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

《蘇報》於清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896年6月25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胡璋（鐵梅），以他的日本妻子生駒悦名義，在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館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漢口路二十號。初為一份普通小報，經常刊登一些市井瑣聞。 ^{[2]  [3]}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該報轉賣給清朝退職官吏陳範。陳範本來具有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當時適遇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發生，該報首先報道，旋設《學界風潮》專欄，不僅刊登江浙學潮消息，而且還揭露當時一些官府和教會學堂的腐敗黑暗。於是報紙“身價大起”，引起當時社會廣大知識界的共鳴。 ^[2] 

從1902年起，《蘇報》與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相互支持，鼓吹反清革命。中國教育會是蔡元培、黃宗仰、葉瀚等於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社會團體。其宗旨“在於改良教育及編訂完善之教科書，並仿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學在留日學生鬥爭的影響下發生學生退學風潮，兼任該校教習的蔡元培同情學生，亦憤而辭職，帶領一百多名退學學生，向中國教育會求助。中國教育會決定籌款建校，12月創辦了愛國學社，推蔡元培為總理，章太炎、汪文溥和吳稚暉等均任義務教員。不久，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章士釗等因不滿學堂當局干涉言論自由，也退學來到上海，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增添了新的力量。愛國學社與《蘇報》館約定，《蘇報》每天的論説由學社教員輪流撰寫，《蘇報》館則每月贈給學社一百元，以補學社經費之不足。此後，《蘇報》的言論越發激烈。 ^[3]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六（1903年6月1日），章士釗任總主編，對報紙進行改革，宣稱：“本報發行之旨趣，諒為閲報諸君所謬許，今後特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夾印二號字樣，以發揚本報之特色，而冀速感讀者之神經”。該報在新書介紹中，刊登鄒容《革命軍》廣告，介紹《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等，約2萬言。章炳麟（太炎）為之序，認為該書“主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讀之無不拔劍起舞，發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 ^[2] 

同年閏五月初五，《蘇報》刊登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斥康有為“只可行憲不可行革命”的論調，並以輕蔑口吻罵光緒皇帝是“載恬小丑，未辨菽麥”，説他與慈禧沒有區別，都是“漢族的公仇”。此文登載之次日“蘇報案”發生。 ^[2] 

“蘇報案”發生後，1903年7月7日，《蘇報》被清廷查封。《蘇報》出版共7年零11日，發行2513號。 ^[2] 

《蘇報》1902年後成為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機關報。改革內容編排和版面，除論説和各省、本埠紀事之外，增設時事要聞、世界要聞、學界風潮、時論擇要、專件擇要、新書介紹、新諧、擇雅等欄目，摒棄聖渝恭錄、上渝電傳欄。聘章士釗為主筆，章炳麟、蔡元培等為主要撰稿人。 ^[5] 

1903年，《蘇報》聘請愛國學社的章士釗擔任主筆，使之面目一新，並陸續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蘇報》以大量的篇幅，最先向全國人民推薦鄒容的《革命軍》。6月9日刊載的“愛讀《革命軍》者”所寫的《讀（革命軍）》一文，熱情盛讚這是全國人民必讀的教科書，讀者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次日，又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軍）》，讚揚這本書是“義師先聲”。《蘇報》還在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摘要刊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登廣告進行推薦。 ^[3] 

清政府對於《蘇報》刊出鄒容、章太炎的著作，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深為惱怒，力圖壓制。上海道袁樹勳奉朝廷之命張貼告示，懸賞捕捉寫作者。但因《蘇報》和愛國學社都在公共租界裏，未能捉成。清政府加派候補道俞明震與領事團交涉，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引渡”陳範、章太炎、鄒容等人。雙方約定：“所拘之人，須在會審公堂由中外官會審。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內辦理。”按照這一約定，領事團在拘票上籤了字，由會審公廨交給巡捕房去執行。捕人的風聲傳出後，章士釗、汪文溥、黃宗仰等人先後離滬躲避，有人勸章太炎立即出走，章太炎卻毫不畏懼，決心坐以待捕，説：“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現在已經第七次了。”6月29日，中西探捕多人闖入《蘇報》館，出示捕人牌告，當場將司賬程吉甫鎖去。陳範連夜走避。30日清晨，當中西探捕來到愛國學社時，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説：“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隨即從容就逮。同一天，中西探捕進入陳範的女兒陳擷芬主持的《女報》館中，逮捕了錢允生和陳範的兒子陳仲彝。章太炎寫信給鄒容和龍積之，要他們自動投案。龍積之當晚到巡捕房自首，鄒容也在7月1日自投捕房。 ^[3] 

章太炎等人被捕後，《蘇報》照常出版，繼續宣傳革命，先後發表了《哀心死》《新無錫會之緣起》等文。直到7月6日，還登出了章太炎的《獄中答新聞報》，對清政府進行猛烈抨擊。7月7日，租界當局把《蘇報》查封。 ^[3] 

7月15日，西捕戒備森嚴地用馬車把章太炎和鄒容送到租界會審公廨，由會審委員孫建臣和英國領事署翻譯進行第一次審訊。律師古柏（Corbett）等代表清朝政府出庭，章太炎和鄒容所請的律師博易（Boye）和瓊司（Jones）也到庭辯護。古柏首先指控《蘇報》，“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並從《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和介紹《革命軍》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激烈詞句，作為“罪證”。面對這種審訊，章太炎和鄒容心胸坦然，直言不諱地分別承認自己是《序（革命軍）》和《革命軍》的作者。 ^[3] 

清政府欲“引渡”而不能，即通知袁樹勳，將《蘇報》案在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審結。同時，商得英國公使的同意，組織“額外公堂”，由上海縣知縣汪懋坤擔任主審，由公廨會審委員及陪審官充當會審。從12月3日至7日，審訊又連續進行了四次。在法庭上，章太炎、鄒容分別對清政府代表古柏的指控一一進行了駁斥。以後，對章太炎、鄒容的審訊時斷時續，一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才由租界當局最後判決，鄒容監禁兩年，章太炎監禁三年，從1903年6月30日起算，期滿開釋，驅逐出境。 ^[3] 

清政府鎮壓愛國學社和《蘇報》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因為它以中國政府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外國人控告自己的百姓，進一步喪失民心，並促使更多的愛國知識分子閲讀《革命軍》等革命書籍，走上反抗鬥爭的道路。 ^[3] 

1905年4月3日，鄒容因不堪監獄的折磨，病死獄中，遺體由義士劉三（季平）營葬於上海縣華涇鄉黃葉樓旁。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主編《民報》。 ^{[2]  [3]} 

作為“革命言論之樞紐”的《蘇報》，在中外反動派的勾結下遭到封禁，震動朝野，影響深遠。《蘇報》查封后僅一個月，章士釗等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宗旨與《蘇報》相同，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此後，“革命思潮益風起雲湧，長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之愛國公學學生，仍多散放宣傳小冊及日本出版之各種書報，為《蘇報》之代。”更多的愛國知識分子在《革命軍》等革命書刊的影響下，走上了堅定的反清鬥爭革命道路。 ^{[1]  [4]}