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餉

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釐﹐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啓時﹐並徵及榷關﹑行鹽及其它雜項銀兩。崇禎四年(1631)﹐又把田課由九釐提高到一分二釐﹐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徵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税﹑鹽課及雜項﹐共徵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剿餉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費用﹐總數兩百八十萬兩﹐主要也徵自田土。原議只徵一年﹐實際上從崇禎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 練餉是崇禎十二年根據楊嗣昌的提議徵派的﹐名義是訓練“邊兵”﹐加強九邊各鎮防禦力量﹐實際是為了對付農民起義。此餉共徵銀七百三十餘萬兩﹐其中田賦每畝加一分﹐約佔總數一半以上。

三餉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統治的腐敗﹐使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鋭﹐併成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人心﹐曾下詔蠲免三餉﹐但沒有認真實行﹐特別是遼餉中的九釐銀﹐不久即被編入《賦役全書》﹐成為田賦的正式份額﹐終清一代﹐再未蠲除。 ^[1] 

據史料記載，清朝初年，攝政王多爾袞在總結明亡原因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明末所謂的“三餉”就是導致明朝敗亡的最大弊政：“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儘管多爾袞身為清朝攝政王，可能他的言論有時不盡公平合理，但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看法無疑是準確無誤和一針見血的。明朝滅亡，確實有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問題綜合所致，但經濟失策失敗卻是釜底抽薪式的關鍵問題。

一般説來，暴政亂政也會使民眾苦不堪言，文化腐朽也會讓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過經濟破產讓羣眾民不聊生來得猛烈和痛苦。明末實行的“三餉”政策，就是雪上加霜的罪惡一擊。於是，龐大的政體大廈很快就轟然倒塌，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條。

明末時期的苛捐雜税氾濫，應當説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貧寒，深受苛捐雜税盤剝、貪官污吏欺壓之苦。所以他當皇帝之後，試圖建立一個輕徭薄賦、政治清明的社會。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説視貪如仇，動輒就對貪官污吏大開殺戒。再比如，帶頭當廉政表率，規範從政原則，號召民眾參與監督等，應該説還是取得了很明顯效果的。

或許人亡政息，他死後，明王朝儘管國號還叫明、皇帝還姓朱，卻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了，皇帝不務正業、腐化墮落，奸臣當道、烏煙瘴氣，宦官亂政、肆意妄為，黨爭不斷、內訌不止等，都與朱元璋時代不同了。

其中最顯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徵收的賦税成倍地增加。明末內憂外患頻頻，朝廷便以此為由，在原先額定的正常賦税之外，加派賦税。名目有三：遼餉、剿餉和練餉。當時明朝在東北與後金作戰，故徵遼餉以充軍費。後各地相繼爆發農民起義，為籌集軍費平定起義，又加派賦税，是為剿餉。繼而為應付清軍南侵，明政府又訓練邊兵，於是又加派練餉。“三餉”本來都是正税之外臨時性的賦税，開徵剿餉時，崇禎皇帝曾滿懷深情地表示，“暫累吾民一年”。但開徵之後，幾乎就成了定製，終明朝而未革除。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明朝政府實施“殺雞取卵”般的經濟政策呢？按説，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朝政時候，是明帝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代，當時户部太倉庫歲收入四百萬兩白銀，號稱國庫充溢。而到崇禎年間，“三餉”加派多達每年近2000萬兩白銀，可想而知已經到了“耗盡國力”的地步。

筆者在這裏之所以把“耗盡國力”使用了引號，實際是想説耗盡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力，而是可以拿出來為江山社稷、邊關防禦、輔助民生的財力罷了。我們從明朝末年的財政使用情況就能夠看出端倪。有史料顯示，明朝末年，政府每年正常的歲入額為1400餘萬兩，其中歸入內府作為皇帝和宮廷享樂的約600餘萬兩，屬於户部用於政府開支的，不過400餘萬兩。也就是説，大部分財力都用在了皇帝與皇宮保障和揮霍上，其他開支自然寥寥無幾、捉襟見肘了。

所以，龐大的國家機器要正常運行、各級官吏要正常開支，只能採取加賦加派的方法強收豪奪了。不得不提，明末加派的“三餉”，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竟然高達2100餘萬兩，遠遠地超過了正税的收入。可見，老百姓的負擔之重，已經到了難以言表的程度。

更為可惡的是，老百姓的負擔增加幅度，並不是簡單的提高1.4倍這樣簡單。因為各級貪官污吏都不會放過這個搭車搜刮的大好機會。時人有記載：“暗為加派者，不知幾百千萬”，“私派多於正賦”。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撈了錢，卻藉口老百姓負擔重，不忍心收，扣下餉銀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據説，當時山東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負擔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來，徵收“三餉”，是為了維護內外秩序穩定，但如此殺雞取卵的做法，無疑是逼老百姓鋌而走險。筆者在一篇文章看到，當時有位官員感嘆：“是驅民以為賊也，又何平賊之有！”（出於何部史料，未加考證，僅借來説明一下）。

於是，一個誤區、一個怪圈就此形成。明末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不絕，帝國財政入不敷出，無力籌備軍餉組建軍隊，又不能任蠻夷、流寇蹂躪國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徵收鉅額賦税，卻又將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為禦敵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為寇，要蕩寇又得加派，於是惡性循環，乃至亡國。就是無法避免的悲劇性結局了。

綜上所述，明末“三餉”就是勒在明朝脖子上的繩索，就是毫無疑問的亡國之舉，已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從什麼角度分析，“三餉”的加派都反映了明末統治的腐敗，使已經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鋭，成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當成為我們的共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