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貴堂

童年幫助父兄務農，10歲入私塾讀書，繼在本縣小學堂就讀；清宣統二年（1910年）於奉天（今瀋陽）高等學堂畢業後，曾在奉天東關小學堂教書；民國元年春，考入奉天政法學堂，後轉考北京税務專門學校，於民國5年3月畢業。1916年年7月，被派往安東海關任見習生，翌年8月，升任幫辦。

民國8年秋，調北京總税務司署從事打字，民國12年升為漢文科幫辦。他自到海關後，對洋人蔑視我國主權的跋扈行徑甚為不滿，曾幾次與洋人發生爭吵，富於正義感。曾聯合在總税務司署的中國職員與洋人交涉，爭得了房貼和煤貼。

民國18年春，他任總税務司署漢文課代理税務司，於次年又實授為漢文科税務司（此職一向均由洋人充當），嗣後又參加“改善關制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確定了停止招收外國海關職員和實現華洋職員平等的規定。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後，繼任總務科税務司，在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後，他被迫改任不管科税務司，曾在全國海關中發起愛國捐獻運動，以資助東北抗日救國會和抗日軍隊。民國22年任全國海關洋員及見習員口試專員；民國23年4月～民國24年2月任總税務司署總務科税務司（相當於秘書長）；民國24年春，改派為歐美關政特派員，9月返國後，復任總税務司署漢文科税務司。

民國26年1月，被國民政府財政部委任為戰時助航設備管理委員會委員。民國26年11月上海淪陷後，他負責籌劃將總税務司署內遷重慶，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阻止。總税務司署曾將華北日本侵略軍進出山海關和長城各口的情況密告國民政府。太平洋戰發爭爆發後，日軍進佔租界，民國31年3月29日，日本憲兵隊以反日間諜行為逮捕了丁貴堂及張勇年等人。經過1個月的嚴厲審訊、辱罵、毆打，他始終拒不承認是“間諜行為”，日本憲兵隊在無證據的情況下，只得將其釋放出獄，但仍受敵偽暗中監視。是年底，他佯稱“血壓增高，心臟病復發”以告假去老家養病為名，穿越日偽封鎖線，輾轉去內地，於民國32年2月抵達重慶市。

民國32年3月，出任總税務司署總務科税務司。6月，總税務司梅樂和辭職後，他被委派為代理總税務司，此乃中國關員首次執掌海關領導權。然而，國民政府財政部卻在2個月後委任美國人李度為總税務司，他屈任副總税務司。10月，國民政府財政部委派他兼任專員，前往新疆籌建海關，於民國33年2月設立迪化（今烏魯木齊市）海關，併兼任該關税務司。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被財政部委派為“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事處”專員，負責接收京滬區海關，併兼任江海關税務司和浙海關税務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長。民國35年冬，被調回總税務司署，李度委任英人白立查為江海關税務司，他奉命向白立查交卸。

上海區海關員工在5次怠工、罷工的鬥爭中，丁貴堂均予以同情。總税務司李度曾勾結國民黨特務、軍警擬武力鎮壓職工運動，丁貴堂與其他進步人士從中干預，避免了流血事件發生。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丁貴堂毅然宣佈自己決定留滬，並敦促李度電令各關不得撤退，不得運走檔案，不得匯走税款。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和海關廣大員工支持下，對國民黨電令遠東最大的挖泥船“建設”號開往台灣，採取消極拖延之策，竭力保護關產。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以拖延執行徵調海關船隻命令為理由，下令逮捕他，後因解放軍兵臨上海城下，湯恩伯倉惶逃跑，他才倖免於難。

解放後，他積極協助上海市軍管會，順利地接管了總税務司署、江海關和浚浦局。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海關總署副署長、海關管理局局長，主持人民海關的建設，不遺餘力。由於他熟悉海關事務，毛澤東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曾直呼他為“丁海關”。1951年，加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委員和民革北京市委常務委員。1954年、1959年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的代表。在解放後十幾年間，他竭誠擁護、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人民海關的創建做出了可貴的貢獻。丁貴堂因糖尿病醫治無效，於1962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2歲。

在40多年的海關工作中，他勇於堅持同一切帝國主義者作鬥爭；積極支持抗日愛國運動；為人民的海關工作鞠躬盡瘁。 高崇民同志在《挽老友丁貴堂》的輓詞中寫道：“在舊社會，為官清正，有愛國思想，澤及羣論崇雅望；值新暑期做事負責，無當差氣習，添居契未仰高風”。

原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現上海海關學院，已經遷往浦東)校址為丁貴堂住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