於這些方面。至於古書説的“語言沒有文采，流傳就不會久遠”，僅僅是説修辭不可以不要，並非聖人寫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後，有韓愈出現，千百年中，人們所瞻仰的聖人只有韓愈一人，真是個了不起的傑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韓愈齊名，他雖然比不上韓愈，然而他寫的文章最終與韓愈的文章並傳，也是可敬畏的豪傑呀。韓愈曾對人説過關於寫文章的事，説應該這樣那樣；柳宗元也説過應該這樣那樣。我懷疑韓、柳二人説的，只不過是修辭的問題，至於寫文章的本意，不是這樣就夠了的。孟子説：“君子應該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進行鑽研；安心進行鑽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礎；有了深厚的基礎，就能應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説孟子説的這些話，不僅直接適用於寫文章，同時也可借用來説明寫文章的本意。

而且我所説的文章，務必要做到有益於社會。所謂修辭，猶如器具上有雕刻繪畫一樣。如果使器具精巧華麗，不一定適用；如果適用，也不一定要精巧華麗。總之，要以適用為本，以雕刻繪畫作它的修飾罷了。不適用，就不是製造器具的本意，不給它進行修飾，難道是製造器具的本意嗎？不是的。但修飾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學寫文章很久了，多次拿這個説法來指導自己寫文章，現在才想把它寫出來傳授給人，至於在實踐上的應用，那還有待於更長的時間這種説法是對的或是錯的呢？我自己還沒有把握確定。您是一個正直的人，不會阿諛奉承自己喜歡的人。現抄上所寫的雜文十篇獻給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確定是對或不對。 ^[1] 

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給某人的書信。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王安石有《上張太博書》，雲“謹書所為原、説、志、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臨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張太博書》之後，雲“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可見當為早年之作；又云“書雜文十篇獻左右”，疑與《上張太博書》作於相近的時間裏。 ^[2] 

該文是王安石闡述自己文論觀點的信。信雖主要針對書、序、原、説一類理論文的作意而言，但從中也可窺見王安石基本的文學觀點。在對文章本質的認識上，王安石是個“政教論”者。他開門見山，提出要義：“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即認為文章的實質應是反映禮教政治，併為它們服務。在《與祖擇之書》中，他也重複過這個意思：“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書諸策而傳之人。”王安石認為，當初文章產生，就是因為古代聖賢對於治理世事有了個人的見解，於是寫下來，傳示當代及後人，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實際上就是禮教政治。以此為前提，該文集中闡釋了“作文之本意”，即寫文章到底為了什麼。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補於世”，“適於實用”。從這個根本點出發，王安石重點討論了文和辭的關係，即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文章的內容和形式應該是統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韓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裏手，成就很高，可惜他們沒有重視作文的目的，只告訴人們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離婁下》中所説的一段話卻不只是告訴人們如何作文章，還可藉以比喻寫文章的終極目的。孟子的本義是説，君子探求學問，目的在於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專心研究下去；專心研究，就會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運用起來就能左右逢源、頭頭是道。寫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確的實用目的，目的明確，你就會認真思考，獲得自己的見解；見解深刻，內容充實，寫起來就能得心應手，驅遣自然。所以寫文章，目的、內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説明文章“以適用為本”的道理。以為言辭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飾，雖不可完全廢止，但總不能擺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適用，不一定非要華麗巧妙不可，而不適於實用者，裝飾再華巧，也失去了它作為器物的本來意義。

在北宋，對於“道”與“文”的關係，爭論非常激烈，不少人執論偏頗，王安石認為“彼陋者”，“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與祖擇之書》）有的人雖誇談“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卻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別指出在強調“作文之本意”方面，韓、柳也還作得不夠。同時，他也看到了道學家矯枉過正，重道輕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認“巧且華”的修飾作用。於是，他明確提出自己的主張：“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內容放在首位，而表現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讀者對此不作機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擺法無疑是正確的。然而，王安石所講的思想內容，僅僅指禮教政治，這種認識就過於拘狹。但是，在那個歷史時期，王安石能從文章的社會功用出發探討其內容和形式的相互關係，提出這樣獨到而較為深刻的見解，是非常可貴的。

從王安石的寫作實踐看，他確是“挾此説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論雖關宏旨，説理卻透闢而簡潔，毫無巧飾刻畫之痕。起手即明確道出自己對“文”的基本看法，語氣斬釘截鐵，顯得理足氣盛。緊接着一言論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本意並非倚重修辭，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強調文飾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據。關於聖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須“以適用為本”，以思想內容為主，並用比喻對此展開了充分而生動的論説。信從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後落腳在如何處理“文”、“辭”關係上，幾經推演，但卻中心突出，觀點鮮明，作者的思路表達得很清楚。文筆既簡練勁峭，又不失華採生動，語言極富表現力。

由於王安石從禮教政治出發，過於強調實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學觀念帶上了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人們又往往把僅適用於理論文章的“適用為本”的觀點賦予普遍的意義，推廣於一切文學，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將文學和政治宣傳等同了起來，輕視乃至否定了文學的審美價值和愉悦作用。這也許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3] 

明代軍事家、散文家唐順之：“半山文字，其長在道緊。”（《唐宋八大家文鈔》） ^[4]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施行新政，即“熙寧變法”。熙寧七年（1074年）辭相，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元祐元年（1086年）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傅，諡“文”。散文多為政治、學術論文，雄健峭扳，遒勁老到，簡潔精整，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已體現出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徵，實開江西詩派先河。前期詩多寫政見、抱負及社會現實問題，雄奇勁健，頗具骨力。後期詩以寫閒居恬淡生活為主，深婉不迫，雅麗清新。其絕句成就尤高，意境高遠，精美工巧，形成了獨具風格的“半山體” 。著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