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統説

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書的《三代改制質文篇》一文中提出了三統説。

董仲舒認為三統循環是天意的顯示，每個朝代的新統治者受天命為王，都必須按照在三統中循環的位置，相應地確定和改變正朔、服色等等。否則就是“不顯不明”，違背天志。董仲舒強調，“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認為正朔、服色隨朝代的改變可作必要的改變,但作為社會的根本大“道”，諸如三綱五常，是永遠不能改變的。

夏代以寅月為正月，其時“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於是夏朝的朝服、車馬儀仗等都尚黑，是黑統。商朝以丑月為正月，其時“天統，氣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而商朝尚白，是白統。周朝以子月為正月，其時“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於是周朝一切尚赤，是赤統。這就是“三統”。

三統説與五德終始説有牴牾，漢武帝“取了三統説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説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二者相容，由國家頒為法典，確定下來。

董仲舒，河北衡水廣川人，約生於公元前一七九年，死於公元前一零四年。他在幼年時就好學不倦，專心研究《春秋》《公羊》學，以“三年不窺園”和“乘馬不覺牝牡”的精神專心苦學。漢景帝時他 得到博士學官。漢武帝時，大舉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徵，以賢良對策取得第一名。他曾先後做過江都易王和膠西王相，不得志。晚年，“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生平著述，除“上疏條教”一百二十三篇外，還著有《玉杯》、《蕃露》 、《清明》、《竹林》等數十篇，今所傳僅《春秋繁露》一書，《玉杯》、《竹林》二篇，即包括在內。

漢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他的哲學體系的基本要點，並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採納。其後，任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4年後辭職回家。此後，居家著書，朝廷每有大議，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説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天”的學説在董仲舒哲學體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學概念，主要指神靈之天，是有意志、知覺，能主宰人世命運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屬性賦予天，使其神秘化、倫理化。同時，董仲舒吸收陰陽五行思想，建立了一個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宇宙圖式。認為陰陽四時、五行都是由氣分化產生的，天的雷、電、風、霹、雨、露、霜、雪的變化，都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結果。董仲舒又把天體運行説成是一種道德意識和目的的體現。認為天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四季的變化體現了天以生育長養為事的仁德。董仲舒給天體加上了道德的屬性，自然現象成為神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風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識的體現。

天人感應説

神學的災異譴告説。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惕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對策》）。災異譴告，被認為是天對君主的愛護和關心。

“天人同類”、“天人相副”説。認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召》）。上述兩點往往交錯或一道出現。天人感應説牽強附會，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有礙人們正確地認識自然和社會。他宣揚這一學説，也包含着限制君權、維護封建地主階級長遠利益的目的。

人性論

人性論在天人感應的基礎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論。他認為人是宇宙的縮影，是天的副本。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人，人的性情稟受於天。他比附説：“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他還指出，人與禽獸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質，但這種善質是潛在的，要經過教育才能轉化為人道之善。董仲舒將性劃分為“三品”，認為“聖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認為被統治者的大多數屬於“中民之性”，需要統治者加強道德教育。

倫理學説

董仲舒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進行了理論概括和神學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説為理論基礎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倫理思想體系。他認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現，他説“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從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於天”的資質，並明確指出人性包括“性”與“情”兩個方面。他認為，性表現於外則為仁，可以產生善；“情”表現於外則為貪，可以產生惡。因此，必須以“性”控制“情”，“損其欲以輟其情以應天”。人性雖然體現了天，可以產生善的品質，但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聖人”的道德教育，然後才可以為善。所以必須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並出”。

董仲舒繼承了先秦時期孔子、孟子的義利觀，提出“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張，強調義重於利。在志與功的關係上，他強調志，主張“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認為動機（志）不善就可以懲罰，不必等到釀成事實。

