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生活

1935年，李公樸在上海創辦《讀書生活》半月刊，高士其在雜誌社認識了青年哲學家艾思奇，他開始深入思考中國社會落後貧窮的根源。在李公樸、艾思奇的熱情鼓勵下，高士其開始用自己僵直、顫抖的手，從事科普作品創作。他的第一篇科學小品《細菌的衣食住行》發表在《讀書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並第一次將原名“高仕錤”改為“高士其”，宣告：“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從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態，加入當時還是剛剛開始起步的科普創作行列，成為中國第一批科普作家之一，併為此奉獻了一生。 ^[1]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東北三省，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活動。在這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國民黨當局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在加緊對蘇區紅軍“圍剿”的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實施法西斯專政，殘酷鎮壓抗日民主運動，對進步文化也進行“圍剿”。不少愛國志士和愛國青年被捕、監禁和慘遭殺害。

李公樸和許多愛國民主人士一樣，在焦急、苦悶、彷徨中尋求着抗日救亡的道路。 他和高士其在南京籌辦《全球通訊社》，準備把歐美留學生聯合起來，報道各國新聞，但由於當局的種種限制，未能辦成。又與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發起組織中國國際合作協會，聯絡各國文化界人士，呼籲國際社會制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參加上海廢止內戰大同盟成立大會，報告出席國際和平大會情況，呼籲停止內戰，團結禦敵。1932年春天，李公樸又在上海與鄒韜奮、胡愈之、戈公振、杜重遠、畢雲程等發動籌辦《生活日報》，國民黨政府百般刁難，出版後被迫停刊。“所以我當時有了新啓蒙運動的概念，而且預備做一點啓蒙工作的時候——團結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共赴國難，為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奮鬥到底——也就是解決與自己有同樣痛苦——只有學習脱離生活的責任，為自己的主要目標之一了”，他在以後回憶剛回國時的思想時這樣寫道。他把注意力轉移到在外患內憂中身受其苦的社會底層的人民羣眾，要“使他們能得到一點讀書機會，灌輸他們以種種常識，以增進其生活技能和對社會服務的效率。”

1932年12日，在紀念《申報》創辦60週年時，李公樸經黃炎培介紹，參加上申報館工作。申報是國內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總經理史量才是上海新聞界的領袖和最大的報業資本家。“九·一八”事變後，《申報》從維護民族利益出發，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呼聲，接連發表評論，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抨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政，並積極支持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動。在李公樸的倡導和籌劃下，史量才資助他創辦了旨在改變店員和青年學生痛苦的申報流通圖書館。

申報流通圖書館隸屬於申報館，購置各種進步的和社會生活中實用的書刊，面向上海廣大學徒、店員、工人、職員和青年學生。其內部設總務、編審、流通、讀者指導四部，李公樸任館長。尤其是讀者指導編著自學入門、讀書問答等指導刊物，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明示各學科的書目、研究方法和要籍提要，使讀者能有目的的有系統地按照需要開展讀書活動。

報館創辦流通圖書館，並面對社會廣大羣眾，這是一個創舉。它在形式上雖與其它公立私立圖書館沒有多大區別，但在組織、內容和性質上有其顯殊特點。李公樸創辦的流通圖書館，是站在教育的立場上，用新教育觀點對讀者進行思想和業務知識教育，使圖書館“教育化”。同時流通圖書館不像學校和其它圖書館那樣，僅僅是研究和讀書的場所，而是使圖書館“學校化”了，不僅借書給人看，而且指導人讀書，幫助人讀書，告訴人在空前的國難時代，應該讀些什麼書，必須讀些什麼書。這“教育化”、“學校化”的工作，李公樸是通過讀者指導部與廣大讀者的聯繫來完成的。流通圖書館每天要收到四十五封讀者的來信，反映各自在思想、讀書、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和“苦悶”，李公樸聘請艾思奇、廖庶謙、夏徵農、柳湜等民主進步人士給予讀者解答，對來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李公樸還在《申報》闢《讀書問答》欄目，每日給予公開答覆。

李公樸對社會和讀者負有強烈的使命和責任感。只有發現一個讀者一個月不來借書，圖書館就會寫信問他為什麼不來借書，在讀書、生活遇到了什麼困難。流通圖書館成了廣大讀者最知心的朋友。至1936年底李公樸被捕止，流通圖書館藏書由兩千多冊增加至三萬多冊，擁有讀者兩萬多人。

