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闢了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記”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部分以説古論今、談天説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問題，個別篇章亦會應讀者點題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當作了“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政治行為，遭到批判。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通過《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關鋒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報》）和《評“三家村”》（姚文元，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三家村札記”遭到批判，該專欄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一般人認為，批判者的真實動機意在指向這三人身後的北京市黨政系統。從此之後“三家村”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為是“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吳晗是“急先鋒”。

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及其隨後一系列的政治變動終致劉少奇、鄧小平的倒台。鄧拓、吳晗也在不斷升級的批判與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國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鬥爭矛頭轉而指向黨政軍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新聞、出版界的知識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代名詞，並流行一時，形成恐怖氣氛。因此罹禍者甚眾。連與文化無關的小單位，也要揪個“三家村”出來；否則就是“不抓階級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寫道：“剝削階級的槍桿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還存在着”，“他們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復辟與反覆闢的鬥爭。”更是以最高權威從政治上定調，一個思想治罪的網羅因此在全國範圍內撒開：所有對現實稍有意見，或被領導、羣眾認為有不滿情緒、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發表賺額外稿費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歡合羣、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愛好者，在當時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經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鄧、吳、廖三人所作的結論，恢復他們的政治名譽，為鄧拓、吳晗舉行追悼會，廖沫沙後曾任北京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