歷史觀和社會政治思想

董仲舒認為，歷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統不斷循環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須根據赤黑白三統，改正朔，易服色，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則，是不能改變的。“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這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以後成為封建社會綱常名教萬古不滅的僵死教條，起了阻礙社會發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時代，土地兼併日趨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劇烈。官僚、貴族、侯王憑藉封建特權，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掠奪，種種違法逾制行為十分嚴重。針對這些情況，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廢除鹽鐵官營等措施，主張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節約民力，保證農時，使土地和勞動力有比較穩定的結合，以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鞏固大一統的封建國家，這些建議和主張在當時有進步意義。董仲舒把儒學神學化，為當時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論根據。因而被尊為羣儒首，成為漢代和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理論家。董仲舒著作很多，據《漢書·董仲舒傳》稱：“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説《春秋》的《玉杯》等數十篇十餘萬言。現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嚴可均《全漢文》輯錄的文章兩卷。

摘要: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 ...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而嬌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僕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通，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僕滅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雲“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説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來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附：《荀子 王制》説：“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暴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匣，實府庫。筐匣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説】

董仲舒説：“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聖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也。”（《春秋繁露·實性》）雖然董仲舒説只有“中民之性”才可稱為“性”，但他實際上已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三品。

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董仲舒一生，共有兩個講學時期：一個時期在青年，一個時期在老年，其餘的時間，全部消磨於政治生活中。他在漢景帝時為博士學官期間講學所採用的方法，非常特別，即在幕後講誦，由程度高的弟子傳授給程度低的，再由程度低的傳授給程度更低的。直接聽講的，只有少數資格最老、程度最高的學生。因之，多數學生甚至不能見他一面。由於他的“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所以一般學者都尊他為老師。

董仲舒的思想學説，全部包括在他所寫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天人三策》是董氏針對漢武帝“策賢良文學之士”三制而作。他提出“天人相與”的説法，想利用天變災異進行諍諫，故曰《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相傳為董氏所作，《漢書》《藝文志》著錄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列傳中也説有一百二十三篇，《蕃露》本是書中的篇名，今以之作書名，有人疑為後人所改題。“蕃露”即“繁露”，先儒並未解釋。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孔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因之新安程大昌認為“繁露”是一種“連貫物象以達已意”的文章體裁，這種解釋，尚稱近似。儒家思想在春夥時代已成為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到了戰國，墨學盛待，儒墨兩家並稱為顯學。秦始皇厲行法家政治，因儒家堅持異議，就採取焚書坑儒的毒辣手段，企圖整齊學術，統一思想。後來秦代的統治不久就被推翻了。西漢初期，統治者雖亦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設立儒經博士，但當時黃老刑名之學盛行，在政治上佔了優勢，處於指導的地位，時常與儒家發生爭執。

到了漢武帝，他以為要求得政治上的統一，必須進一步求得學術和思想上的統一，所以大舉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親自命題閲卷，選取研究《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為第一名。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張，這種主張，適合漢武帝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的 企圖，因而成為統治者的政策。從此，儒家學説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董仲舒的哲學思想，是從神學的世界觀出發的。他在宇宙論的問題上，公然承認“天”為有意志的天，把“天”當作宇宙的主宰，把儒家學説陰陽五行化，借天道來説人事，以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完全屬於主觀唯心主義。據《漢書》《五行志》所載：“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自董仲舒開始，即以陰陽家言來解釋《春秋》。 使之成為“天人相感”而含有神學意味的經典。

董仲舒把儒家以道德為基礎的正名主義庸俗化，把陰陽五行一部分迷信的説法合理化，為的是要把秦、漢王朝的更替，以及當時實現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説成是“奉天承命”永恆不變的道理。他在對策的第三條中説：“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認為，“萬物非天不生”。人是天生的，因而人的形體、德行、性情，都是“上類於天”，這就是以“天”為創造人類和一切萬物最高權力的主宰，來説明“天人合一”的道理。為了進一步使“皇權”絕對神聖化，因而又説：“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同上《深察名號篇》）他以為王者受命於天，如果有了好德，天必然給以“符瑞”的吉兆；如果有了過失，天也必然降災害以示警告。這都是説明人君的一切行動都處於天的直接監視和干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