1933年前後，國民黨當局為了加緊推行獨裁賣國政策，對進步文化的“圍剿”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們唆使特務、流氓搗毀進步書店，搜捕殺害進步文化人士，禁止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和所有進步書籍出版。由史量才領導的《申報》，堅持抗日救國立場，爭取政治民主，反對專制主義，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安和仇恨。 1934年11月，史量才在杭州調養胃病後返回上海，當車子行駛到浙江海鹽縣境內時，被戴笠佈置的特務殺害。國民黨的文化特務也滲進了申報館內時。申報在高壓政策下被迫轉向，由黎烈文主編、經常登載魯迅、沈雁冰文章的副刊《自由談》和由李公樸主編的《讀書問答》欄目也不得不停刊。李公樸有計劃地從申報館撤退了進步文化人（不少是共產黨員），另創《讀書生活》半月刊，繼續普及文化知識，宣傳進步思想，從事救亡工作。1936年4月，由於積累的材料越來越多，正式創辦了《讀書生活》出版社。 ^[2] 

《讀書生活》的編輯和作者，基本是原來讀書指導部和《讀書問答》的原班人馬。《讀書生活》繼承原來的宗旨和風格，強調理論密切聯繫實際，強調學習讀書與社會生活的統一。指出只有在生活中的學習，才是帶有實踐性的學習；只有在學習中的生活，才是真正具備戰鬥性的生活。《讀書生活》創設了生活記述欄，公佈了當時全國各地工人、農民、小店員、學生的生活情況，告訴讀者如何在逆境中學習、生活，解決他們的苦悶和痛苦。《讀書生活》還創造了“講義化”的新教育方法，經常刊登出版人們十分關心的系統講座，實現廣泛的社會教育。由於許多讀者的文化程度不高，李公樸對哲學、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科學通俗化的道路。《讀書生活》還出版社了許多《問答》、《講話》、《常識》，如艾思奇的《哲學講話》、柳湜的《街頭講話》、曹伯韓的《民主講話》、高士其的《科學講話》，都是傳播馬列主義、普及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讀物。它出版的系列《社會常識讀本》，包括《帝國主義》、《婦女問題》、《讀書常識》、《讀報常識》等，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我國每部由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李公樸本人，也在《讀書生活》上發表了許多抗日救亡的戰鬥檄文。《讀書生活》滿足了廣大人民羣眾追求光明的需要，成為上海進步文化陣地中的堅強堡壘。

《讀書生活》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左聯”和“社聯”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影響和推動下，由李公樸等愛國人士於20世紀30年代創辦的進步刊物。《讀書生活》中別具特色的欄目內容，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作用，為今天的知識界提供了借鑑和啓迪。

李公樸（1902—1946），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1934年參與創辦《讀書生活》半月刊。在武漢參與合編《全民抗戰》雜誌，宣傳抗日救國。創辦北門書屋和北門出版社，出版、銷售進步文藝書刊，宣傳抗日救國和民主進步思想。1944年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雲南支部，當選為執行委員。1945年10月當選民盟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舉行慶祝政協成立大會，被推為五人主席團成員。因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同年7月11日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創刊詞（仝人）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是早過去了。

但讀書是屬於少數人的事，到現在卻仍存在。中國四方塊的文字未改造以前，大概在最近的將來還是要存在的。現在被這四方塊的文字造成的長城，已阻礙百分之九十的人接近現代知識了。

因此，談到讀書總帶着一點神秘味兒，高貴的氣派，好像這類風雅的事，天生只配由這些有福氣的人去享受的，讀書變為了有閒人的一種精神上的裝飾，現出與生活沒有關聯。吃飽了飯後，照例不應該有一點消遣嗎？我們是無所為而讀書呀！不是嗎？我們不是一點不要愁生活嗎？忙於衣食的人不是不需要讀書嗎??????

讀書生活提倡讀書是讀活書，是一面為生活掙扎，一面在萬分嘈雜中利用一分一分的時間去讀書；是把讀書融化在生活中。為了我們要有更好的生活，要使我們生活向上，我們的生活應有一種知識去指引，不然會成為盲人騎瞎馬。這種生活的知識一方面就是接受前人留下的生活經驗，一方面就是在實生活中去開展。我們不能偏於某一方面。所以我們提倡讀書，但一定要讀我們生活需要的書，與生活隔離的讀書，沒有方法的讀書??????

在目前，我們知道第一種特性還不能充分的發揮。所以當前本刊的實踐是特別注意下面幾點：一、首先做到對於不大讀書的人提出一個讀書生活方面的正確觀念，糾正和説服過去所受的一些不良的影響，所以創設短論。二、為供給正確而又通俗的科學知識，使讀者從此片段的知識，漸漸進入較專門的研究，故創設科學講話。三、為徹底瞭解各社會層及職業團體生活的特殊與實況，特創設生活記錄。四、為鼓勵大眾寫作，特創設青年文藝指導。五、為解除讀書過程中的疑難，特創設讀書問答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